看过张兆和的一篇小说《费家的二小》。
故事中，费家一家三口父亲、哥哥、二小相依为命，二小渐渐长大，顶上过去母亲的缺，每日操持家务，成为这个家中不可缺少的女性，父亲和哥哥想把二小留在身边，无论谁来提亲，都一准吃闭门羹，日子就这样过着，二小也承诺，永远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可终于有一天，二小还是跟着卖货的年轻人走了，父亲和哥哥得知后，陷入到无名的哀伤中。
张兆和的笔触是清婉的，淡淡的叙述，近似于童话，这是标准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的路子。可在这种近乎唯美的图画中，张兆和最后却笔锋一转，给整个故事来了个不大不小的破灭，这让我隐隐觉得，作为半个老乡的张兆和，并非一味清雅，她骨子里，似乎还是有一股狠劲儿，有着江淮女子的倔强与现实。
张兆和和沈从文的爱情，现在听上去，几乎算是童话了吧：湘西走出来的穷孩子，经过努力，当上了大学教授，并且他还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学生，并且他还写大量的情书给她，并且他还得到了上级领导胡适先生的帮忙。最终，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青蛙王子和公主生活在一起。
前段时间被人大书特书的沈从文和高青子的情感纠结，令人看了好不厌烦，从原本美满的婚姻中，挖出一点两点破绽，是世人的兴趣。但即便主人公之间出现过问题，我却更想从当事双方本身入手，来看来探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毕竟沈从文最爱的人，是张兆和，他在她最好的年龄爱上了她，进而从这爱中，生出了一些烦恼。
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出两个系列。一个是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极力创造神境；另一个世界，则是都市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始终带有抵触情绪，他讽刺这个世界，揭露这个世界的虚伪，他一向腼腆而不无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可是，当沈从文走进爱情天地的时候，这个乡下人的身份，多少又让他感到自卑吧。追求张兆和，他费了不少力气，虽然最后革命成功，可是在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里，沈从文应该始终放得比较低。
读《从文家书》，看到抗战开始后，他们的那一束飘零书简，真叫人心焦，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一个女巫，给公主王子施了法术，阻挡他们的团聚。1937年7月，抗战的炮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战争逼着人流转迁徙，8月12日，沈从文和一批朋友结伴，化装逃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守北平城。
这多少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读者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不就是一起上路的吗？他们这么难，上有老下有小，还一身的病痛，也都坚持逃亡了。青蛙王子和公主不是说好不离不弃的吗？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其实在那个不得不暂时分离的年代，就是沈张夫妇俩争论的焦点，在目前可见的通信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敏感温柔的沈从文内心的绝望，而张兆和女士，则理智、冷静，很多时候似乎在打太极。
张兆和为什么不愿意走？1937年9月24日，沈从文走了一个多月，张兆和开始透露自己不走的理由：“我呢，有着乡下老太婆死守家园的固执，情愿把孙儿媳妇一齐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看家。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看这段话，张兆和给出的不南下的理由大致有三：自己的固执是主观原因，书信文稿不方便携带和南下生活的苦难是两条客观原因。
战争年代，储备粮和傍身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能救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张兆和完全合格。也许是年轻，即便偶尔有情感上的牵绊，她也不似沈从文的情绪那样阴霾，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帮助家庭抵御这场危机上。
苏州娘家已经返回合肥避难，这让她放心，她自己也已经储了可吃半年的米，她要实行省吃俭用，用余款还可以过旧历新年。她开始念叨沈从文的打肿脸充胖子，钱上大手大脚：“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的钱我已写信给大姐，她当会如数寄二百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
从这里看，沈从文应该写信找张兆和要过钱，张兆和由此觉得沈从文花钱太大手大脚，因此来了一段“教训”，沈从文花钱是大手大脚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做出一点揣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沈从文在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些紧急事件（譬如帮助朋友），所以钱上面很快就紧张起来；第二种是沈从文先生确实花钱没数，没有沈夫人勤俭持家的劲头，觉得有钱花就花，随意得很。再追问下去，沈从文先生为什么花钱随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很受过钱的苦。
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求学的时代，那住的是“霉而小”的书斋，吃饭经常赊账，冬天冷得哆嗦，郁达夫来看望他，看得不忍心，便送了他一条围巾，请他吃了饭，饭后还把找的零钱给他。这样一位穷苦孩子，可以说是很受过钱的压迫的，等到他当上了大学教授，手里有了点钱的时候，他用钱随意一点，也情有可原。可在当时，自小家庭生活相对优渥的张兆和，也许真的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这样花钱而不会用钱？这种沟通上的错位，应该说谁都没有错，充其量只能说是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不同，有待磨合。但是这种磨合，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当事人带来了痛苦。
1937年10月，沈从文离开北平两个多月，他们的朋友也开始劝张兆和南下，可张女士依旧保持乐观，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她希望等春暖花开再从从容容上路，或者欢迎朋友们北来。作为一个要操持家务顾全大局的主妇，她继续负责纠正沈从文生活上的弊病，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洗衣服弄糙了手，不怕吃得差，不愿意沈从文逼着自己穿高跟鞋做头发。
沈从文先生有时候很矛盾。小说中，他是批判绅士阶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又的确是在往绅士阶级努力，希望自己的爱人美丽一些，再美丽一些，也是他免不了的私心。可这在干练的张兆和那里，完全是多余。
张兆和的一生，大概都是在追求朴素而近自然。看她那些照片，浓妆艳抹的一张也没有的，有的只是清风一缕，很家常，很天然，要么梳着辫子，要么是短发，迎着风站着。较陆小曼她们，又是一种味道。她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百合，天性混沌未开，然而外表上，又有一种倔强的清丽。
沈从文为她的这种美所吸引，可对她的这种倔强，则有点不理解。进而，他开始有点对自己的爱情没信心了。1937年11月6日，离家不到三个月的沈从文，从武昌给张兆和发了一封长信（其间沈从文的信应该还有，但现在似乎看不到了），表达他对于张兆和不愿南下的疑惑。在信中，沈从文把自己柔软的一面表露无遗。张兆和不在他身边，他总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异态，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知所归。他觉得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两个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才能得到。
沈从文像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者，张兆和则仿佛是现实主义者。张兆和的不南下，让沈心焦不已。他自己揣测，并对每一种揣测做出了应对：“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方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不拘哪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
沈从文温柔的劝解，让读者一下子就把同情抛向了他那一边。旧女性的世界里有句俗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个“随”字表现了多少无奈。可放到新女性这里，张兆和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反过来，倒是沈从文感到无奈了，一个短暂的分离，甚至让他对爱情产生看法，虽然他的口气是那么彬彬有礼：“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
“这种事”恐怕是没有的。但从文先生写出这些话，造出一个假想敌，就已经算是莫名的妒忌与生气了。只是这气，他没办法、也不会朝着爱人撒，他似乎是匍匐在爱神面前的。对于爱情，他始终怀着一种敬畏，在与张兆和的恋爱中，他不无乡下人的自卑。他是在疑心了，可他又连忙解释，反复申辩，表明如果张兆和遇到“这种事”，不必考虑他。他那莫名的悲观，让他陷入到幻景之中，他甚至从这幻景里，得到了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沈从文这封信写得孤苦可怜，恐怕是寄望着能以情动人。可没想到张兆和女士根本不接招。11月9日的信中，她感慨：“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当然，这个时候，张兆和应该还没有收到沈从文那封发自武昌的信。
张兆和收到信后的反应怎样，在现存可见的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1937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通信。到了12月14日的信，张兆和的笔触里又露出柔情，开头一段家居景色描写，好不静谧。南京已经沦陷，她还是决定留在北平。
从家书的行文看，张兆和应该是个利落的女子，说一不二，性格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对于沈从文的批评，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从文为路线的事可能责怪过张兆和，张兆和立刻回击：“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这是张兆和由生活谈到沈从文的创作，她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都非常好，评论可能就欠缺一点。但是她的这种指摘中，我们似乎还是能捕捉到一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对于南下与否的争执，可能让她也有点冒火。在她看来，南下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为什么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都说得通。
日子过得很快，1938年来临了。沈从文夫妇依旧在为南下的事焦灼着。1938年1月，张兆和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费不足、天气尚寒、沈从文自己也是居无定所，并声明如果有了钱，可以寄来，有了路费，她才可以随时上路，胆也壮多了。
张兆和似乎对写信这件事情有独钟。战争毁掉了一切，她独对两样东西毁掉了要心痛不已，一个是大大的相片，一个是婚前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她曾为沈从文有爱写信的习惯感到欣喜，她说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她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
爱写信，是因为信件是对于个人历史的见证，还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得而知。可沈从文显然对这种鸿雁传书的情感交流方式是不满意的。追求张兆和的时候，他就曾给她写过大量的书信，如今战火连天，原本正应该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时候，可他却还是得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相爱而不能相守，怎么能不痛苦呢，他说自己的爱情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开始了他最漫长的思念与等待。黄昏让他心地柔弱，杜鹃的叫声也让他觉得清而悲。他是悲伤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从泛泛的往来上得到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却因为距离，也不能得到。男女之间，即便是亲密的夫妻之间，要达成全然的理解，竟也是那么难。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沈从文终于等到了张兆和决定南下的声音。
可张兆和临行前突然又决定取消南下计划。这种反复，几乎让沈从文发狂。他在信里喊：“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猜测，对于爱情，他再度悲观了。
张兆和这次连忙安慰，是带点娇憨的安慰：“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好一个“我要你不生气”啊，张兆和不愧是沈从文爱情神龛里的小小女神，她能让他忽然欢喜，手舞足蹈，亦能让他忽然悲恸，暗自神伤。这样的操控，仿佛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爱情。1938年初秋，张兆和终于动身，去与沈从文会合，青蛙王子和公主终于又生活在了一起。
统观这一束珍贵的家书，我们不难感觉到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独。这孤独，正如沈从文形容的杜鹃叫一样，是清而悲的。这孤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仿佛怀揣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面对他人的时候，彼此说着不一样的心灵密语，想要理解，是多么难，即使有爱情，即使有亲情。
晚年的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感慨。在整理这些旧书信，她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理解沈从文，同时她也感觉到沈从文的可贵。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无法言说，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刚刚好的情感交流，需要得到上天多大的宠爱。理解万岁，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叫的口号。的确，理解是美好的，可在通往理解的迷宫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分岔小径的入口。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朦胧的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