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安全”的界定
大多数人从本能上理解安全的含义。它指远离饥饿、疾病、犯罪和压迫的持续威胁。它也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我们家庭中，工作中，在社区里还是周边环境里——能得到保护以免于突发伤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39】
从本质上说，“人的安全”是人们免于暴力和非暴力威胁的安全。这是一种以远离对他们的权利、安全以至生命的威胁为特征的情况或状态。从外交视角看，“人的安全”的最佳理解也许是视角和定位的一次转换。这是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把人作为参考点，而不是排他地只关注领土或政府的安全。
——人类安全委员会，2003【40】
在深入讨论以前，思考一下本书讨论的关键术语的定义是有必要的。什么是安全？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经指出，虽然这个概念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被广泛使用，但是这个概念的文献资料却是“不平衡”的。我们有实实在在的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主义的文献资料，但是与之平行的概念上（理论上）的文献却相当缺乏。【41】
关于安全概念的关键要素，各种文献一直存在争议。第一，我们在讨论谁的安全？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是安全的基本参考系，虽然不是唯一的参考系。但是我们并不能马上弄清楚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最近许多安全方面的文献也在为这一焦点争辩。其他可供选择的参考系包括个体、群体（阶层或者民族）、地区、国际体系（如“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全球。不仅如此，许多人认为，对国家排他性的关注加剧了世界政治的安全问题。【42】
除此以外，对安全的本质内容的讨论，过去到现在也都存在着实质性的争议。大多数人都认同军事与国家的安全有本质联系。然而，即使传统观念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说明，经济是安全的中心，因为产生和维持军事力量的能力依赖于该主体的经济力量。进一步说，如果被保护的是群体的福利，那么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是一样重要的。二级体系的没落和互相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凸显了这一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它促使了美国克林顿政府同时运作经济安全理事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努力。一个国家把潜在的力量转换为可用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依赖于其有效地动员国民支持战争的能力，这说明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在安全概念的范围之内，如此等等。
安全概念不能被有力而广泛地接受，部分地反映了该概念在本质上是存在争议的。它包含有肯定会引起争议的内容。安全被看做是合理的渴求。个体和国家——在用“安全”的名义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时——试图盗用这个术语的正面内涵。在这种语境下，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指出，安全的提法“看似为更广阔的共识提供指导和基础？ ？也许是让人们给任何他们中意的政策贴上一个诱人却或许是虚伪的标签”。【43】在竞争公共资源的政治主张中，援引安全明显地增加了政策的正义性。利益在社会内部和社会间是多元的，所以对于安全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议。有关“人的安全”的讨论过程本身也是这种争议的一种体现。许多“人的”安全的支持者努力使个体在与国家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44】有些人经常反对个体权利的扩张，因为这会潜在地削弱国家控制安全政策的权力，而且为中央集权的主权观埋下了隐患。人们可能会认为，“人的安全”基于发展的途径和基于权利的途径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努力使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适应各自支持者的偏好。
这些概念的含混性阻碍了对概念的精确定义。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状况下它仍然有一个大体上可接受的中心内涵。安全意味着远离对核心价值的威胁。核心价值通常包括人身生存、福利和身份认同。当我们说到“人的安全”的时候，说的是远离对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
对人的关注的确明确了安全的指涉对象。然而，这种转移并没有避免上文所说到的含混性，因为它没有清楚地回答保护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如汉普森（Fen Hampson）所认为的，这个（概念体系）里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内容：【45】一是对基于条约和其他国际法律工具的权利的保护；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的威胁；三是更宽泛地保持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这里人的安全包括了经济、食物、健康、环境、人身、群体和政治安全。【46】
关于人的安全，更进一步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定义被保护的人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如果仅指人的生存的话没有问题，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意见妥协和明显分歧。在约翰内斯堡峰会（2002）和一些更早的环境和发展的秘密会议（Conclaves）上，关于可持续发展中持续和发展的比重问题已经形象地显示了该观点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在北半球国家和南半球国家间存在，而且在北半球国家中负责发展的机构和负责环境保护的机构之间也存在。
同样，人权的讨论显示了人们在如何看待被保护人的身份内涵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对基本权利的侵犯的行为在另一种社会文化看来则是对人权的防护。伊斯兰社会的妇女隔离习俗即是一个例子，在某些人看来是对“人的安全”的推动，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变成了威胁。【47】类似的问题在身份作为一个核心价值的考量中也遇到过：我们是在谈论个体的身份还是在谈论个体作为某个群体成员的身份？群体身份的存在也可能会限制个体身份的表达。
在接下去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基于发展和基于保护这两个角度对“人的安全”的理解。我们暂时用一种宽泛的定义，把“人的安全”理解为人的核心价值免于威胁的自由，这其中包括人的生存、福利和身份认同。
这个概念的形成为界定我们讨论的主体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对个体基本安全的思考把我们引向人权的思考，尤其是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一系列关于妇女儿童的会议和安理会行动的转向把这两个群体的问题纳入了安全框架，以保护其免受暴力伤害。福利作为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安全问题的分析推向了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方向。“人的安全”概念的某些部分和发展的“基本需求”【48】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仅因为免于暴力的安全本身即是一种基本需求，更因为那些采用发展角度定义“人的安全”的人们，会把一系列广泛的生活质量问题作为“人的安全”的一部分或者是必要条件。再者，因为某些武器（如地雷和小武器）的激增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威胁，也因为在裁军和发展之间天然存在着某种联系，【49】我们也许有理由提出裁军事宜和联合国在其中的角色问题。若干联合国会议（如1974年和1996年的世界粮食会议）明确地把他们的工作对象与安全概念联系起来。身份认同作为保护对象的一部分将文化领域引入了考虑范畴。
这儿必然有一种风险，即我们的研究可能会与联合国思想史计划中其他的研究如权利、性别和发展等相重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安全”的视角。这些相关的议题更多地不是被独立对待，而是就它们与联合国安全话语的演进以及国际交往的联系方面进行探讨。
本书的结构
接下来的分析共分两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第一章讨论了安全概念的历史根源，并探讨了逐渐成为焦点的、以牺牲个体安全为代价的国家民族安全问题。讨论突出表明了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是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与冲突中的人为现象，在这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特权是特定历史环境（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下国家事务的自然产物。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概括了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观逐渐瓦解的过程。该章也阐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安全问题向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功能性地拓展的根源，总结了许多现在被认为是“人的安全”的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少是在理论上，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第二章考察了在冷战时期关于“人的安全”理念方面的一些早期形态，并指出，尽管冷战带来了许多限制，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仍然做了很多规范性的工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安全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发展为保护受冲突威胁的个体奠定了坚实的规范性基石。1977年这种努力被具体扩展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领域。纽伦堡起诉是限制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免罚的重要开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和相关的盟约把这次起诉成果进一步深化，把人的权利视为国际关系中的相关事务。难民大会及其1969年的草案明确了一套制度以保障跨国难民的权利，确定了接收国的义务。关于人的基本需求和之后人的发展讨论的演变，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人的安全”事务建立了经济和发展维度的基础。
在概述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和规范的发展后，我们进入第三章，探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在安全理论与实践上削弱国家中心论有所贡献。这一章指出，把国家作为基本参考系的安全观，在20世纪中上叶因技术、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继而本章论述了安全研究学术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传统安全研究中集权和军事中心论所展开的批判。本章还记录了学术团体为扩展安全的定义，把变化了的环境、个体及其国家的生存、福利所面临的挑战也纳入定义范围所作的努力。
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冷战后“人的安全”思维的发展和联合国在其中的核心角色问题。第四章进一步讨论了发展研究中对人的重新关注，扩展了“人的发展”的概念，并把它与“人的安全”相联系。该章提到了人们对贫困和冲突之间关系的长期关注，对20世纪90年代冲突的结构性诱因又重新进行了讨论和思考。这一章对2003年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作了总结，并将之视为把“人的安全”作为经济骤然衰退中保护个体免受伤害的典型范例。该章还强调了发展经济学家和联合国发展机构、秘书长、联合国大会，在把发展及其可持续性列入安全议程中实施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把“人的发展”列入“人的安全”这一基本维度的努力中，也体现在把发展问题深化为预防冲突的重要手段的过程中。
在第五章里，我们把注意力从“人的安全”发展的理解转向对暴力的预防。这一章展示了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说法在理解上的演变，以及对安全理念的拓展——新的安全观也包括国家内部对人的安全的威胁。该章也讨论了托管地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安全保护问题，展现了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在判定不干涉原则时的核心角色，并把它与国家保护其公民的责任相联系。本章还讨论到地区性组织在提出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的问题时所作的相应努力。在这里我们证明，当一个国家未能履行义务保护其主权疆域内的公民时，国际组织插手其内部事务的范围就会扩大，其规范也就有了本质的变化。这一章也考察了新出现的司法机构，这些机构被设置用来处理免罚及协调国际社会管理对公民安全造成威胁的武器的增长及使用。
第六章继续关注对特定群体保护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发展，比如儿童、妇女和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口（IDPs）。
总体而言，第四章到第六章展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规范性发展，这个发展可能会导致对主权认同相关权利的重新定义，并且展示出这些规范是如何“嵌入”到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为中去的。它强调了联合国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即联合国是理念的产生者、宣传的平台、它自身权利的维护者、国家和地区活动合法性的判定者、新的（人的）安全理解的执行者。我们也强调了跨国民间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合作在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如地雷、冲突中的儿童、国际犯罪法律和国际法律机构）时所起到的核心性作用，以及这种联合是如何与联合国互动来重新定义安全的。
在第七章中，我们评估了与“人的安全”理念相关的概念以及其政策上的代价和诱惑。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积极的收益，但也指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国家和个体之间作为安全参照系的重新平衡是可喜的。然而，我们认为把关怀的领域从免于暴力向外扩展到安全议题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指导。在把经济、环境、卫生以及其他问题作为安全议题时产生了四个疑问：第一，这些建议的选项是否会产生分析上的提升？我们认为不是的。比如人的发展，它本身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把它和安全融合起来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第二，理念上的转变会使得我们更多地获取到资源吗？在我们知识所及的范围内，还没有证据表明，把发展定义为安全、把环境定义为安全或者把卫生定义为安全，会得到更多的资源，以有利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解决。然而就这方面而言，这样的重定义或许还会产生虚假的希望。第三，更多的传统的、功能性的安全理解有它们自己的优点。把安全议题扩大的一个风险是，更多与暴力相关的传统问题得不到它们应有的优先关注。最后，这样的重新分类将鼓励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所以，我们最终提出了一个更具限制性的“人的安全”定义来避免这些陷阱。
结语部分总结了我们的这些基本发现。如果有人把20世纪末与19世纪末相比较，那他会发现人们在安全理念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国家未对境内国民尽到应尽义务时，这对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对主权作为国际社会的构成原则以及由此授予的国家权利都可能有重要的影响。尽管人们对2001年9月美国受袭击的反响对这种转变形成了压力，但似乎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压力对其起到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
“人的安全”理念的发展是一个广泛的、多元的过程。在本书中，我们不可能对每一部分都平等地阐述。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选择并确定优先级。关于行为主体，我们没有提供关于非政府组织在这个理念产生过程中的完整分析，因为它值得用另外一部著作来做专门阐述；而本书作为丛书的一部分，是关注于联合国的某个方面的。我们承认，本书的结论存在一些集权主义的和多边方面的偏见；然而，我们确实讨论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有时显著地冲击了国家和关于“人的安全”理念的多边发展（如第五章中关于地雷进程的讨论）。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在“人的安全”的众多功能性维度中作出选择。我们关注于人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导致了许多读者会认为我们对某些方面的关注不足，比如把环境、卫生以及犯罪作为“人的安全”的话题。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足，以及这些议题在将来研究中的重要性。
注释：
【1】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Human Security Now（New York：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2003），2 .
【2】 Sadako Ogata，“State Security— Human Security，”The Fridtjof Nansen Memorial Lec-ture，12 December 2001，2，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actitvties/out-reach/Nansen.pdf，accessed 5 October 2004. See also 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Chapter 10；Fen Hampson，John Hay，Jean Daudelin，Todd Martin，and Holly Reid，Madness in the Multitude：Human Security and World Disorder（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4；and Sadako Ogata，“Globalization and Human Security，”Weatherhead Policy Forum，Columbia University，27 March 2002，1.
【3】 Keith Krause and Micheal C .William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Press，1997），ix .
【4】关于横向和纵向维度方面的区别，可参见艾玛·罗斯切尔德（Emma Rothschild）的解释，“What Is Security？”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24（Summer 1995）：55 .关于进一步的综述和更深刻的讨论，可参见Barry Buzan，People，States，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5】 Lloyd Axworthy，“Introduction，”i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Protec-ting People，Promoting Peace，edited by Rob McRae and Don Hubert（Montrea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1），10.为了避免这种观点完全成为加拿大的理念，一位安全事务方面的德国分析家指出：“在后现代国际政治中，新的安全思维的核心就是被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称为的‘人的安全’。”Hans-Georg Ehrhart，“What Model for CFSP？”Chaillot Papers No .55（Paris：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October 2002），17 .See also Commission for Human Security，H uman Security Now，Chapter 1 passim .
【6】 Louis Emmerij，Richard Jolly，and Thomas G .Weiss，Aheadof the Curve？UN Ideas and Global Challeng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7】 Ibid .，3 .
【8】 Ibid .，1 .
【9】很有趣的是，《引领时代？》一书的作者把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兼任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作作为联合国影响力的证明，但他们没有提到类似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机构的关注。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国国家代表以及联合国的特殊机构因为安全方面的工作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不仅仅是因为在某些特定冲突中的工作而获奖，也因为他们把新理念带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比如维和行动和在经济社会领域为国际和平带来的贡献等。
【10】 Emmerij，Jolly，and Weiss，A head o f the Curve？，4 .
【11】 Peter M .Haas，“Introduction：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Winter 1992）：1-36 .
【12】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4）；and UNHCR，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 f ugees 1997（Geneva：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1997）.
【13】 Emmerij，Jolly，and Weiss，Ahead of the Curve？，6 .See also Robert 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03 .
【14】理念对实践还可能产生的四种影响，参见《引领时代？》，第13页。
【15】正如Nicholas Thomas和William Tow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推进人的安全，至少在短期内，当今时代必须体现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Gaining Security by Trashing the State？A Reply to Bellamy and McDonald，”Security Dialogue 30（September 2002）：381 .
【16】 《引领时代？》一书中把“全球挑战”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广泛被认为扰乱并威胁到经济与社会（最终也影响到政治）平衡的问题”。参见《引领时代？》，第14页。
【17】”One cannot grasp the sense and application of a rule if one misunderstands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emerged and in which it produces its effects .”Fran？ois Bugnion，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Geneva：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1986），3 .
【18】近年来，有关国际关系中这个理念的作用的总结资料，可参见Emmerij，Jolly，and Weiss，Ahead of the Curve？，7-10。而更早关于人的行为的材料，可参见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91）。
【19】 Emmerij，Jolly，and Weiss，A head o f the Curve？，8 .
【20】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欧洲大国发起的境外战争往往很少区分士兵和平民，并且经常对战争线路上的平民造成严重的伤害。
【21】进一步有用的讨论，可参见Karma Nabulsi，Traditions of War：Occupation，Resistance，and the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8-52，57-59。
【22】关于这些发展的总结，可参见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Chapter 6-8。
【23】 Rudolph Rummel，Death by Government（New Brunswick，N .J .：Transactions Press，1994）.
【24】 K .J .Holsti，“The Coming Chaos？Armed Conflict in the World’s Periphery，”i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edited by T .V .Paul and John A . Ha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02 .
【25】 See Robert H .Jackson，Quasi-States：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6】全球化是指“很多社会关系将超越地理意义上的国界线，以至于人类的生活将快速融入到世界的每个地方”。Jan Art Scholte，“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in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edited by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4-15 .
【27】跨国界环境问题不是新现象。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现象变得更为严重。
【28】 2003年SARS疫情夺走了750名受害者的生命。病毒从亚洲爆发，并波及超过20个国家，感染了8000人后才被最终控制。
【29】关于后冷战时期战争的变化特点的有影响的讨论，可参见Mary Kaldor，New and Old Wars：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9）。For a critique of Kaldor’s argument，see Mats Berdal，“How ‘New’ Are‘New Wars’？Re-flections on Global Economic Change and War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 9（October-December 2003）：477-502 .
【30】更完整的论证，可参见S .Neil MacFarlane，“Politics and Humanitarian Action，”Occa-sional Paper No .41（Providence，R.I.：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0），27-30；and Mark Frohart，Diane Paul，and Larry Minear，“Protecting Human Rights：The Challenge to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Occasional Paper No .35（Providence，R.I.：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9）。关于解除武装的材料，可参见UNHCR，The Stateof theWorld’sRefugees200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fortheUNHCR），Annex3，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nhcr.ch/pubs/sowr2000/annexes.pdf，accessed 5 October 2004； and UNHCR，Refugees by Numbers，2003 ed.（Geneva：UNHCR，2003），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nhcr.ch/cgi-bin/texis/vtx/publ，accessed 5 October 2004。
【31】关于“复合型危机”的含义，可参见Cindy Collins and Thomas G .Weiss，Humanitar-ian Challenges and Intervention，2nd ed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2000），4-8；and An-drew Natsios，U .S.Foreign Policy and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 pocalypse：Humanitarian Relief in Complex Emergencies（Washington，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7），6-14。
【32】其中关于美国的部分，可参见David Malone，“US-UN Relation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U .S.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dited by Rosemary Foot，Neil MacFarlane，and Michael Mastandun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81。
【33】有关认知团体的产生和作用，可参见Peter M .Haas，ed .，Knowledge，Power，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92），最初为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Winter 1992）]的一期特别专刊。这里有两个能充分说明问题的例子：绪芳·贞子在人类安全委员会中的角色，以及安德鲁·马克从秘书长办公室战略规划部门离职去了哈佛大学，而后又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人的安全理念运作的工作。
【34】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and UNHCR，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199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5】例如，加拿大对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的赞助和日本对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赞助。
【36】 2002年10月9日，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电子邮件交流。
【37】 2002年7月，对Jeff Crisp的访问，UNHCR。
【38】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Challenges and Change，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59/565），2 December 2004 .
【39】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3 .
【40】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Human Security：Safety for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Ottawa：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 rade，1999）.
【41】巴里·布赞在People，States，and Fear一书的第4—7页对安全的含义进行了简洁而有用的文献综述。
【42】 Ibid .，6 .
【43】 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in 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147 .
【44】一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在与作者的私人交流中指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援引人的安全理念很可能是因为该组织有强烈的愿望保证冷战后发展的和平环境。
【45】 Fen Hampson，“The Many Meanings of Human Security，”in Hampson，Hay，Daudelin，Martin，and Reid，Madness in the Multitude，17-18 .
【46】对于后一种观点的经典表述，可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人的安全的新维度》。人的安全参数的争论再一次反映了该安全理念的价值内容及安全话语。
【47】作为回应，一位评论者直接对受这些做法影响的女性是否将隔离当作安全问题表示质疑。
【48】关于发展研究与政策方面的“基本需求”的进展，可参见Emmerij，Jolly，and Weiss，A head o f the Curve？，68-76。
【49】 Se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S-10/2（1978）；and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Disarma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rmament and Development（New York：Unit-ed Nations，1982）.该报告由Inga Thorsson和她的同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