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家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工程”是一个基于文学实践经验、立足历史、反思“现在”的开放性的文学研究体系。与维谢洛夫斯基关注诗歌、巴赫金关注小说不同，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研究对象是“历史”（历史作品、历史叙事、历史话语）。
绪论部分首先从解构客观主义历史的客观性叙事与实证主义历史的决定性书写、历史研究的“文学介入”、历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提出背景。其次，论述了国内外对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在历史、文学、叙事学三个领域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本书研究重点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文学价值与意义，指出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海登·怀特历史诗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文学批评处于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第二，怀特的历史诗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在历史和叙事学领域。
第一节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提出背景
一、解构客观主义历史的客观性叙事与实证主义历史的决定性书写
美国史学曾受欧洲史学，尤其是德国兰克学派“客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影响。19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德国的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Adams）与约翰·伯杰士（John Burgess）在美国高校大力培养、传播兰克学派继承人，使客观主义史观在美国影响深远。兰克（Lank）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鉴别与辨析，主张历史著作要“如实直书”、“消灭自我”，因此，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又被称为“考据派”。受兰克影响的客观主义历史著作内容丰富、生动，有立体感和权威性，但是其追求的纯客观性却无法保障。即使兰克本人对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也是有所取舍的，他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色彩很浓”【1】的史学家。20世纪初，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克罗齐（Croce）、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等史学家分别从历史的相对性、直觉性与表现性上否定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客观性。然而，美国新史学派引进计量方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范畴，进一步提高史料分析和叙事的精确性，客观主义历史在美国的影响力依然不减。
深受克罗齐影响的海登·怀特则从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上进一步批判客观主义史学的客观性“梦想”。当实证主义历史观在19世纪欧洲大行其道的时候，意大利文坛名宿桑克提斯（Sanctis）引导克罗齐走向了反实证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道路。对克罗齐思想十分偏爱的海登·怀特，与实证主义的决裂也在情理之中。海登·怀特指出：“兰克没有认识到的是，人们可能以客观主义之名拒斥对历史进行浪漫主义的研究，但是，只要历史被认为是运用叙事进行的解释，人们就必须将原型神话或情节结构带入叙事之中，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叙事获得一种形式。”【2】兰克及其后学以编撰经验性和实证性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著作，“过分强调文献考证和事实描述，这样实际上就排斥了概括、解释和理论。”【3】
通过对客观主义经典史学家兰克历史著作的解读，海登·怀特认为“支撑着他们，使其愿意沉迷于历史文献包含的混乱材料和事件的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即根据事件的特殊性所做的准确描述得出的不是一种混乱的图景，而是一种形式一致性的想像……这最初是他们在叙事性散文中想要获得的”【4】。海登·怀特认为，客观性叙事排除了原型神话和情节结构，也就排除了叙事的形式一致性想象，进而也就排除了历史性。并非客观性，而是虚构性和诗性赋予了混乱材料和事件的形式一致性。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搬运工搬砖头一样，把历史事件从史料“搬”到著作中去。“针对现实的叙事是一种虚构行为，只要历史编撰涉及讲故事（叙事），就必然要对现实进行虚构，因此海登·怀特断言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是虚构的。”【5】所以，海登·怀特说：“在许多方面，传统的兰克式的历史研究的成功都是导致了这场危机（历史主义危机）的原因。”【6】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采取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新科学，代替旧历史主义，从而摆脱19世纪“现实主义”幻觉。
受孔德（Auguste Comte）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主张搞清楚事实，分析事实间的因果联系，并赋予事实以“意义”。出于对较为成功的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与效颦，19世纪史学出现了向自然科学看齐的趋势，柯林伍德称之为“史学的自然主义”。【7】反对这一趋势的有德罗伊森（Droysen）、卡西尔（Ernst Cassir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柯林伍德、沃尔什（William H.Walsh）等。20世纪中期，海登·怀特加入反实证主义阵营。海登·怀特指出，“卡尔·波普尔对科学解释的逻辑研究、概率理论对科学规律的性质研究，都颠覆了科学命题之绝对的实证主义观点，而当代英国和美国哲学家改变了实证主义者在科学陈述与哲学陈述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8】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颠覆了科学规律的绝对性与可靠性，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家从历史过程中发现因果律的做法，坚持历史非决定论，认为逻辑经验主义不能证明未来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因而历史进程也是不可预言的。概率理论认为科学规律并非决定性的，而是随机性与不确定性的。“实证主义方法把自己限定在对客观现实的经验性的观察之上。”【9】如果说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从反思历史知识性质上批判了以历史规律为思考重点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那么海登·怀特则从历史规律、历史知识之表述工具的话语层面批判实证主义历史。
在“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10】之后，海登·怀特指出：“倘若说一切的诗中都有历史性的因素的话，在对于世界的每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中也都有诗的因素。”【11】而且“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12】因为“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13】。可见，海登·怀特从历史话语所蕴含的诗性特质上以卡尔·波普尔的方式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把历史研究“越来越转向历史写作的结构和布局方面，似乎日益回到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老路上去了”【14】。
二、历史研究的“文学介入”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和美国文艺理论界坚定地遵循着从文学批评范畴论证历史著作的路线。“巴尔特否认了历史学和文学的任何区别”，随之也就否认了“事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区别”【15】。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跨学科性的学科。早期历史中既包括神学、博物志、地方志、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政治学、法学、哲学与自然科学提供大量资料、事实支持。古希腊历史著作《荷马史诗》与我国古代历史著作《尚书》集文学性、神话性和历史记录于一体。它们既是文学经典也是史学巨擘。“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的联系。”【16】在历史学科独立过程中文学成分被逐渐排除，历史学家埋头于对棘手文献资料的探讨，力求在事实的时间顺序与内容的真实性上保持逻辑一致性。
客观主义史学家们为了实现客观性与真实性，在历史编撰过程中尽力排除文学性与修辞成分。研究历史规律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侧重于客观必然性，而研究历史知识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侧重于历史的自律性，使历史学愈来愈完善、独立，“但是到了20世纪，历史学产生了危机。许多关于起源和目标、由来和意义的问题找不到答案。”【17】因为，“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18】海登·怀特以“文学之眼”思考历史，与历史知识形成的想象与虚构过程有关。奥特迦·伽赛特（Ortegay Gasset）认为，“历史认识要靠直觉、体会，所以有其艺术性的一面。”【19】赛尔托（Certeau）也表示：“文学是历史进程的理论表述。”【20】伊格尔斯更直接指出：“历史学显然是文学性质的。”【21】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法国的结构主义文论、英美的新批评文论不仅极大地推进了20世纪上半叶文学创造与研究，也深刻影响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科领域。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就是在上述文学理论直接影响下提出的。在《元史学》一书的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22】海登·怀特由历史作品的文学性、虚构性入手，详细分析了历史叙事的具体模式与历史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为历史的诗性书写提供理论支持。其实，自历史学科学化、职业化以来，“文学介入”的诗性书写实践就一直存在。
例如，19世纪英国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卡莱尔（Thomas Carlyle）、弗劳德（Froude）就把历史当做小说、诗歌与戏剧一样。麦考莱十分注重历史编撰技巧，认为“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的渣子”【22】。卡莱尔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文学式的描写，弗劳德则主张“历史就是戏剧，是为了教育今人，鉴往知今”【23】。史学家柯林伍德坦言：“作为想像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文学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24】在《元史学》序言中，海登·怀特明确提出：“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25】正是通过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等文学方面的努力，历史事件才被赋予内涵与外延。他通过历史学家的文学写照、历史文本的文学解读和历史研究的文学关照来恢复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海登·怀特为了说明历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或重要意义，常常将他们与艺术家相类比。比如，他认为布克哈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是绘画领域的印象派或诗歌领域的波德莱尔，因为他打破了传统历史叙述的教条主义。
海登·怀特的上述观点与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的下列说法如出一辙：“历史学之为物，应该不止于是对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的单纯叙述而已；它如果不恰好是对有关事件的意义的一种哲学的沉思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对它们的一种戏剧性的和文学性的表现……”【26】而海登·怀特将文学理论引入历史领域，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式解读的做法，得到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的呼应。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文学理论的未来》指出：“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文学理论必然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历史话语的理论、历史写作的理论。’”【27】在海登·怀特看来，“对语言深入探讨并做出假定的文学理论也确实是一种历史的理论……文学理论在研究历史的写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可以毫无问题地使大众化的描述与深奥的解释相联系。”【28】如果说海登·怀特以文学之眼审视历史，为历史找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那么拉尔夫·科恩将历史的理论也囊括于文学理论之内，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三、历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曾指出：“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29】詹姆逊的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海登·怀特。后者曾撰文《走出历史：詹姆逊的叙事救赎》【30】一文，详细阐述了詹姆逊的文本层次理论以及政治无意识在历史文本中的运作过程。海登·怀特本人也撰写了《“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31】一文，探讨历史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到，历史经验与历史话语是不可分的，有多少种历史话语，就有多少种历史经验。而这正是现代历史理论所忽视的。他明确指出，历史首先是语词制品、特殊语言的产物，要分析历史知识，就必须分析历史文本的语言结构。【32】这充分表明海登·怀特试图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元史学”研究，或者说“元史学”理论是历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
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认为，“转向语言学”是美国发明的。这一“转向”的核心成分是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建构历史的重要性，是从语言层面上思考历史意义的一种途径。伽达默尔曾指出，语言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问题。而语言学研究成果及结构主义方法已广泛地深入到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即使是被后现代历史学家所反对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没有忽视语言问题，只不过“它追求一种扫除一切矛盾和受到文化制约而含混不清的语言，那种足以传达逻辑的概念和科学探索的结果”【33】。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时代范畴来思考问题的，并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著书立说。”【34】对于历史来说，语言不仅是历史叙事的主要工具，还是历史反思与历史哲思的主要传达途径。表面上看，历史编撰与历史哲学在内容上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拥有共同的语言风格与文本结构层次，也都运用共同的话语转义机制，完成历史意义的生成。“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35】
海登·怀特对客观主义冷静、冗长的语言风格不满，指出历史文本的语言风格并非是单调的、枯燥的文字排列，而是情节结构、论证方式、历史意识与比喻语言的综合。20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强调恢复历史学自主性的新史学理论主张。伍德沃德（WoodWard）在《新史学的趋势》中指出，历史学应当独立于社会科学。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中主张通过恢复传统的叙述史来确立历史学的自主性，对历史的综合性论述是当前新史学的主要特征。不同于斯通的叙述型历史复兴是“具体的各个人的经验”得到强调的结果，海登·怀特则从传统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上继续新史学恢复叙述史的努力。他不是对历史的综合，而是历史研究方法的综合。“语言的运用使得历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历史学家经常运用概括来经验他自己的证据。”【36】而且历史读者也是个积重难返的概括者。“但是无论在哪里，语言指的是客观现实这一信念却不曾为人放弃，像是巴尔特、德里达和利奥塔德重新解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所说的那样。”【37】
海登·怀特运用文学、语言学理论对历史著作、历史哲学进行理性的批判。他关于历史文本中的四重解释模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模式以及比喻意识），完全是基于对运用于历史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形式的特点。“语言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在语言学理论中起一种中心作用。现代科学把语言理解为一种传达有意义的知识的运载工具。”【38】1874年，自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问世后，西方史学思想逐渐由探讨历史本身的规律转向历史知识的性质；而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的问世，西方史学关注重点又转向了历史叙述。因为叙述“可以传达抽象的形式所不能传达的各种成分”【39】。
但是，语言既记述了历史真实，也遮蔽了历史真实。客观主义历史学家忽视了语言在历史叙事中的“二律背反”，希望借模糊性、多义性、主观性的语言实现“如实直书”的历史叙事。巴赫金说：“语言绝不是中立的媒介，能够轻松为人所用而不会沾染说话者的意图；相反，语言承载着，而且满载着他人意图。”【40】海登·怀特从语言入手，深入剖析历史文本的结构层次，认为语言的模糊性虽然不利于历史事件的精确性记叙，但是有利于历史意义的生成。因此，他主张一种诗性的历史书写，以有别于冷静、客观、机械的理性历史编撰。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主张不同于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讨论“人怎样创造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也不同于克罗齐、柯林伍德为代表的讨论“人怎样书写历史”的分析、批判性历史哲学，而是一种讨论“历史写作的语言和文字形式”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41】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将注意力从事件的原始发生与系列事件的编年史记录和事件的编撰、研究与认识转向了事件的话语建构与语言描述。“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机械论，分析、批判性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有机论，那么，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就是语言论。”【42】
“验证一个新的研究设想，常常意味着对某种传统学术观念的否定。”【43】海登·怀特提出历史诗学的设想，所要否定的是客观性、决定性和去文学性历史书写，倡导一种带有“文艺复兴”性质的诗性历史书写。此前，还没有人像海登·怀特那样超越历史著作与历史哲学的界限，深入探讨历史文本的诗性要素和基本形式。“人并不是用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思想的，而是人所思想的东西乃是由语言所决定的。”【44】文本是一个具有语法结构的自足体系，因此文本并不指向客观现实，包含在自身之内。不仅文学文本具有这一特性，历史文本也是如此。“资料，或者至少是可以当做资料用的文献，其本身也是语言学的结构，亦即文本；除非是它们是纯粹的数据，否则的话也都要使用修辞的战略来表述一个论点。”【45】
如果说巴尔特论证了文本与外部世界没有必然联系，那么福柯则消灭了文本与作者的关系，进而否定了文本的意义与意图。海登·怀特《元史学》详细分析了经典历史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历史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话语转义学》论述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述技巧、叙述形式上的一致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詹姆森《政治无意识》中的观点：历史不只是一个文本，而且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获得。他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语言学研究，认为有四种意义生产方式：【46】（1）标志的方式，语言被看作对支配语言从中产生的事物世界的因果关系的表现；（2）肖像或模仿的方式，语言被看作对事物世界的再现；（3）类比的方式，语言被看作事物世界的象征；（4）代码的方式，语言被看作另一种事物，一种符号系统。上述历史意义的生产以语言与所再现的世界之间关系为前提，这种关系或是因果的，或是模仿的，或者是类比的，并以《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一历史文本为例，分析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可见，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运用，让海登·怀特收获颇丰。
在谈到语言学的影响时，海登·怀特深有感触地说：“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领域是西方在20世纪开辟的一个主要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种学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终也在语言学领域找到了自己偏爱的诠释学模式）。”【47】具体说来，语言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引起人们对历史文本语言和事件表现技巧的关注，使历史研究聚焦于语言文字本身及其组合规律；语言学研究方法向历史研究的渗入（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背离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的转化生成功能等等）。“语言学就是人们如何通过遣词造句来交流思想。”【48】历史研究语言学转向，意味着历史研究面临着一个新的研究客体。巴尔特认为，现代人文科学需要的那种跨学科研究，实质上是发明了一个不属于任何既定学科的新客体。【49】
海登·怀特将经过语言符号概念化的“历史文本”作为新客体。他说：“我们再不能把历史文本当作毫无问题的、中立的容器了。”【50】“所有的文本都是历史的见证，因此，他们都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成分。”【51】他提出了文本的语言学理论和文本的符号学理论。“文本的语言理论”，是指将特定词汇和语法范畴作为分析模式，效仿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或乔姆斯基，试图确立一些规则，识别出适当的语言用法实例；“文本的符号学理论”，是海登·怀特效仿索绪尔、雅柯布森和本维尼斯特的做法，将自身建立在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理论之上。海登·怀特关于文本的语言学理论与符号学理论的区分，对如何描述一个文本、话语和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具有暗示意义。
雅柯布森的语言理论对海登·怀特影响较大。雅柯布森曾指出：“语言的共时系统几乎不能与语言的变化分开，另一方面，历时不能简化为语言动态的一面，即变化的历史过程。”【52】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一书正是在历时与共时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具体说来，雅柯布森语言理论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启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雅柯布森的语言情感功能与海登·怀特的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蕴涵式模式。雅柯布森指出，语言有六种功能，从说话人角度看语言有表情功能（表现功能）。“以说话者为中心，旨在直接表达说话人对他所谈论对象的态度。”【53】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认知和概念方面，还应关注语言所传达的情感或表现信息。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蕴涵”指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本质思考中或研究往事时体现出对“现在”的某种立场。该术语涵盖了历史作品中不同想法、维持或改变社会现状之愿望的不同观念、社会改革应该选择的方向、影响这些改革方式的不同概念。虽然借用了卡尔·曼海姆的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四种政治学立场来命名历史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蕴涵式模式，但从内容上看，海登·怀特明显受雅柯布森语言情感功能的影响。
第二，雅柯布森的语言诗歌功能与海登·怀特历史文本的诗性本质。雅柯布森说：“研究语言需要详细考虑诗歌功能。把诗歌功能的领域局限在诗歌研究范围，或者把诗歌局限在诗歌功能的范围，任何这样的企图都是简单化的做法，是一种妄想……在研究诗歌功能的时候，语言学不能局限在诗歌领域。”【54】雅柯布森的上述主张为海登·怀特建构历史诗学提供了最佳的脚注。海登·怀特在多篇论文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者论述了雅柯布森的语言思想。如在《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海登·怀特希望提出一种研究史学话语的新途径，“此种研究将沿着罗马·雅柯布森在描述浪漫主义诗歌与19世纪现实主义散文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时所确定的路线进行，这种差别存在于前者的隐喻性本质和后者的换喻性本质之中。”【55】正是对雅柯布森语言理论和弗莱关于诗与历史关系的思考，海登·怀特才断言：“如果说，所有诗歌中都有历史要素的话，那么，在所有历史叙述中也就都有诗歌要素。”【56】历史叙述依靠比喻性语言描述客体的叙事性再现，因为历史“总是作为构成过去的互相竞争的诗歌形式的一部分而被书写出来”【57】。在《音乐话语中的形式、指涉和意识形态》【58】一文中，海登·怀特运用雅柯布森的语言功能理论分析音乐文本；在《“形象描写逝去的时代”：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一文中，海登·怀特谈到了雅柯布森在《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个类型》中所提出的转喻的“邻近性”与隐喻的“相似性”特征，并强调说在实际语言组织中，只有依靠这两种比喻，语言才能正常运作。海登·怀特从历史文本中区分四种比喻，其中一种比喻可能是某一历史文本的主导比喻而成为历史话语的运行规则。显然，海登·怀特关于历史文本深层结构的比喻意识理论是受到雅柯布森影响的。
第三，雅柯布森的元语言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雅柯布森指出，有必要区分语言的两个层次：指向事物的“对象语言”和指向语言代码本身的元语言。元语言是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对母语创造性的吸收以及最终的掌握而言，不断诉诸元语言是必不可少的。”【59】海登·怀特发表于1989年的《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语境论策略》【60】一文有对雅柯布森元语言理论的介绍与专论。他认为，罗曼·雅柯布森描述诗歌语言与语言的元语言功能的相似与差异理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雅柯布森主张：“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范式轴）投射到合并轴（语义轴）。”【61】海登·怀特对此阐发道：“对等原则可以作为有特色的诗歌语言序列的模式和周期性策略。相反，语言的元语言功能指的是和说明了语言被投射的‘代码’。”【62】雅柯布森指出：“诗歌和元语言直接相互对立。在元语言中，序列被用于建立一个等式；然而，在诗歌中，等式被用于建立一个序列。”【63】这种语言的诗歌语言和元语言功能之关系的形式化是孟酬士“自主文学史的历时性文本”与“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之差异观念的理由。
第二节 历史、文学、叙事学领域对海登·怀特思想的研究现状【64】
根据海登·怀特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时期：【65】（1）1955—1965年，对思辨历史和纯历史哲学感兴趣的纯理论研究阶段。（2）196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历史的重负》一文的发表和《元史学》、《话语转义学》两书的出版表明海登·怀特的研究焦点是话语的不同转义成分和历史叙事结构。（3）整个20世纪80年代，海登·怀特都在关注以人文学科再现研究为标志的叙事话语和历史再现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体现于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一书中。（4）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登·怀特相继发表了《历史情节化与真实性问题》、《比喻实在论》两书。它们体现了海登·怀特对伦理和比喻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以前所思考的问题的综合。
这是我们从海登·怀特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叙事、话语转义、比喻再现以及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问题等研究成果的阶段性分类。可以将海登·怀特上述思想总括为“历史诗学”。而海登·怀特本人也在《元史学》一书中将“历史诗学”作为该书的导论加以明确。可以说，海登·怀特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建构历史诗学的理论大厦。因为历史诗学这一理论体系涉及多种学科领域，这自然会引起人文领域不同学科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与关注，因此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或肯定，或否定的研究成果不仅使得海登·怀特本人不断完善历史诗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我们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此，本书在展开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之前，先分别从历史、文学和叙事学三个领域梳理学术界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状况，为自己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背景。
一、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研究纵览
海登·怀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因此，对欧洲中古历史的思考是构建其历史诗学的起点。首先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思想。到目前为止，对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研究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观点，认为海登·怀特的历史思想分别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非历史的（ahistorical）和思辨历史的（intellectually historical）。前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反历史”的主张对海登·怀特持一种否定态度；“非历史”则是对海登·怀特思考历史的非历史方式的肯定性概括。“反历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斯多伊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教授批评福柯时的用语，克罗齐、海登·怀特等人也曾经用过这一术语。【66】所谓“反历史”就是反对、拒绝历史知识、怀疑历史学科的必要性。将海登·怀特视为思辨性历史学家的学者则将其作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代表。“思辨历史”这一术语是海登·怀特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思辨历史就是“作为思想的历史或作为意识的历史”，在一篇名为《思辨历史的任务》的文章中，海登·怀特说：“（思辨历史）就是作为思想的或者意识的历史（人类的感觉、思考、意愿、实体以及意识产物的文化）。”【67】思辨历史反映了人文学科或整个社会领域的较为广泛的思想危机。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对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不同看法来分析其历史诗学的丰富内涵。
1.被视为“反历史”的海登·怀特
在西方，“反历史”思想最明显的就是尼采。他认为“历史”因让人专注于对过去的记忆，而忽视了现在的生活。因此，“历史”会成为压抑人性的工具和枷锁。与尼采只是站在外部指责历史学不同的是，后现代的“反历史”则进入历史的腹地。海登·怀特承认他的《元史学》的目的就是“解构神话，解构所谓历史学科的神话”【68】。
由此可见，海登·怀特的“反”历史目的还是较为明确的。有人形象地对“反历史”进行过描述：“所谓的‘反历史’是后现代主义发展中用历史的影来混淆历史的形，扮上历史的貌来泯灭历史的性。以物理学中的‘反物质’作个比譬，它有一些‘物质’的本性，但当与物质相遇时，由于性质相克，故同时毁灭。反历史和历史之间亦有此效应，它使历史学痿顿瘫痹，无所适从。”【69】简单地说，“反历史”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人类“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非历史”则承认“历史”存在的合法性。不过，“非历史”主张从另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学。比如，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或从历史文本的文学性上来看，过去那种重视事实材料、追求纯“客观”的历史学应当被“修正”。
将海登·怀特历史思想视为“反历史”的人不在少数。有人将海登·怀特称为“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断章取义”的理论魔术师，认为他关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是一种“魔术表演”，而海登·怀特“对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的分析”则是这场魔术表演的核心。因此，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被译为“玄史学”。同时，该书被认为充满了“咒语式的逻辑推理陷阱”【70】。在此，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思想被全盘否定，而且对其批判可谓尖酸刻薄，不留情面。还有人从探讨后现代历史思想主张的渊源与意义出发，把海登·怀特与福柯一起视作“反历史”的“两支”。但福柯开创的“反历史”理论，如今只能在“边缘上维持动量”。因为，晚年福柯浓厚的反历史意识有与历史融合的趋势。【71】海登·怀特说：“像阿尔托是反戏剧的剧作家，罗泊·格里耶是反小说的小说家，福柯是反历史的史学家。”【72】
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思想在英语世界却枝繁叶茂，向各个领域扩展开来。有人把海登·怀特对历史学的解构效果与尼采相比：“尼采觉得历史太冷，海登·怀特觉得历史学还不够冷。总之，本书（《元史学》）是用二十世纪的体系方法传递后现代的讯息，对历史的破坏力怕也是尼采本人所想像不到的。”【73】伊格尔斯则认为，海登·怀特倡导了一种“非理性的、无标准的，不成熟的和独白式的学术、科学和文学观念”【74】。
高登·莱夫（Gordon Leff）将批判目标对准了海登·怀特的怀疑主义：“历史的读者将会发现在面对海登·怀特历史处理方式时，在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那里是潜在的怀疑主义，在海登·怀特那里则变成了明显的怀疑主义。”【75】莱夫认为，海登·怀特潜在的怀疑主义会使读者反感他那种处理19世纪历史的方式。沃尔夫（Wulf Kansteiner）指出，海登·怀特“反历史”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海登·怀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瓦解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边界。”【76】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使得大多数历史学家拒绝接收海登·怀特的历史思想。两位较早关注《元史学》的学者──克莱夫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则为海登·怀特增添了另一项“罪名”──“晦涩”（obscurity）。【77】
2.被视为“非历史怪物”的海登·怀特
米歇尔·罗斯（Michael S.Roth）认为，海登·怀特历史思想是“非历史”的。先从《元史学》的“非历史性”谈起，他认为：“海登·怀特书中有一个基本上让其他历史学家很难同意的反历史核心，这也使得他的书具有真正的理论意义。海登·怀特通过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修辞和文类理论透视十九世纪的历史作品。”【78】海登·怀特通过当代文学理论来透视19世纪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使其历史思想带有明显的非历史性。《元史学》之后的著述基本上都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历史书写的修辞结构。海登·怀特后期历史思考越来越超出了修辞学范围（beyond rhetorics），而指向文学理论、政治理论和历史理论。罗斯认为海登·怀特“非历史”的后现代历史思想是在文学、政治、历史之间进行对话（conversation）：“这种对话将是一种最好的促进文学、政治、历史理论的交流，同时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与过去的关系。”【79】罗斯对海登·怀特的“非历史”思考给予积极的评价。
理查德·汪认为海登·怀特“非历史”思想体现在其蒙太奇式的学术随笔论文上，并且，他认为：“可能，海登·怀特是当代以‘蒙太奇式’学术论文写作的发明者……”【80】“蒙太奇”（Montaigne）一词表明海登·怀特历史思考基点的多样性和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特点。这是从文体形式上揭示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非历史”性。
彼特·德·勃拉（Peter De Bolla）通过分析海登·怀特关于历史话语的“非逻辑性”与“反逻辑性”指出，海登·怀特的历史思想是一种修辞决定论（rhetorically determined）。由于对话语逻辑层面的关注，这种修辞决定论的“非历史”倾向于提供一种导致历史学非学科化的新叙事形式，向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不同故事：“这意味着一个使历史学科非学科化的新叙事形式可以让我们讲述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各种不同故事。”【81】考虑到海登·怀特关于文本“前预构性建构”的特异性，勃拉将海登·怀特的“非历史”思想作为自己历史修辞学的理论资源。
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则将海登·怀特的修辞论史学称为“新修辞相对主义”（New Rhetorical Relativism）【82】，因为明克对海登·怀特关于“比喻”、“事实与事件”的修辞化见解感到困惑。尤金·高勒卜（Eugene O.Golob）指出，虽然海登·怀特是站在反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一系列的历史观点，但是他的那个著名的同一“历史场”可有不同历史叙述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准实证主义见解。“海登·怀特最为臭名昭著的关于不同历史学家可以强调同一‘历史场’，或‘同一序列事件’的不同方面的论点表明了被历史学家观察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准实证主义。”【83】尤金·高勒卜揭示了海登·怀特“非历史”思考的准实证主义实质。
3.作为思辨历史学家的海登·怀特
对于海登·怀特“思辨的历史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埃娃·多曼斯科和我国复旦大学史学理论家陈新的评价较有代表性。埃娃曾经与海登·怀特有过直接的接触与交流，对他的生平、学术发展轨迹、《元史学》写作的相关问题、历史的诗性观以及海登·怀特对尼采、黑格尔、福柯、柯林伍德、利科、罗蒂等思想家的看法进行过采访。埃娃认为思辨历史学使得海登·怀特成为将历史知识作为意识问题的众多思想家之一。埃娃将海登·怀特视为黑格尔、马克思一样的历史哲学家，而且，埃娃也欣赏海登·怀特像克罗齐、柯林伍德那样将审美、道德维度引入历史思考中来。【84】
复旦大学教授陈新不仅翻译了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一书，还发表了数篇有关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专论。他认为《元史学》一书“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85】。在详细分析了海登·怀特的历史“著述理论和语言规则”这两大理论支柱之后，陈新指出，海登·怀特《元史学》中的“思辨”之处体现在“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之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形成的“张力”。他还指出思辨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使历史走出当下困境（20世纪60年代），并重塑历史学的尊严，“人们需要走出精英文化的阴影，重新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探寻历史学的真正本质，而它恰恰被现代史学的权威遮蔽了。于是，反叛现代史学便成了海登·怀特寻求话语自由的必由之路，如此才可能将历史学带出当下的困境。”【86】陈新着重论述的是海登·怀特思辨历史学创建的时代背景。其实，那个时代的人文思想家都在反思自己研究学科的必要性问题。比如，福柯、波普尔、德里达等人对人文学科自身存在的依据和意义进行自审，并深刻反思西方文化传统。海登·怀特就是众多反思者之一。陈新指出，海登·怀特思辨历史学不但避免了逻辑思维与诗性思维、想象与思想、虚构与真实、隐喻与反讽等范畴的二元对立，还将它们作为某个连续统一的两端，以阐述两者间连续性的方式考察事物存在的性质。【87】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认为，海登·怀特的思辨历史学源于有着悠久历史并强调比喻的伦理学维度的语言人本主义传统（linguistic humanism）。同时，思辨的历史学还有一种未言明的关于人之荒谬的存在主义意识，它顺应了对抗心理学的、社会政治学的决定论的需要。【88】英国历史学家伊斯佐普（Antony Easthope）将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归功于海登·怀特权威性的历史诗学的“介入”。他指出：“承认（历史领域的）‘语言转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海登·怀特权威性的介入。”【89】后现代历史新秀安克斯密斯则认为：“海登·怀特是后现代历史编撰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和自我反思的实践者。”【90】
二、国内对海登·怀特文学理论的研究状况
相比而言，国内对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了解较多，而对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因为海登·怀特首先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形象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在其历史思考中，海登·怀特将历史文学化既是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也是对正宗历史学家（实证式历史）的双重冒犯。由于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批判，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在开始出现的时并不被美国学界看好。但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后现代思潮，海登·怀特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思想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我国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评介。直到90年代初，海登·怀特才以新历史主义文论成员的身份进入国内学者的关注视野。尽管海登·怀特本人不承认自己是新历史主义者，但是由于他曾为新历史主义进行过辩护，而且其思想中也的确与旧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有不同之处，所以，国内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把他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走入中国文论界，要归功于张京媛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
1.《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让文学的海登·怀特进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最早介绍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想的是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993年）一书。该书是一本论文集，它收录了作者翻译的诸如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等几位美国主要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的论文。它为人们了解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主张，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文学流派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该书收入了海登·怀特的《评新历史主义》、《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像》四篇论文。正是通过这些文章，国内学者才初步了解了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文学主张。
在《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介绍了雅柯布森语言的“诗学”与“元语言”功能理论，揭示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旧历史主义、文化唯物论为代表的左派批评家及其包括女权主义、人类学在内的其他反对派批评家的冲突，并认为这种冲突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冲突。海登·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化”并不意味着非历史化，因为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同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的表述既可以是社会学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等符码，也可以是文化、话语或“诗学”的符码。
海登·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的实质并非像路易斯·孟酬士（Louis Monstrose）所说的那样是“文化系统共时性本文代替了自主的文学历史的历时性本文”，而是同一历史序列中对文学历史的横向组合性方面的抽象概念化和对文化、社会历史的横向组合性的抽象概念化。新历史主义本质上是对“本文历史序列”诗学方面的强调，这对应了雅柯布森的语言模式中的诗学功能；孟酬士关于“自主的文学历史的历时性文本”则对应了雅柯布森语言模式中的“元语言”方面。因此，海登·怀特认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进而提出了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91】。借用维柯的观点，海登·怀特强调了历史的诗性特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如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指出的，历史逻辑的‘诗学’性质绝不亚于它的‘语法’性质。”【92】最后，海登·怀特认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知识。可以看出，海登·怀特为新历史主义所做的辩护实际上是对自己历史诗性观的有力支持。《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像》都是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中的论文，三篇文章从不同方面对历史的诗性特征进行深化、补充和扩展。
在《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一文中，海登·怀特指出福柯的人文科学受制于比喻话语模式。通过对福柯思想的转义式解读，海登·怀特找到了有关话语转义学的理论资源和实际案例。海登·怀特将福柯的著作比作有情节的荒诞派戏剧（福柯则把人文科学的大时代比作荒诞派戏剧），该剧隐含的主人公就是“语言”。通过分析福柯《词与物》一书中的否定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语境论、摧毁人文学科的进步神话、强调了历史意识的“断裂”、“中断”、“分解”等“反历史”思想，海登·怀特认为福柯想强调人文学科用“词的秩序”再现“事物的秩序”的观点。但是，语言与人一样都是物，是“不透明”的。因此，“词语”无法再现事物。福柯的主张是应该有一个方法将“意义”从一个话语世界“转译”到另一个话语世界。这里的“转译”正是海登·怀特所说的话语“转义”。与海登·怀特不同的是，福柯对此疑虑重重。
海登·怀特指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拒绝对事件的四种解释方式（类比、分类、因果、概念）是为了寻找历史意识。福柯主张，应该对经过历时再现的形式化的意识进行共时研究。海登·怀特认为，人文学科的四个时期正好经历了话语的四种模式：求同（相似性）、求异（本质差异性）、“临近—连续”向“接续—类比”转变、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洞悉了语言的不透明性和物性）。在《癫疯与文明》一书中，为了探讨精神病人与冒称精神健全的人之间的变化着的关系结构，福柯将人类癫疯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6世纪，癫疯者是朴素的典范；17世纪，疯人由“主体”变为“客体”；18世纪，精神病、犯人、穷人受到同样对待；19、20世纪，癫疯与犯人、穷人隔离）。通过对福柯著作中如此众多的四个模式的分析，海登·怀特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一个说明“认识领域”何以被另一个“认识领域”所代替的“转换系统”，即言明相似性的隐喻（同一性）、一种诗学策略的转喻（差异性）、把整体归为一个系统内各个要素的混合的提喻（部分与整体）和反讽投射。这是海登·怀特在从福柯的著作里为自己的话语转义学寻求理论资源和依据。
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海登·怀特从各方面论证了“历史起源于文学想像”这一观点。他认为，历史叙事是发明出来的，因此与文学形式相同。历史经典著作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历史的连续性是通过历史学家强加于记录的欺骗性获得；而弗莱更具体地指出，历史在形态上是神话，结构上是诗歌，因为历史与神话一样由“分类前的情结结构”组成，这也就是历史学界的泰斗柯林伍德所谓的“构成性想像”。随后，海登·怀特又强调了在《元史学》一书中曾经提到的历史情节化的四种形式及其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比喻性话语四重形式。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想象与虚构可以避免历史学家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如此，历史学才会成为一门学科。
《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想像》一文指出，历史与历史主义或者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分毫无意义，因为历史话语规则在性质上是诗性的，历史材料是被历史学家建构出来的。通过对施特劳斯的信息和理解二元论加以引申，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是一个具有两个指向的符号系统：一组事件（字面意义）和类的故事形式（比喻意义），这对应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醒时意识”与“梦时意识”两种心理活动。话语本身是事实与阐释的综合，它们是话语的表层指涉，构成字面意义；对事件进行编码的比喻语言则具有深层结构的意义。任何历史话语都包含了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比喻，这又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分析的四个过程──凝缩、移置、再现、辅助阐释相对应。
实际上，这正体现了语言与意识的关系。比喻性语言是历史与想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对历史话语中比喻意义的挖掘，海登·怀特解决了历史哲学与历史编撰学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告诉我们无论是历史主义的再现还是历史再现，都要运用语言转义来处理一个历史过程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中的比喻分析就是探求特定历史领域的结构和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各阶段的转义模式。这样，海登·怀特就为历史相对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是通过《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所翻译的这四篇论文来了解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主张的。从《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主要了解到海登·怀特“历史同文学一样也是虚构”的观点；从《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一文中得知海登·怀特已将比喻理论扩展到研究人类意识的话语转义理论；从《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海登·怀特所持的历史作品文本性的主张；从《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想像》中看到了海登·怀特对历史与想象之关系结构的分析。
2.《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对海登·怀特文学理论的评介
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将海登·怀特置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大背景内，通过对新、旧历史主义的比较研究，从一个更纵深视角研究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该书主要评价了海登·怀特“元史学”构架中的历史文本之表层叙述结构和深层意识结构的理论。所谓历史文本的“叙述结构”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起来象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93】。文本的“深层意识结构”则指《元史学》一书中谈到的历史文本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的特性”。盛宁接着指出，历史文本的“诗性”意味着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像”这个动因；“语言的特性”则意味着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性的语言阐释。
盛宁认为，海登·怀特对19世纪西欧八位史学大师历史著作的具体分析，展现了这些历史话语中人们未发现的认识层面。“元历史”是海登·怀特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知识”以及“什么是历史意识”等问题的自信回答。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从瓦莱里、海德格尔，到萨特、列维·施特劳斯和福柯等人越来越强调历史的虚构性，这使得人们对历史知识产生动摇和怀疑。这反而启发了海登·怀特，使其在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相互转换中探讨历史问题，并将麦考利、柯林伍德等前人对文史哲等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系统化、理论化。盛宁明确了海登·怀特《元史学》的论点：“历史撰修的可能形式无非就是历史在哲学思辨意义的存在形式。”【94】历史学家在编撰历史时是要作出选择的，但这种选择在审美和伦理上的考虑要多于在认识上的考虑。
通过将《话语转义学》与《元史学》相比较后，盛宁指出，前者是对后者论点的扩展和引申。因为后者的关注视野由历史话语扩大到整个人类意识的存在形态。海登·怀特《元史学》一书中反复强调历史文本之所以具有文学性，就在于历史话语采用的是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而在《话语转义学》中则认为“比喻”存在于整个人文学科的话语中，因为“转义”不仅仅是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也是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
盛宁指出两书的相互联系之处还在于，《元史学》仅仅强调了历史的诗性，而《话语转义学》则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海登·怀特指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95】因为，“重要的不是事实与虚幻之间的对立，而是真实与错误的对立。”【96】这样，历史与文学之“墙”被海登·怀特彻底拆除。结果，“历史就不再是赋予世界的一个连贯的故事形式，而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层面。它将不断激发我们对于世界作新的思考。”【97】
3.“元历史构架”：对海登·怀特文学思想的理论概括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一书，从“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和“为新历史主义辩护”两个方面介绍了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构架理论”（王岳川将“metahistory”翻译为“元历史”，而不是当今学界认同的“元史学”）。这一术语主要是对海登·怀特《元史学》和《话语转义学》两书的理论概括。王岳川认为，海登·怀特“元史学构架”的核心思想是“历史意识、阐释框架、语言诗意的想像和合理的虚构”【98】。
王岳川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中重点介绍了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话语”，其论述内容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书“元史学构架”大体相同；“话语语义学”一节论述了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主张、策略，虽然此节属于海登·怀特“元史学理论”的一个章节，其内容基本上与海登·怀特的思想无关。“话语语义学”一节所介绍的内容实际上是新历史主义的“语境论”，主要论述了新历史主义缺乏透明性、一致性、文化学批评以及当代诗学品格等特征。【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