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陈述
温州大学陈建军教授：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当前形势下温商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我说的话题，主要是温商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和路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是如何理解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标准语言就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两个概念是套在一块的，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转型主要是经济转型，广义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此相关的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是在经济转型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在资源结构，要素结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发展的重心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过渡的状态，或者说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从产业发展的进程来讲，三次产业比二次产业的阶层更高。同理，二次产业与一次产业相比较，也属于较高阶层。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主导产业或产业重心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来讲，首先是解决经济如何转型。但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我们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完成从粗放型的外延式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内生增长。因此，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达国家具有不一样的背景。
以日本为例，从1955开始到1972年十几年的时间，很快地完成了产业升级的任务。在二战时期，日本尽管被认为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当时它的产业结构还是非常落后的，制造业主要还是以轻工产业、纺织产品为主。二战以后，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整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整个产业结构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类型的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三产业大概已经达到60%～70%，在第二产业中，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这表明日本已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进程，日本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任务。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持续高速增长已经30年。就浙江省和温州市而言，温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了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温州模式”。30多年已经过去，尽管我们经历了可以和二战以后的日本相媲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30年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浙江以及温州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虽然产品质量、附加价值、种类和产能有一定的提高和增加，但从产业结构来讲，无论是浙江还是温州，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经济转型相匹配。由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都还非常不到位，由此拖累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说不重视产业升级，我们很早就提出要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制造业。但是现实经济结构告诉我们，大量的企业依然是依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了几十年一贯制的产业结构锁定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把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合起来，即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产业升级，必须把经济转型放在前置地位，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进行社会转型，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是讨论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和基本概念。温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具有突出地位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温州模式”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温州和温商发展模式都是在温州的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需要我们用从特殊到一般的演绎方式，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刚从日本留学回国，2001年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波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国内有很多学者参与，专门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献综述。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是新古典模式的浓缩版，说“温州模式”和19世纪的英国发展模式是一样的。我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地方发展和体制转型模式，它是新的历史时代下产生的镶嵌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大背景下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有较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的价值。在新的形势下，“温州模式”也是在不断演变过程中，固化“温州模式”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目前也面临转型的升级的重要任务，“十二五”期间，如果说有一个关键词的话，应该就是说转型升级。温州目前的状况恰恰就很好地说明了转型升级是一个历史要求。温州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先行地区，常常是发展先行、问题先行，这就提出了温州转型升级的迫切性以及它的普遍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曾多次引起国内外的重视，不但是理论界重视，中央高层也重视。2002年前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链教授到温州来调研，认为克服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不能光靠罗斯福的扩大总需求的方式，还要借鉴供给学派的做法，从扩大供给的方面来思考、解决问题，他提出的一个思路就是学习温州模式，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温州模式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全国各地来温州参观访问，学习温州模式的热潮。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2002年前后，相对沿海其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温州地区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从2002年开始，在浙江省11个地市的增长速度排名中，温州在大多数年份中是靠后的。温州模式的衰退，企业是最敏感的，早在1998年的时候，温州就出现了企业外迁的势头，而不是苗头。到2002年，经济增长的下滑和企业家的外迁在温州市已经非常明显。企业外迁从整个经济全球化来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具体化到某一地区，却是反映该地区的发展环境对企业成长缺乏吸引力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温州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在2002年已经浮出水面。经济问题和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一旦问题表面化，就是表明病情已经严重化，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仅仅依靠自身的内在改善机制已经不能胜任了。从2002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八九年时间，温州的问题已经扩展到整个浙江省，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企业发展环境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恶化、经济增长速度的钝化，这些都是浙江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温州经济发展曾经走在浙江前面，因此它的问题暴露出来也是比较早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一个好事。因为问题只有暴露出来，才有研究解决的可能。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就将为浙江，甚至为全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范本。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温州经济发展已经不能眼睛向内，仅仅看到温州这个地方，要看得远一点，把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作为温州转型升级的大舞台。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转型升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推动产业链升级和跨产业链升级。因此，我觉得用产业链的升级和跨产业链的升级来反应产业升级概念的内涵可能更准确。
产业链的升级就是说要解决目前制造业的主要价值环节大多局限在产业链制造环节的问题，把更多的资源和要素转移到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中去。就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在温州还是在浙江，我们的主要生产能力，创造财富能力大多还是集中在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在目前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制造环节是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的。换句话说，在全球的价值链当中，制造环节的附加价值是最低的。因为产业链上，不管销售环节还是研发环节，在产业结构的范畴当中都是属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所以产业链升级实际上也包含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思。跨产业链升级，是从纺织服装产业链跨越到生物工程、电子设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要做到以上两个升级，仅局限于温州这个舞台上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更大的舞台。在这方面，温商的嗅觉比我们灵敏。温商从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向外扩张，向外转移。例如温州皮鞋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进行的。走到欧洲、西班牙等地，收购它们的品牌、企业、研发团队和销售网络，把温州皮鞋做成了欧洲皮鞋、世界皮鞋，实现了品牌提升和附加价值的提升。还有浙江的李书福，李书福是吉利汽车的老总，他推动吉利的进步、推动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出去收购沃尔沃，进而实现了转型升级。在以“走出去”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温商是走在浙江的前列，浙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现在全国有很多企业走出去，对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温州问题先行，解决的方案也可能先行，需要我们的企业家和政府以及学界共同努力。谢谢！
主题讲解
吕福新教授：现在我把内容放大一点，就“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温商的机遇与挑战”讨论更多的背景。刚才陈院长讲得挺好，把转型看成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在中国现行情况之下，整个经济体制包括社会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是滞后的，因此也实际上制约产业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是先行现代化，跟随欧美国家搞现代化的国家称其为继发现代化，而像中国，则是在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开始搞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所以，简单地照搬西方早期的经济理论和后期的经济理论，恐怕都不适合中国和温州的实践与研究。
我们的背景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如何定义温商。讨论产业转型背景下温商的机遇挑战，首先是温商的背景认识问题。温商是体现温州文化和社会生态的商人或商人群体，敢为天下先，率先行动，形成温州能人+温州地缘关系的商业生态群落。温州人最讲地缘关系，到哪里温州人见温州人和讲温州话就特别亲切，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体现，温州人自发和自觉地选择和经营这种天生的地缘关系。所以，温商的一个特点是商业能人加缘约关系，形成一种经济集聚。温商到一个地方就改变一个地方的生态，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生态圈。浙商是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其实更准确地说温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从早期来说，温商其实就是浙商的代名词，温商充分地反映了浙商的一种特点，即源于个人的独立自主和生存需要，主要是个私所有制，是自发的百姓商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浙江北部地方，杭州、绍兴、嘉兴等地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之后，浙商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增加上述这些地方商人群体的特殊性。由此以来，温商在整个浙商群体当中的地位就相对下降，其他地方的商人像温商大军一样在中国市场上驰骋。但温商的另外一个特点又得到凸显，即在省外、国内和国外的浙商以温商为主。我把浙商定义为中国第一民商，浙商尤其是温商是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形成的民商群体，浙商尤其是温商是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兴起的，是走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列，甚至先于我们国家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温州商人本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市场意识和采取商业行为，并形成一定的氛围，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导致政府乃至中央的关注，继而形成有关政策，温州商人的意识和行为往往为国家政策做一个前期铺垫，所以一般把温商看成搞市场经济的风向标。
第二，浙商尤其是温商最具国民性，是百姓商人。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国民的现代化，离开国民的现代化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精英，但是单靠精英永远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要想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必须是老百姓和普通国民走在现代化的行进当中，浙商的国民性是最具价值的。
第三，浙商国民性的引申，即浙商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财富实力很强的商人群体。因此，浙商对中国的决策和中央高层的决策都有影响，甚至对国际也有影响。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治局很多常委先后都到浙江来考察，听取意见。这反映了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大本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它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即循着自然历史发展进程，又超越自然历史进程。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自然历史演进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按照自然历史进程走，你就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很多历史经验。在我们温州商人身上典型地体现这一点，温商搞的是原发性市场经济，最初是贸易起家，大多是家族经营，从事传统的轻纺工业。以普通老百姓为主体，其起步方式是典型的原发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早期浙商，尤其是温商，在中国后发现代化的背景下，尽管文化程度低，但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这一特点最适合早期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关于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进程和逻辑，在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90年代才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概念，而这个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因此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可能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按照自然历史进程走。正因为处于充满矛盾的背景下，早期的学者分为几个不同的流派，有的是单纯按照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对市场经济是完全不接受，甚至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而按照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眼光看，觉得这些做法上不了文明档次。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既要循着又要超越自然历史发展。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温商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温商的机遇和有利条件。首先是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温州商人一个特点就是结成一张很大的网，这个特点和有利条件非常突出，尤其体现在在外的温州商人身上。其次是产业类别多。温州商人涉及的产业非常广泛，不仅有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而且也涉及很多现代产业，有的进入高科技产业。这样就为我们利用各种资源奠定了基础。再次是商人和企业出现分化或层次化。现在，温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商人和生意人，并且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企业家。当然，不同时期企业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温州商人企业家主要是模仿创新者，更多是模仿型的企业家。温州人从事经商活动，更多是模仿古代商人和外国商人，但无疑又是开拓性的，政策稍微松动，就能开辟一块市场经济的新天地。而今天的温州商人，有一部分已经变成创新型企业家。不仅如此，温州商人也开始是事业家或具有某种事业家的特点，他们把企业作为事业来做，从事对社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温商三个层面的分化已经比较明显。最后，温州商人中财富积累效应明显。资本充裕，财富力量很强，温州商人有巨大的财富，一帮人聚集起来，很快就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就改变了，如使一个地方的房价立马上升了一个台阶。
第二，温商的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温州商人的投机倾向比较强。应该说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是一个功利性比较强的商人群体，温州商人除了重视缘约关系外，也很善于搞特殊关系，与政府官员建立各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其次，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同质化。同质化生产和经营，主要只是单纯的空间积聚，缺乏分工和专业化，不利于产业的转型提升。再次，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比较薄弱。温州商人的个体理性很强，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今天的发展，个体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个人或企业的发展受到环境和社会的制约越来越大，没有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个人或企业很难有大的长期的发展，但很多温州商人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行动。
第三，温商的转型提升。要真正实现转型提升，除了刚才讲的商人要转变和提升为企业家甚至是事业家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关于资本社会化问题。首先是私人资本的社会化，然后是广泛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本，重视和推进商业资本的产业化，这是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温商转型提升的关键。温州商会的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方面。温州商会存在于全国和世界各地，很多温州人都聚集在温州商会，但温州商会更多的是乡缘和情感组织，而公平的事业平台较为缺乏，如何使特殊的情感关系更多地转变为公正的事业平台，开发和整合更多的资源，共同开拓和提升事业，从私人性的传统企业转变为公众化的现代企业，保证和促使产业转型升级。最后，温商企业需要实现财富的精神化。有不少浙商和温商是财富高于精神，精神受财富的制约甚至是压迫。当然，这是受权力地位高于精神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精神不高于财富和地位，那么转型提升是难以实现的。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温州商人的发展，包括坚持主业，加强主业，提高主业，把主业的基础扎实，争取主业的提升，当然也应实行必要和合适的产业跨越。温商已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应该向国内外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
话题讨论
浙江富得宝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潘武：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学术沙龙这个话题真的很大，我是作为一个学生和作为一个企业人来讲一些。由于我从业的行业是比较微观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是从粗放型向节约型管理升级，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阐述一下个人的看法。
从家具行业来说，总的说来，这两年比较滞后。这个行业比较传统，但是它和高科技加工和高技术制造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前整个社会的企业还是以老板的高度为准绳，董事长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以温州原来的美特斯邦威、森马为例，它从原材料、加工这个层面进行产业升级，已经转移到品牌经营，这个差异就比较大。那这个问题是场地转移还是产业转移？由于污染问题，他从温州转移到昆山。其实他还可以选择安徽中部，再过几年可以到江西。这样，产业转移配套的人才资源都可以用起来，现在产业转移后人才是比较难找的。另外一个就是附加值的问题。家具是传统产业，怎么样把它做成高附加值呢？家具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是时尚和文化。所以要从高附加值转型上下大工夫，从设计师的牌子把消费者的偏好功能联合起来，其实真正的一个高附加值的问题是需要很多创业型、研发型的人才。只有当政府打造好行业平台，才能够留住这方面的人才。另外就是高耗能问题，我们的现在的高耗能主要是原材料使用方面，原来是用化学的涂料和多次才能实现的材料，现在把它做成一次性合成的材料，可以用一些环保的和可再生的，符合高技术的材料。另外我们要提高这方面的效率，提高人均的效应，降低耗能。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通过技术的改造，管理的升级，它的产能可能会翻一番，这样我们就能够打造这么一个转型的要求。
女企业家诸晓华：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服装行业，我一直没有做过生产，所以跟潘总可能不一样，他可能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比较精通，我是做设计的，我现在自己做品牌，上个月在温州开了一个概念店，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目前在温州可能是第一家，而且这种模式也是为了应付未来品牌的发展，一个新的产业转型。
我上个月成立一个基金会——“诸晓华新锐设计师发展基金会”。这个也是人才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企业都在关注人才问题，特别是设计人才。我觉得温大很好的资源就是人才，但一直很少有企业家关注这一块。在设计领域和品牌发展的旅途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本土设计师，其实对于产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温州服装品牌的发展，为了能更好在本土培养一些新锐设计师，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会。
目前国际形势下的竞争，我觉得中国的机遇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温商中的女企业家。因为品牌是靠美誉度和市场信息化，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对于女企业家来说都是优势。但是在更高战略上来讲，需要培育品牌，因为国外好多品牌都是百年品牌。但是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从品牌的文化精神，还有从温州整体的人才的一个发展来说，未来可能会出来很多新的品牌。
学生提问：温州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科技管理人才，可是目前温州的高房产使得引进人才很难，请问温商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林潘武：温州市留人的环境不太好，引人的环境还是可以的。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不同类型的人才，要求不一样。有些短期的工程技术人才对薪酬要求是比较高的，可能一般的中小企业从成本控制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另外，温州的同行业竞争很厉害，有的企业从韩国请来专家，第二天可能就到另外一家企业了，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温州欠缺的。
何旭艳副教授：我想接着刚才吕教授的话题。因为我课余时间跟校外的一些证券公司进行合作，据我个人在实践工作方面的了解，实际上温州金融服务业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产业到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没有引上一个很好的正轨。像5月16号，一个证券公司和杭州的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合作，一天时间在温州募集了1个亿，如果按照募集基金的1%收取认购费，温州本土金融机构赚的手续费是相当可观的，而且没有风险。现在全国各地的私募基金其实是盯牢温州这块市场，去年排名第一的就是5月份到温州来做了演讲，他对温州市场也是非常重视。温州的民间资本很丰厚，但是怎么样把它引到它应该去的地方，我觉得发展金融服务业应该是其中的一条渠道。
刘藏岩副教授：针对最近发生一系列事件，我从自身研究角度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探求一下温商还有温州企业在转型升级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否关注富士康事件，今天上午再次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这已是富士康第十一跳。这些员工年龄大概都在十八九岁或二十岁刚出头。如此多的年轻生命就此陨落，这件事对我们产业界，以及我们广大社会公众心里留下了非常沉重的阴影，大家都在力求从事件背后寻求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我认为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员工有他自身不同的特点。这些员工是新生代，从农村到城市，发生了人生非常大的转折，他们心里有非常大的落差。城市的繁华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感受不到。因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要在这个工厂里去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城市的生活，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孩子从农村这样一个家庭，走到社会上去。据我所知，农村的这些孩子，所受到的这种溺爱比我们城市孩子还要多，为什么这么说？从我的感觉，因为农村的大部分家庭的父母文化素质比较低，对孩子的教育满足于多给他一些好吃的、好穿的。在缺少价值观教育和条件满足物欲的情况下多是被溺爱坏了的孩子。这些孩子到城市里来了以后，从被溺爱、被呵护突然失去呵护，被训斥，被严格管理下，难免出现挫折感和厌世情绪。从一种紧密的关系群体里进入人情冷漠的世界，这大概就是问题的关键原因了。
再一个就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有企业要面临的问题，富士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员工有90万人，大陆就有80万人。它主要竞争优势来自员工的密集劳动。当这个优势逐渐消失后，不得不转向非常严苛的管理，缺乏对个体的关爱和尊重。这种对效率和秩序过度的尊重，自然就导致了对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肢解，其实被专家称为“工业的冷漠化”，这是一种发展的病态，企业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然后这些人感觉不到被尊重，感觉到的只是挫败和疲惫。中国制造被号称中国奇迹，我们中国也被叫做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意思就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是怎么样的生存模式呢？
他们大多就是集体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而不以家庭为单位聚居，除了学生时代，长期的在宿舍中生存，人的好多欲望都不能满足，必然出现问题。我感觉这是企业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大家发现最近恶性杀人事件也非常多，如系列校园案件，最近我们浙江省也出现了几个二十岁左右青年相约集体自杀的事件，这个事件背后折射出自杀者和杀人者对生活，对社会极端的绝望，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急需转型，我们的发展模式急需转型。
大多进城农民工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未来生活也没有希望。他们进城了，想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已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想法，但他们的城市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房子在哪？他们怎么结婚？这些一系列问题城市都不能解决，他们感觉到绝望。当然我们的政府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这是社会的问题，这些年把发展目标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如果我们的经济以每年9%增速发展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尊严和健康情况下实现的，这样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
这就需要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下，我们温商，我们温州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机遇呢？当国家面临这大这样一个机制变革的情况下，我们是等着他变革完了，我们再接着变革，还是我们望风而动，先行一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先转型，走一种新的商务发展模式，具体有这么几点的思考，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对待员工，我们可以增加他的这种休息和娱乐时间，给他经常变化一下工作岗位，给员工以人的尊严，让员工生活得像人。不管企业有几十万，对每一个新进企业的员工都用“心”负责。再一个就是说实行一系列新的发展模式，社会责任模式。我们温商是以大手笔捐助社会著称的，我们应该结合更多创新的公益慈善形式，来传播我们的声誉，以善待所有来温务工者作为我们的新的起点。
叶乐安副教授：产业转型升级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希望我们多加强研究，转型升级可能是以软驱动替代硬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案例，然后我就想我们过去温州经济学界做了很多的努力，特别是温州的搞理论研究跟实践研究合起来做了大量的事情。现在我们需要温州概论这样的东西，温州商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可以跟闽南商人，跟宁波帮，其他的相比较有什么特征，希望大家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比较。
再一个就是说希望出版温州商人的年度发展报告或者蓝皮书，希望这样的蓝皮书或者年度报告坚持下来。除此之外，过去是强调分工，分工越专业化，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温州经济上的整合，经济学界叫模块化，从这个模块化的角度来研究的话，温州经济上的整合带来了相当多的东西，我们很需要研究，它是怎么整合？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把人家的初级资源和我们的公共资源是怎么结合起来，又把高级资源、中级资源怎么进行整合，我觉得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不够，能不能说大家抱成团，温州商人不断的抱成团，我们研究温州经济的，研究温州商人的也应该抱成团，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温州商人。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工厂，一方面进入了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人家赚了更多的钱，我们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低端地位。所以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进去，温州商人是不是在国内价值链中成了治理者，假如它成了治理者，它可能站在一个角度上面，把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西部资源开发起来了，假如没有成为治理者，全球价值链有没有国内价值链，温州商人在这个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温州商会一定程度上评价出来的，不能光从温州商会的角度，能不能换个角度，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我们是怎么样进去的，怎么样跑到国外去的，怎么样跑到国内其他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模块化可以研究，价值链可以研究。
江华教授：如果从一个大范围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商帮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大多数的商帮都夭折了，没有真正走向成熟。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去川藏交界地带的一个县城，在这里做生意的外地人大多是温州人，卖衣服的，卖皮鞋的，卖眼镜的？？但有一个面包店是湖南人，我觉得很奇怪，问店主为什么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开面包店。他告诉我，他家所在的镇上都是做这个的，面包店开遍全国各地，但他们也只会这个。这实际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商帮。历史上真正成熟的商帮，如徽商和晋商，成熟的标志就是他们由当初将本土生产的商品销向外地转变为在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直到控制关键性和垄断性行业，如徽商经营盐业和晋商经营钱庄。当然，这只有在商帮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但是面临巨大历史转变的时候，商帮很容易走向衰落。当中国由封闭性的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徽商和晋商在这一经济和政治转型中走向衰落。在1949年的政治更替中，宁波帮迁移到香港。宁波帮与本土脱节了，现在宁波企业家与当年的宁波帮没有传承关系。从商帮历史的兴衰来看，温州商帮的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向成熟，温州商帮的生产不能再以低端产品为主，必须是更高端具有竞争性和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同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在全球生产，面向全球市场，为全球服务。
商帮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有一个与本土脱节的问题，这我们不妨称之为“商帮的宿命”。商帮的经商传统和商业精神往往与自然环境有关，大多是一些人均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地区。在商帮成长初期，往往依赖于自然资源和手工艺生产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个阶段，商帮的发展与本土经济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伴随着商帮资本的积累，对本土资源和手工艺的依赖越来越低，往往是在异地生产在异地销售。也就是说，商帮越成熟，与本土经济的关系越微弱。与此同时，越来越成熟的商帮会使大量的资本流入故乡，这些资本不大可能用来做实业，因为在偏僻地区无论从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来看，做实业没有比较优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消费能力很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成本的上升又会逼走技术性人才。从“商帮宿命”这个角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温州商人发展初期的现象，温州商帮的成熟恰恰不利于温州产业转型升级。
陈建军教授：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感受非常深，温州经济如何形成范式，这个范式又能够形成一定的效应。吕老师在这方面是很独特的，他尽可能用一般性的特点来解释温州的一般经济现象。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一是温州整个转型升级的路径，怎么样从高能耗的产业发展到低能耗的产业，即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式的。二是如何推动整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温州人有自主创新的偏好，这个偏好可能在早中期是好的，但是在后期怎么样改变这种制度偏好，既重视制度创新，也重视技术创新，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三是人才的重要性。暂时还不缺乏企业家的人才，但是我们缺乏很多专业性的人才。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从农民企业家占优势的地区，转向专业人士占优势的社会结构，这对温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现阶段，可能对我们温州来讲可能更重要。还讲到产业转型，有同学提出温州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我们可能更好的方向是怎么样发展，提出来发展金融产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不是走一般的道路，要有温州自己的特点，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商业模式更新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同样是交易模式，电子商务就对传统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挑战。刚才诸晓华总经理提出品牌意识，这些都是转型的路径。怎样把温州的产业转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进行讨论，区域之间的分工，产业转移，一体化，就不能就温州讨论温州，温州不是一个独立王国，比如你要发展第三产业，要弄清楚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东西，如果温州的现代服务业仅仅为温州服务，这个服务是做不大的，做不强的，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转型升级其中重要的是社会转型，商学院的老师可能更多重视经济转型，其实社会转型也同样重要。刚才刘教授提到富士康问题，就表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对的工人他已经不是70后了，80后的工人和70后的工人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区别，如果不完成这个社会转型，我们的产业转型是空的，我们要更加重视劳动者的问题。
嘉宾点评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陈荣：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参加温州大学的学术沙龙。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形式很好，前面陈建军院长做了一个解析和对比，吕福新教授专门作了主题报告，然后很多老师、学生参与了互动，形式活泼，内容精彩。学术沙龙本身就是一个互相沟通，互相碰撞的过程，碰撞之中就会有闪光。今天学术沙龙的论题已经从“温州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延伸到了温州人，延伸到了温州商帮。其实任何一个商帮的概念都是经过历史的演变、时间的推移，最后经过经验的总结才最终形成。因此，任何一个商帮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在此，我想就今天的论题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吸引力在哪里。
刚才发言的很多老师都是外地人，这首先说明温州大学有开放度，温州大学对人才的引进求贤若渴。同时也说明温州这个地方有吸引力。温州的经济发展之路充满着传奇色彩。上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他出国考察遇到一个温州商人在意大利生产皮鞋，生产一段时间后，效益很好，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居然兼并了意大利一家很有知名度的皮鞋生产企业。当年王均瑶包机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到最后就成为了现实。温州人从生产皮鞋开始，到生产打火机，后来还有保温杯，现在温州商人又开始承包矿山。这个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故事。有个笑话说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因为温州人有思想会动脑筋，把头发都想空心了。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温州人很聪明，这是值得温州人骄傲的。
第二，正确看待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独特现象。
一是温州企业外移的问题。这种现象有一段时间省里提出来，叫做“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对于温州来说就叫“跳出温州，发展温州”。现在的问题是跳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我们浙江一些大的企业把总部都迁到了上海，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才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公司。如果局限在宁波或温州，则很难成长为跨国企业。鱼养到一定时候，一定要放到大池塘、水库里边才能养出大鱼来。因此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前两天有一个电视讲座，介绍《犹太商法》的产生过程。我想能不能像研究犹太商法一样，对温州人、温州经济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不要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分析，而是要有理论上的提炼和提升。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学的分析手段，而是应该综合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二是从制造业投资转向资源型投资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资本运作，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投机行为。现在很多温州人到山西去承包煤矿，这也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输出了自己的智慧，输出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所以他就能比山西的煤老板做得好。这是输出管理，输出资本运作的智慧。三是炒房团现象。我觉得温州炒房团其实体现了温州人的团队精神。因为他绝对不会一个人去炒，而是聚集了一批具有一定投资理念的亲戚朋友，把各自的资金整合起来，两个单元甚至一栋楼一起买。这就是温州人，温州人就有一种“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的精神。温州人的炒房绝对是用智慧的，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一定会涨。炒作有的时候不一定提倡，因为它创造财富量太少，但是炒作有的时候能够刺激新的财富创造，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昨天。温州人看到了这个规律，抓住了投资机遇，这说明温州人有世界眼光，了解发达地区、发达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我们国家有一天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这是温州老百姓用自己的智慧赚了钱，这其中必然有其合理性。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温州经济的学术研究，用新的文化力来支撑温州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对温州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温大生长在温州这一方经济发展的热土上，生活在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地区，因此在温州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跨越，多出好成果，出精品成果，出大成果。温大现在正在申报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我希望这个中心的开放度要更大一点，让国内喜欢研究温州的专家学者都能到这个新建的平台上来。希望以后国内甚至世界上研究温州的最全的资料都能在温大找到。在研究当中我觉得有三点要注意：
一是温州人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非常广阔的，不能局限在温州本地，可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温州人；
二是应该有“顶天立地”的理念来研究温州，研究温州人的精神；
三是希望温大通过不懈的努力去打造新的“永嘉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