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92年之前的联想，还只不过是PC市场上为了谋求生存而依靠国际巨头的虾兵蟹将。那么1992年之后的联想，因为扛起民族主义大旗，以联想品牌对抗IBM、惠普等国际巨头，则成了试图跳跃龙门的金鲤。
一、扛起民族主义大旗
国产微机的市场份额从1989年的67%到1991年的50%，下降17个百分点用了两年时间；从1991年的50%到1992年的28%，下降22个百分点只用了1年时间。在生死关头，长城选择与IBM合作，四通与康柏结成战略联盟，方正等国产品牌也不甘退出舞台，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外国厂商身上。原本代理生意做得最好的联想，却毅然选择与外国厂商决绝，扛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
1．品牌之路
联想在创建自主品牌上有过三次抉择，每一次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一次是选择了联想式汉卡，同时将倪光南拉入同一阵营。从那时候期，联想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代理商，有信心自称为新技术公司或高科技公司了。第二次选择是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研发联想牌微机，并于1990年的时候决定推销联想电脑，逐渐取代AST。第三次则是在1994年前后，明确打出联想品牌，以民族主义品牌的名义，向国际品牌发起挑战。
1990年的时候，香港联想被看做是联想进军海外的标志，但核心业务就是代理AST电脑。北京联想虽然还在销售联想式汉卡，但代理业务同样是核心。当年杨元庆被选作微机部负责人的时候极不情愿，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公司的重心在代理业务上。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柳传志还是毅然决定推广联想自己的品牌。
1990年3月，经过多方斡旋，联想终于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随后，柳传志将联想所有销售人员召集起来，以“干部培训班”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培训。李勤在会上庄重宣布：联想将不再推销AST电脑，而要将联想牌微机推到市场上去。
此言一出，会场顿时争吵起来。那时候，在联想的努力下，AST在国内已成为微机第一品牌，也是联想赖以为生的“宝藏”。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放弃了，不仅可惜，而且也让人担心联想电脑能不能打开局面。
柳传志等人显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留一部分人继续负责AST业务，主力部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联想电脑上。即便如此，公司内部还是人心惶惶，尤其是销售人员，更是感觉前途堪忧。
柳传志不愧是鼓舞人心的高手，关键时刻，他极为煽情地说：联想要办一家长远发展的公司，要为子孙后代做一点事，而不是办一家短期的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那个年代的人极易被理想感染，何况这种涉及子孙后代的大事。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联想微机放到了推销单上。
事实上，最终联想还是选择了稳妥——前期，将联想微机和AST电脑一并放在产品清单上，任凭客户自行选择；等到联想微机逐渐得到客户认可后，才将其作为主打产品推销给客户。
然而，正当联想在自主品牌微机上努力时，中国微机产业的危机却悄然来临。留给联想的时间并不多，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2．杨元庆出场
1992年的形势虽然严峻，但由于滞后效应的影响，再加上香港联想的强势，联想整体状况依然良好。这时候，孙宏斌事件引发的对年轻人的质疑逐渐淡去，老联想人差不多都到了50多近60岁的年龄了，柳传志重新开始考虑接班人和让年轻人上位的问题。
1992年4月20日，位于联想权力最高层的总裁室颁布了一份任命名单：郭为和王平生出任助理总裁，分别负责企业规划部和集团办公室。这份任命名单因人员的年轻而引人注目。当时还不起眼的杨元庆也在这份名单中，他被任命为计算机辅助设备部总经理。
计算机辅助设备部从事的也是代理业务，只不过主要是做惠普的绘图仪生意，不属于联想的核心业务。就像后来出任微机部总经理一样，杨元庆对这样的任命显然并不感兴趣，毕竟这不是联想的关键部门。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道理，计算机辅助设备部也不是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在两年时间内，杨元庆就将销售额从3000万元提升到3亿元，让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总裁室大为吃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杨元庆和惠普有了密切联系，使其对惠普的销售渠道有了直观的了解，为联想后来的渠道变革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杨元庆还为联想找到了第一家代理商，授权一家名叫鹭岛的公司销售惠普的绘图仪。据说，当初签署的那份代理合同是中关村第一份正式的代理合同，其意义非同凡响。有了这次成功，杨元庆带领手下一帮和他一样年轻、甚至比他更年轻的员工，开始在分销的道路上起航。杨元庆的这一做法甚得惠普欣赏，对方很痛快地授予他们为“Wholesaler”，还这说是中国的第一个“Wholesaler”。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的第一家分销商。
如果说郭为闪亮登场，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那么杨元庆则是后程发力，虽然当时势头还没有赶上郭为，但也在柳传志等人的心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两年后，杨元庆放弃出国机会，出任新组建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终于成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在与郭为的竞争中抢得了先机。
3．赢得官方支持
国外品牌在中国横行的时候，往往是民族情绪激昂的时候，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例外。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让中国人开始反思民族产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信息技术（IT）和家电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国内又刮起了民族品牌风。
当年，彩电的进口关税大幅下降，中国彩电产业遭遇了同样的压力。时任长虹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倪润峰，以“产业报国”为口号，发起了对国外品牌的冲击。当年年底，长虹超越国际品牌，成为国内彩电市场的头号品牌，被称为“彩电大王”。资料显示，当时中国每卖出三台彩电，就有一台是长虹的。长虹、外资和其他国产品牌刚好三分天下。
在现代市场观念中，并不提倡利用民族感情，但群众自发的民族情绪，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当年的韩国汽车产业，如果不是民族情绪在其中起作用，也很难形成如今的局面。
联想在确定主打自有品牌电脑后，也没有忘记民族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在杨元庆成为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后，短短半年内，联想微机就出售了15000多台，更让柳传志看到了国产品牌的力量。为了获得官方支持，赢得舆论的倾向，柳传志带领总裁室成员前往电子工业部汇报工作。
汇报中，柳传志以退为进，坦言联想也在考虑撤退的问题，但又不忍心放弃国产品牌。他历数了几大国产品牌的先后退出，表示国产微机很可能全军覆没。同时，柳传志又谈了一些利好消息，让这些政府官员们不至于完全失望。
听完汇报后，部长胡启立明确表示：绝对不能放弃，一定要有国产品牌，这是发展战略问题。部长既然发言，下属各司的司长赶紧纷纷表态，认为国产品牌必须坚守，国家也会支持国产品牌的发展。
就此，联想赢得了官方的支持，也为自己树立了信心。之后，在媒体的舆论攻势下，联想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向国外品牌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抢夺市场的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渠道变革
在计算机产业，惠普是分销体系的鼻祖，杨元庆正是从惠普身上尝到了分销的甜头，才将这种模式引入微机事业部，实现了联想在微机市场的渠道变革。
1．从直销到分销
对生产制造型和贸易型企业来说，销售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联想自创立起就一直重视销售工作，首创研究员站柜台的先河——当年，联想参加展销会，都是老研究员胡锡兰亲自出面。联想的销售门面，也是胡锡兰坐镇。
那时候，展厅的宣传已经具有现代特色，很多展位前都站着时尚的漂亮女孩，只有联想展位前站着一位小老太婆。媒体描写当年的情景更为传神：漂亮姐台前寥寥无几，老太婆台前水泄不通。其实也难怪，那年头懂得计算机的人还很少，客户在购买前首先要搞明白自己买的是什么。那些漂亮小姐虽然能吸引眼球，但对电脑却一窍不通。胡锡兰是曾茂朝的夫人，计算所的副研究员，大型机的机长，虽然不敢说是汉卡和微机的专家，但对基本原理还是相当清楚的。客户提出的所有问题，她都能深入浅出地予以讲解。就这样，联想的展位前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展销会结束了，还有一大帮人拉着她问长问短。
早期，联想就靠着胡锡兰这样的老研究员站柜台、跑销售，为联想在市场上抢得了一席之地。但这种最原始的销售方式，慢慢地已满足不了联想快速发展的需求。联想开始设立分公司。最初，联想只有4家分公司，后来在孙宏斌主管期间，又建立了13家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专门负责产品的销售，销售业绩卓著，孙宏斌也因此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
无论是早期的柜台销售，还是后来的分公司经销，都属于传统的直销模式。孙宏斌出事后，郭为负责对分公司进行了整顿。在杨元庆出任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后，再度对销售系统进行了梳理，将原本的直销系统改造成分销系统。
这次变革对联想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联想拓展了销售渠道，另一方面杨元庆也成功地从老联想人手中接过了权杖。此前，联想的销售工作主要由联想的老人负责。杨元庆接手后，决定放弃直销，这等于直接剥夺了这些老人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的抵制。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杨元庆不仅剥夺了他们的销售权，还不同意接收以前的库存。这样的决定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老人们向曾茂朝诉苦，曾茂朝还因此拍了桌子。
但杨元庆可不是轻易屈服的人，再加上柳传志也支持他的变革，分销系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2．十八棵青松
从直销到分销的变革，对联想来说是伤筋动骨，既伤了老联想人的心，也动了他们的权。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一批年轻人，包括后来发展强劲的陈绍鹏，在此期间脱颖而出。
杨元庆接手微机事业部的时候，联想的销售体系极其混乱，涉及微机销售的部门很多。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为了争夺客户和市场经常发生冲突。之所以决定成立微机事业部，就是柳传志和李勤商量的结果，希望就此消除派系斗争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实现微机业务产供销的统一管理。
杨元庆虽然不善言辞，但讷于言而敏于行，行动上果敢而决绝。他不顾联想老人们的反对，大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将原本近400人的微机队伍压缩到100多人。这还不算完，随后他再次挥刀，销售队伍只保留了18人。这18人被柳传志称为“大渡河十八勇士”，媒体上叫做“十八罗汉”，而杨元庆将自己的手下命名为“十八棵青松”，赋予了更多的诗意。
前面提到的陈绍鹏，就是“十八棵青松”之一。这十八个人，无疑是骨干中的骨干、精英中的精英，都是经过多年市场的摸爬滚打锤炼出来的，既有战斗精神，又有实践经验，随便将哪一位放到别的企业，都是一方诸侯。
当然，杨元庆并不是让这十八人去跑销售的，那样未免太浪费人才了。杨元庆告诉陈绍鹏等人，他们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寻找联想的代理商和分销商。如果是现在，联想只要发一则广告，申请代理的人能踏破门槛。但那时候，联想还名不见经传，刚刚下海的中国人都很务实，没人愿意相信别人口头的忽悠。当年，中关村就有“骗子一条街”的“美誉”，还有人说中关村骗子比彩电多。“十八棵青松”从中关村出发，前往全国各地，想赢得别人的信任，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便杨元庆亲自出马，也没有人理会他。杨元庆回忆当年的情景，语言中不乏苦涩：我一开口，对方就会说，咱两家公司规模也差不多，与其我给你做代理，还不如你给我做代理吧！
杨元庆是销售出身，对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但这次他已经做足了功课，面对困境，他选择了物质激励。按照规定，联想每个季度将对代理商进行业绩考核，只要达标的，就进行奖励。而且陈绍鹏等人也学乖了，不再找那些大公司做代理，而是找各种门面和小公司做代理。合适的对象，丰厚的物质刺激，联想很快就建立了庞大的代理商队伍。
在总结经验时，杨元庆将代理商和分销商称作渠道，而他提出的奖励措施，就是让利于渠道，或者说让渠道赢。这一举措至今依然是联想渠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倪的终极冲突
从早期的合作来看，柳传志和倪光南的组合是一对绝配，前者高瞻远瞩，后者本分而洞悉技术潮流。前文我们提到过，大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团队都是由数位背景相仿、性格和能力互补的领袖人物组成的，其中，一位出类拔萃的技术领袖必不可少。在联想，倪光南无疑就是这一角色。但从相知、相依到形同陌路，两人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以联想的发展速度，如果两人依然合作无间的话，当今的世界PC格局会呈现怎样的局面，殊未可知。
1．曾经亲密无间
关于倪光南加入联想的说法有很多，最为传奇的说法是：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约定各在手心写一个名字，看大家最想邀请谁加入公司。写完后，三人伸开手，赫然是三个“倪光南”。这一说法当然是杜撰的，王树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肯定是媒体记者看三国看多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大家都一致看好倪光南和他手中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事实上，倪光南也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汉卡的风光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联想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在联想向微机转型、打造自有品牌时，又是倪光南半路出家，研制出了286主机板和联想286微机，还曾在国际展销会上赢得赞誉。如果没有倪光南的技术天赋，联想就不会是今日的联想，连公司的名字也不可能出现“联想”二字了。
当然，柳传志对倪光南的照顾也是有目共睹的。倪光南加入的时候，一向重视管理的柳传志就答应了他三个条件：不用做官，不用开会，也不用接受媒体采访。张祖祥开会迟到了还得罚站，唯独倪光南例外。在对外宣传上，柳传志只准公司宣传倪光南，将他打造成学术明星，还力荐其成为首届工程院院士。
那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倪光南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柳传志全心全意支持倪光南。计算所曾经分配了一套房子给柳传志，柳传志却以计算所的名义奖励给了倪光南，还为此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这样的深情厚谊，岂是伪装所能做到的？
柳倪的合作无间，为联想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联想式汉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让弱小的联想第一次成为媒体的宠儿；研制联想自有品牌微机，为联想在1992年后的品牌崛起奠定了基础。1996年的时候，联想电脑一跃成为国内市场的霸主，倪光南居功至伟。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柳传志的大公无私和鼎力支持，也少不了倪光南的技术天赋和行业洞察力，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双方的合作无间。
2．倪李交恶
审视柳传志和倪光南分手的过程，其实并非从两人私人关系恶化开始的。在此之前，倪光南就和李勤、张祖祥相继产生了矛盾。
凌志军先生在《联想风云》一书中剖析过倪李交恶的原因。在他看来，早期的倪光南因出身和经历的原因，对政治和权力漠不关心，甚至于有点畏惧。这也是他加入联想时提出三个条件的原因。然而，随着其社会地位和在公司内部权威的上升，倪光南开始表现出对公司政治和权力的关注。
1993年是联想早期历史上唯一没有完成预期目标的一个年度，一直常驻香港的张祖祥就感觉联想内部出了问题。张祖祥以旁观的姿态察觉，倪光南对李勤不太满意。那时候，倪光南在联想的地位在李勤之上，是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但在柳传志心目中，他与李勤、张祖祥的关系无疑更近一点。张祖祥不赞成科学家干预企业管理，柳传志和他想法一致。
让张祖祥感到意外的是，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还没有爆发，自己的权力就受到了影响。1994年年初，香港联想谋求上市，北京联想确定的董事为柳传志、李勤和张祖祥。但倪光南提出，他也要做董事。这显然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此前一直不愿做官的倪光南，怎么会对董事感兴趣呢？麻烦的是，名单已经经过讨论，如果更改，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祖祥委曲求全，将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张祖祥虽然顾全大局，但对倪光南的看法急转直下。
随后，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逐渐突显。倪光南当面向柳传志指责李勤的不足，还认为李勤应该为1993年公司没有完成目标负责。因为1993年的大部分时间，柳传志都坐镇香港，李勤是北京联想事实上的负责人。对此，柳传志选择了沉默。倪光南又向曾茂朝反映情况，希望免去李勤常务副总裁的职务。但曾茂朝同样不为所动，而且义正词严：董事会负责选举总裁，总裁负责推荐副总裁。要罢免李勤，只能由柳传志来决定。
无论当时的事实如何，倪光南和联想四巨头中的两位都产生了隔阂，而且越级向曾茂朝反映情况，无疑也是在挑战柳传志的权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倪光南的出局几乎是必然的。
3．柳倪冲突
柳传志当然明白公司高层团结的重要性，他继续保持对倪光南的尊重，但在李勤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公司业绩的责任不能由李勤一人承担。倪光南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公司发展，而且可能影响高层管理团队的团结，造成公司的动荡。从这时候起，柳倪之间出现了裂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倪光南在公司地位的下降，这道裂隙将越来越大。
随后，一件小事终于将矛盾引到了柳倪二人身上。倪光南的汽车司机接连发生四起交通事故，车队队长反映，倪光南的夫人曾为此抱怨。在柳传志的亲自过问下，车队为倪光南更换了司机。倪光南对此十分气愤，认定车队队长造谣，当即给总裁室写了封信，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在外地的柳传志发了传真。
由于前段时间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倪光南言语中的不满显而易见，措辞也十分激烈。倪光南的信虽然没有直指柳传志，但柳传志认为他是针对自己的，因此当即写了回信。信中，柳传志非常坦诚地将两人的关系当作了讨论的重点，并表示自己愿意退出公司的核心组。
这件事虽然没有愈演愈烈，但双方的裂痕愈发明显，柳传志对倪光南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随后，在“中国芯”事件上的冲突，终于让两人的矛盾尖锐起来。
所谓“中国芯”，其实是对中国研制的芯片的简称。鉴于芯片在IT产业的核心作用，而“中国芯”和中国心又是谐音，这一提法被媒体广为引用。提到芯片，普通消费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提到中央处理器（CPU），提到CPU的制造商英特尔和AMD，相信很多人就明白了。PC产业有个“微笑曲线”，价值链各个环节按照附加值高低处于“微笑曲线”的不同位置，芯片作为硬件中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与软件中附加价值最高的操作系统，分别位于“微笑曲线”的两个最高端。当年，随着汉卡日渐式微，倪光南很想在芯片设计上取得突破，迎来事业的新高峰。
起初，柳传志没有提出反对。倪光南和香港联想的吕谭平等人一道，打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合资在上海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倪光南踌躇满志，在美国、香港等地延揽芯片研究人员，试图大干一场。然而，就在最后关头，柳传志提出了反对意见。
柳传志的反对很有分寸，而且充满了政治艺术。他在正式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谭平再认真考虑。他没有将矛头对准倪光南，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计划的首要人物还是倪光南，吕谭平作为一个商人，赚钱是第一目的，至于技术上的突破，他不会太关心。
那时候，上海设计中心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亲自出面捧场，上海市政府将倪光南敬为上宾，开局堪称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柳传志的反对让全力以赴的倪光南备受打击，甚至无法接受。他在后来的谈话中不止一次说过：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对我说不。这个“第一次”指的是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上的决策。如果说在人事关系、司机事件等问题上，倪光南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他最为权威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上提出反对意见，他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
从这时候起，柳倪冲突全面爆发。在公开场合，柳传志能说出：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更是直接：我坚决和你干到底。随后，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甚至中央部门举报柳传志，问题从个人作风开始，后来逐渐蔓延到经济问题。这时候，倪光南的院士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举报也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1997年7月，在朱镕基和罗干的批示下，调查组第三次进驻联想，希望彻底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
虽然调查的结果表明柳传志没有问题，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柳传志的个人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柳倪的分裂才是真正让人心痛的。失去了倪光南的联想，发展势头依然迅猛，但在更看重技术的IT产业，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
问鼎霸主
马在中国经常用来比喻人才。海尔文化强调“赛马不相马”的用人机制，注重实际能力和工作实效；联想文化强调“赛马中识别好马”，与海尔的“赛马不相马”异曲同工。无论是郭为还是杨元庆，之所以能作为“千里马”在联想脱颖而出，都得益于个人良好的业绩和极强的工作能力。1994年是联想的丰收年，郭为让奄奄一息的惠州生产基地重新焕发生机，杨元庆则在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运筹帷幄，发起了对国外微机厂商的大反攻。
1．价格战启蒙
国际PC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筹码，第一是品牌，第二是价格，其中，价格的作用更为明显。联想推出386微机的时候，曾以直降5000元的价格挑战国际巨头，依然没能取得优势。事实上，价格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拥有更先进技术的国际巨头，在PC价格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多年后回想起来，价格战并不是中国厂商的发明，源头还在国外厂商身上。只不过善于学习的中国厂商，很快就从中获得启蒙，并迅速超越竞争对手，成为价格战的行家里手。
现实显然刺激了联想，也让接手微机事业部的杨元庆颇伤脑筋。此前，联想已经在家用电脑上做过尝试，联想1+1就是代表作品之一。但很显然，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消费现状，除了那些大中企业，中国有实力购买两三万元电脑的家庭太少了。指望靠一个家用电脑的概念，就让消费者将数年的工资收入掏出来，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杨元庆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他表示，要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电脑，就一定要让电脑的价格和他们的购买力相适应。
基于这样的定位，杨元庆将联想的新一代电脑命名为“Economic”，也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希望联想的经济型电脑在价格上向兼容机看齐，说白了就是和组装机差不多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刚从清华毕业不到一年的刘军，将自己在实验室关了40天。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军言语中不无得意：E系列电脑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之前电脑都是针对商业客户的，这是第一次想到将电脑面向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将成本下降了一半。
原本均价3万元的电脑，联想E系列将价格降到了1.6万元。市场反响不错，但还没有彻底打开局面。杨元庆指示刘军继续努力，要不放过任何一处可以压缩成本的环节，甚至连包装箱里的泡沫，都要考虑其成本。
1994年5月10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联想E系列终于正式上市了。短短数月内，E系列的价格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动，中国PC市场上第一款报价不到1万元的电脑出现在经销商的产品目录上。
市场反应热烈得令人兴奋，仅仅一个月，联想电脑就卖了5000多台。两年多来，联想第一次提前完成了销售指标。
2．郭为的点睛之笔
杨元庆在微机市场崭露头角时，郭为也没有闲着，他被柳传志安排到惠州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兴起过两波热潮。一波是股票热，一波是房地产热。当年，有钱没钱的企业和个人，无不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手中资金颇为充足的联想，也经不住“一夜暴富”的诱惑，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远郊购买了50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当然，联想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炒房地产，而且打算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同时将PC产业链的企业吸引过来，在这里安营扎寨。郭为抱着雄心壮志而来，没想到刚下车就发现现实并不是那么美好。
1993年3月，有“铁腕总理”之称，被外媒誉为“唯一懂得经济的中国总理”的朱镕基连任副总理，主要分管经济工作。在他的严格治理下，房地产热迅速降温。等郭为来到惠州的时候，面临的形势是：50万平方米的土地有4/5荒芜着，地价也下跌了七成，联想自己的生产厂房建设陷入停顿，质量问题严重。一时茫无头绪的郭为赶紧给柳传志打电话，但这时候的柳传志正在忙着帮助杨元庆打理微机事务，实在无法分神。失望的郭为见求助无门，只得耐下心来自己寻求对策。
郭为不愧是公关经理出身，他再次将当初为汉卡争取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拼劲拿了出来。他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请来研究人员，为联想的惠州生产基地撰写可行性报告。当地政府闻讯，迅速出面与郭为接洽，将其待为上宾。随后，郭为又请来媒体，信誓旦旦地表示，联想在惠州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那个年代，大的新闻本就不多，“亚洲最大”的光环又很炫目。这样一来，不仅当地政府给予关照，媒体也予以大肆报道。
原本已经破落的生产基地，摇身一变成为亚洲最大的板卡基地。郭为的神来之笔，让他不至于被杨元庆的风头完全盖住，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依然占着一席之地。
3．狂飙突进
决战即将来临，联想多年的政府公关也开始推波助澜。中国刚刚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的时候，曾经公布过一批受政策保护的国产微机品牌。那时候，联想不在此列。但自从将民族品牌作为自己的口号后，联想进入了政府视野。
1995年年初，在电子工业部公布的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名录中，联想赫然在列。其他五家分别是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这一名单甫一曝光，就引起了轰动。要知道，此前这种好事只有长城、长江、浪潮这类公司才有资格。此后，联想的机会不断，联想微机进入了政府采购名单；北京市单独划拨了一块土地，让联想建职工宿舍；副市长胡昭广还答应柳传志，亲自出面和成人教育局局长商谈，希望促成联想家庭电脑的普及。
当然，政府的关照只是给联想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要想打败实力雄厚的国际巨头，联想还得靠自己的努力。1995年4月1日，联想公开宣布，联想第10万台电脑下线。事实上，早在8天前，长城公司就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电脑诞生。但在宣传意识和公关策略上，长城显然不及联想。
为了与消费者进行互动，联想在各种主流媒体和专业媒体上打出广告：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
那个年代，公共事件太少，带有娱乐成分的公共事件更少。联想的广告激起了消费者的兴趣，半个月内，联想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648封信和上千个电话。这时候，民族品牌的力量再次凸显，保护联想的呼声此起彼伏。
最终，这台电脑被送给了数学家陈景润。
活动非常成功，但联想并没打算就此止步。5月12日，“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活动从北京市政府门口拉开帷幕。
柳传志和公司宣传部门在争取政府和舆论的支持，杨元庆在市场上的步伐也没有停顿。1996年年初，杨元庆指示正在编制规划的工作人员，要将3年内成为中国市场第一的目标列入规划。那时候，联想的市场份额还不到惠普的1/3，3年内超过IBM和惠普几乎是痴人说梦。但杨元庆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机会很快来了。迫于竞争的压力，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敏感的杨元庆注意到，由于处理器价格的快速下降，原本15000元的电脑，即便降到万元以下，也依然能够盈利。杨元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随即向代理商宣布，联想的新产品将保持原有性能，但价格下降到万元以下。与此同时，杨元庆指示生产部门将日产量从300台提升到1000台。
联想的这一举措让代理商沸腾了，身处销售一线的他们当然明白，这样的价格变动将意味着什么。媒体这时候也相当配合，又一波民族情绪被煽动起来，经济日报社的总编辑艾丰，在安徽主持“中国名牌大会”，为了支持民族工业，公开拒绝国外品牌参加。
1996年年底的时候，连杨元庆都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据全球著名的市场调研机构IDC公布的市场调研报告，联想超过IBM，成为中国市场的NO.1。联想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在源流调查公司的“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调查中，联想同样力压IBM，位列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