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已经确立并发展了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各朝的王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贵族大臣平时管理民事，战时即为军队领导，统兵打仗。王不仅拥有强大的王室和王族军队，而且还可以征调各个诸侯的军队。
“什伍”之制是中国古代军队最初、最基本的编制。
5进位以及10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很早就用来计算与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成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10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10人一组，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10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10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3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3个“师”组成。不过根据安阳出土一个商朝墓葬的战车来看，却是5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3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3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3个殉葬坑，每坑殉葬5人，看来应该是为前面3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25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5进位制的。5辆一队，5队、25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100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1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乘战车的甲士是3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由“官”指挥；每10队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编“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史料记载西周王朝兵力最多时达14师。
这一时期，步兵、骑兵尚未成为独立的兵种，战斗的主力是战车兵。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剑戟与弓弩。这些武器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