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者”的通行证
1947年4月15日，夜已深沉。一辆轿车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开出，穿过空空荡荡的阿尔巴特大街，开进了克里姆林宫。车子经过守卫的检查，继续向里开，经过高耸的塔楼、雄伟的东正教教堂和空旷的广场，停在一栋小楼的门口。客人们从车上下来，坐电梯上了三楼。他们经过一条狭长走廊，越过一道沉重的双层门，走进一间铺着橡木地板的办公室。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斯大林起身走向他的客人们。
斯大林在这里等着见乔治·马歇尔将军。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那一天，马歇尔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军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1944年，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时代》周刊将马歇尔评为“年度人物”，称之为“祖国的托管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马歇尔就递交了辞呈，打算回家务农。但不久，杜鲁门总统又恳切邀请他出任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月就任国务卿，并于同年3月9日来到了莫斯科，和苏联、英国、法国等一起商议二战的善后事宜。马歇尔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丘吉尔曾经说，莫洛托夫是用冰冷的西伯利亚花岗岩雕刻出来的。在外交界，莫洛托夫是著名的“不”先生。他外表谦恭，仪表端庄。他热情地招待西方客人们享用鱼子酱、鲟鱼、野鸡和香槟，邀请他们到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胡桃夹子》，但对马歇尔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毫不感兴趣。一个月过去了，莫斯科的积雪都已渐渐消融，但谈判仍然毫无进展。马歇尔决定走出最后一步棋，他要见他的朋友斯大林同志。
马歇尔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次重要会议上，马歇尔见过斯大林，并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他觉得斯大林为人豪爽直率，一见就有种亲近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Harriman）告诉马歇尔，斯大林亲口对哈里曼说过：“我信任马歇尔，就像我信任自己。”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之间，难道不就是这种默契吗？
简单的寒暄之后，马歇尔直截了当地讲到，他对谈判毫无进展感到很悲观，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美国人民真心愿意伸出援手，也希望苏联能够和美国合作。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静静地听着，一边抽烟，一边用红墨水在纸上心不在焉地画着狼头，时而抬头，深沉地望着马歇尔的眼睛。等到马歇尔讲完了，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当然会和美国合作，但是美国方面总是拖延。困难总是有的，当谈判双方最终精疲力竭的时候，总会达成共识。不要悲观，我就比你乐观。天色不早了，美国朋友该休息了，送客。
马歇尔既不了解斯大林，也不了解苏联。马歇尔或许没有料想到这样的结局，但是，乔治·凯南一早就料到，谈判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的。1946年年初，苏联突然告诉美国，他们不会参加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这让美国财政部非常困惑。苏联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还是不是美国的盟友？1946年2月份，财政部给驻苏联使馆发电，请求得到一个解释。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正好外出度假，出发之前授权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可以全权向国内发电。接到财政部的请求后，凯南马上向国内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凯南谈到，苏联的领导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外国势力的警惕思想，并把国内的敌对力量都视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苏联不可能和资本主义世界同一条心，暂时的妥协一定是为了忍辱负重，寻求最终消灭对手的机会。共产主义是苏联领导人在不安全中服下的镇静剂，这一信念就像宗教信仰一样，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而且将不断扩张。凯南提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应该是“长期、耐心、坚定而警觉地对苏联的扩张倾向的遏制”。
如果说苏联让马歇尔感到失望，那么战后的西欧已经让他感到绝望。在去苏联之前，马歇尔先到了法国和德国，亲眼看到战后的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欧洲各大城市中，50%以上的建筑物化为瓦砾，上千座桥梁、上万千米的铁路坍塌破败。1939年到1945年间，欧洲死于战争的人口约达3650万，活下来的人们还要忍受更残酷的煎熬。1946年欧洲大面积歉收。1947年又遇到罕见的冰雪和风暴，这是7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封冻、铁路停运、道路无法通行、工业生产停顿、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张。丘吉尔曾警告杜鲁门，说欧洲已经成为“瓦砾场、骸骨堂、瘟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美国人还以为他是危言耸听。一位美国记者到了欧洲，悲哀地写道：“欧洲就像一条被搁浅的鲸鱼，在阳光下渐渐腐烂。”美国政治家罗伯特·兰兴1918年曾经说：“饿肚子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饱肚子意味着非布尔什维克。”在饥饿和贫穷的折磨下，共产主义力量在欧洲如火如荼。1945年，在法国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得票最多，有500万张选票。在意大利，共产党得到的选票高达40%。
马歇尔为看到的这一切痛心不已。他指挥美军，带领盟军，苦战五年，战胜了纳粹德国，换来的就是这个结局？难道就这样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欧洲再次陷入动荡和战争，或是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马歇尔主意已定。他从莫斯科回来，马上就把凯南叫过来，让他在两周之内草拟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马歇尔的指示简洁明确，他要求凯南：“不要太琐碎。”接到命令，凯南颇有难色。他的专长是研究苏联，对欧洲并不了解，对经济问题更是一窍不通。凯南马上找来了一批专家，包括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罗斯托，政治学家小布莱斯戴尔（Thomas Blaisdell Jr.），经济顾问保罗·波特（Paul R.Porter）等。但真正的幕后英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 Clayton）。
克莱顿和马歇尔同年出生，早年在美国棉花公司做管理人员，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做棉花交易，被人们称为“棉花大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克莱顿开始为政府效力，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欧洲的盟国沟通，确保它们能得到及时、充足的供应。企业家出身的克莱顿深知，大多数的战争源于经济问题。自由贸易能够鼓励世界和平，但保护贸易很可能带来更多的猜疑和敌视。如果商品不能自由地跨越国界，士兵的靴子就会踏过国界。
当马歇尔计划的雏形出现之后，就要找一个对外发布的机会了。马歇尔写信给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说愿意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还想借此机会向毕业生们讲几句话。柯南特校长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哈佛曾经提出，要授予马歇尔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但两次都遭到婉拒。这次，马歇尔终于要来了。
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举行了第286届毕业典礼，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这天中午，在哈佛园招待校友和贵宾的午餐会上，马歇尔看着稿子讲了大约15分钟，介绍酝酿中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在战争期间一向因口才好深受记者欢迎，他喜欢拉家常式的即兴讲话，不习惯规规矩矩地念稿子。他在哈佛的这次讲话中声音很低，人们几乎听不见他说了什么，听得清楚的人们也搞不懂马歇尔到底想说什么。《纽约时报》和其他大报根本没有报道这次马歇尔的讲话。就连英国大使馆也觉得不重要，不值得花电报钱送回国内。只有一个人很清楚马歇尔说的是什么，他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他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演讲。
贝文当然很开心，但那些听到马歇尔讲话的美国人会怎么想呢？美国一向有孤立主义传统，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为欧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在战后还要继续为他们奉献？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公众的外交政策就是：第一，把孩子们送回来；第二，不要当圣诞老人；第三，不要到处惹事。在美国人心目中，失业这样的国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美国人想的就是看电影、喝可乐。
怎么样才能说服美国人民？克莱顿说得好：“要让美国人震惊，只需要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他在欧洲时，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写道：“成百万的人正在慢慢地饿死。”他说，要想在未来十年避免战争，援助欧洲是唯一的选择。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在他刚25岁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说，他是全美国的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李普曼经常和克莱顿、艾奇逊和凯南交流，他从1947年4月和5月起，开始连续在报纸上呼吁，欧洲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美国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欧洲统一起来，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公众舆论和国会政治很快发生了转变，各大报刊都开始热议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经过国会的讨论，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4月签署了欧洲复兴计划。美国从一个只关心自家门前雪的化外之国，渐渐变成了世界的领袖。就连在国会里反对马歇尔计划最厉害的塔夫脱议员，也认为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了。杜鲁门是在罗斯福突然去世之后，作为副总统被扶正的。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家子弟年轻时在家务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战争结束后做过买卖，后来一路误打误撞地进了政坛，出人意料地给罗斯福当副总统。当他接任总统一职之后，没有人期待他能干好总统这份工作，而他也的确缺乏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和雄才大略。但杜鲁门知道时势造英雄，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魄力。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最黑暗的时刻，杜鲁门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他使盟友们放心，让敌人们胆寒。
从1947年6月到1951年年底，马歇尔计划大约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按照今天的美元计价，援助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几年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47到1952年，欧洲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一次援助。之所以能有马歇尔计划，是因为首先有了马歇尔将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了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将领，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像马歇尔那样高贵。当马歇尔将军刚刚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美国军队还不足2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9位，屈居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小国之后。军官们还在练习骑马作战，士兵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演习的时候扛的是硬纸板剪出来的步枪。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无人能够匹敌的超级军事强国。但马歇尔将军从不居功自傲，他把指挥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历史功绩让给艾森豪威尔。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之后，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一定要给蒙哥马利留足面子，因为他是“英国唯一的英雄”。鉴于马歇尔的卓越功勋，美国国会曾决定授予马歇尔最高军衔“陆军元帅”，却被他拒绝。马歇尔反对的理由是英文中元帅Marshal的读音和他的名字相同，“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很别扭，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衔高于提拔他的潘兴将军。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
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给马歇尔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这是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无字家书——该回家种花务农了。马歇尔在战争一结束就递交了辞呈，但退役不到十天，就被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当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消息传出，杜鲁门的支持率马上大幅度提高。马歇尔计划能够被美国国会和公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歇尔将军身上的这种凛然的高贵气质。
原来高尚也可以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如果说马歇尔计划纯粹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崇高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计划的结果反而是冷战呢？尽管马歇尔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开和透明，但是，就连国会议员们都不知晓的是，马歇尔计划也资助了中央情报局（CIA）最早的秘密行动。可要说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扩张政策，那么美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帮助欧洲，哪怕欧洲国家迅速成长为美国的竞争对手？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后，接受了美国礼物的欧洲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反美情绪。法国公开禁止销售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美国驻欧洲的使馆经常成为示威抗议的目标，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装防震玻璃窗。
高尚者和卑鄙者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但能走出去多远，要看你有多强大。当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你想干好事就干好事，想干坏事就干坏事，管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