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进入WTO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也体现于对电视文艺节目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加入WTO之后，和国际传媒巨头同台竞争的局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merican on line 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等这样的跨国传媒公司，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媒体领域已经或明或暗地闪现着外资的身影。可以预见，一旦中国传媒领域的外资合法化，我们就不得不和传媒巨头近距离较量。
我国电视文艺节目的最大优势在于资源的丰富性，但是这个巨大的资源迄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重视。一段时间以来，电视文艺在制作观念上还存在强烈的崇洋媚外倾向，比如面对国外电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的克隆与跟风现象，以及博彩热、真人秀热、娱乐风、日剧热、韩剧热，这些现象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但是过分和片面的发展就让人心生担忧；另外，对于本土文化和艺术资源重视不够，浅层开发的多，深度开掘不够，“滥采滥伐”现象严重，比如名噪一时的清宫戏、由戏说衍生出的胡编剧等。
除了观念的限制外，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缺乏，是限制中国电视文艺更上一层楼的最大瓶颈。目前，从尽管中国电视从技术手段与人力资源上来看都不缺乏，但是电视台内部改革的滞后和制度创新的不足，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没有被有效整合。目前的中国电视改革正致力于改变这种面貌，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在展开之中。
总之，全球化的冲击带来了媒介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激烈改变，中国的电视业也将在应对中加速电视改革重新洗牌的进程。随着政策的放开，本土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的介入，国际市场的打开，国际间竞争的加剧，中国电视文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2、前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与后现代（生态文明）
如果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可以把人类文明类型的发展依次称为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将要到来的生态文明。[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以土地生产为轴心，工业社会以机器生产为轴心，后工业社会则以消费和信息为轴心。]
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很快便在欧洲大陆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运动，它至今仍在冲击着整个世界。从那以后，世界历史便从闭塞的农业社会迈入开放的工业社会，产生了人类史上一个新的文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有效地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前所未有地破坏和损害着自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工业文明中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海德格尔就开始对在工业文明中“部分人类中心”地位的探讨。他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对工业文明背景下人所处的主宰地位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部分人类中心论”在规定人性时，把人看成世界的中心，人可以随意地支配和破坏自然，导致对人的存在的威胁，“部分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在于不关心存在与人类的关系，甚至总是与这问题背道而驰，加剧了对人的存在与威胁。这表明他对工业文明的沉思中已产生了生态文明萌芽，就想把人类与一直被遗忘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旨在破除部分人类中心论，建立人和世界、自然的新和谐关系，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可持续发展思路，但显然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核。[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理论可以概括如下：技术活动本身是一种异化的活动，因为它把人的生存方式限制到一个狭窄的线路中，尤其当技术活动深入到各个角落、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时，这种异化作用就越来越显著了。技术活动导致人本身成为被技术化的对象，甚至世界万物都成了被技术化的对象。它们似乎只有纳入技术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才有其存在意义。]
1970年代以来，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认为技术生产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平衡，使人在自我意识、自为存在、主体性等方面受到了伤害，并成为单向的人——即人被全面异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把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推广到对“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的批判。
200多年的工业化运动，一方面迅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过分强调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利益，并且是以高速掠夺自然资源、牺牲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激增和生态失衡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正是上述技术悲观论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批判，为生态文明观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和价值观。生态文明观在理解人和自然关系时，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主张生产和生活活动要遵循生态学原理，克服技术异化，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明观是在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诞生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世界延续下去所必然选择的文明形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文明是信息时代的范型，是为了人类及其后代可持续发展，经过狩猎和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前两次选择后进行的又一次选择，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范式。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它是生态与信息相统一的复合文明模式，这一模式的探索过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生态文明观是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经反思而得出的一种新的文明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只有以生态文明观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实践，才能构成完整的并且能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所谓均衡发展，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雏形。[李景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正是基于自然观的转变而发生的。要自觉地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
这首先是因为，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把自然理解为一部钟表似的机器，认为这部机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机械的；而对这部机器的总体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的。关于自然的这样一种机械模型为人们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基础，但这种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自然观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低估和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能力的高估，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家园的毁灭过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家园，它与人类没有任何精神意义上的联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有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导致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为工业文明时代广为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高扬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却忽视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错误地认为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就是征服和控制自然。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同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
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工业文明是一种秉持“人类中心”和“部分人类中心”价值观的文明。它以“人是自然的主人”为依据，依靠科学技术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无限度地索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并以大量的物质流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却无视后代的利益。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重新树立人的“物种”形象，把关心其他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项道德使命，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如果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那么，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和整体原则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李锦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A1、A3。]
3、批评的时代：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与生态文论
研究电视文艺批评的相关问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既有的丰富的批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科学选择与化用，才能更好推进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目前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最主要的有西方古典与现代文论、中国古典文论、生态文论三方面的资源。
长时间以来，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西方文论一直唱着主角，因为从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上来看，我们的文艺批评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基本上还都是从西方文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学说——中来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文艺批评”（Criticism Sci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一词源于西欧，迄至“五四”时期，“文艺批评”这一术语才从西方译介到中国，并一直沿用至今。
西方的文艺批评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在19世纪之前的古典主义时期，文艺观念基本上是“摹仿论”一元独尊的局面。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论”，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文艺的；在19世纪以后，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逐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批评的视角被广泛采用，文艺批评形成多元共生的局面。西方文艺批评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转向——即所谓文化转向，批评家的目光不再仅仅着眼于分裂状态的作者、读者、文本等要素的分析，而且投向了与文艺相关或不相关的文化大背景中，从而出现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种批评范式和多种批评话语共存的局面，形成了以下四种主要的批评视角与方法形态：[以下分类参照北京大学出版社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