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哈佛经济学博士，本文由黑天鹅图书发表于雪球，发表时间：2013-07-11，原文链接：http：//xueqiu.com/1846678566/24394751
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儿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岔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儿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我在这章的《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
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王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运动，小儿子爱读书。大儿子能跑能跳，爱玩各种球类，梦想就是当个球星；小儿子整日待在家里，顺着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有点能当学者的味道。
王二希望孩子们能够静一点儿，长大之后做个读书人，而总觉得玩体育没什么前途。自己祖宗八代都没什么运动细胞，也不指望孩子能成姚明、刘翔，因此，王二从心底里更认可小儿子。只是王二心里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想做到一碗水端平。
只是，王二是这么把水端平的。他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书店，说：挑你们最喜欢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挑三本，爸爸来付账。还有，过年给压岁钱，很早就说清楚规矩：成绩好的孩子多拿，成绩差的孩子少拿，绝不偏心。放暑假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书友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夏天读遍四书五经。
王二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王二偏袒弟弟，终于有一天来找王二理论。王二摆出父亲的尊严：我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的，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哪里有更偏袒弟弟的说法？
王二按照他的标准也许是没有偏袒哪个孩子，后来的结果也是小儿子确实如他所愿成了一个读书人，而大儿子则书也没读好，体育也没玩好。王二更加觉得自己当年的直觉很正确：我早就知道我们王家的孩子没有运动细胞。幸亏小时候多带他们读书，不然哪有他们的今天！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头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我在《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见本章附文），并指出一些通常认为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比如说腐败，并不一定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腐败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但一样也有很大并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就会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
中国市场环境的问题之一就是宏观价格扭曲。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偏低，其结果是老百姓补贴银行和企业。这里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中国的居民存款余额在2010年已经约为30万亿元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真实利率（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是负的，为-2%～-3%。换句话说，30万亿元存一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实际意义上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各种测算，一年真实的回报率在10%左右是可以保证的，因此30万亿元变成贷款放出去，一年产生3万亿元的真实回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不仅没有看到3万亿元，还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这一里一外就是将近4万亿元人民币，接近人均3000元钱一年。从这里大概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银行效益为什么那么好了。这些企业和银行一年拿着老百姓将近4万亿的隐性补贴，这些钱中的不少最后又流进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口袋，这样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怎么可能不让人反感？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汇率偏低，其结果是中国人补贴外国人和出口商，而惩罚国内消费者。根据海关数据推算，中国在2010年，货物进口值是13272亿美元，货物出口值是15814亿美元，顺差是2500多亿美元。很多人通常关注的只是那25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忽略了这背后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进口和出口。尽管很多人不太用进口货，但进口产品已经无处不在了：如果你去加油，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已经依赖进口；中国人吃的猪肉和食用油的背后，很可能是从美洲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中国人买的家具极有可能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中国从铁矿石到铜还有各种有色金属，都大量依赖进口。这些小到接线板大到汽车、轮船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依赖于进口。机械地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用人民币衡量的进口账单就会变小10%，这就会一年给中国老百姓节约超过8500亿人民币（或者1300亿美元）。虽然这样的测算极为粗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老百姓不得不为很多进口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
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严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竞争，因为效益好从而工资高，那恐怕也不会导致那么多民怨吧？问题是，那些真正的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而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
政府的过于强大，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阻碍市场的发育，阻碍普通人致富，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分配问题。很多拉美国家都有“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就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有裙带的就富，没裙带的就穷，然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分配不公成为社会顽症。中国千万要避免走拉美国家的老路，而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问题至关重要。
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是因为市场作用太多了，政府作用太少了，因此主张要增加政府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干预力度。中国真的是市场作用太多、政府作用太少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应该先想想：王二真的一碗水端平了吗？还是端得太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