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伴随一系列政策方针的指引，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改革全面切实展开，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对乡镇企业发展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扶持极大活跃了基层经济，美发、饮食等服务业的逐渐繁荣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品质，而这一系列变革都在百姓生活中得到了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第一节改革足迹 阿其克乡：新疆的“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2月初，祖国西北的一个小乡村也因率先搞起“口粮田加责任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名噪一时，它就是新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岳普湖县阿其克乡(1962年至1984年称阿其克公社)。
一个想法一分担忧
阿其克乡原名“阿克其克”，因生长白芨芨草而得名。后来，由于这里地势低，碱害严重，水一天天苦涩起来，“阿克其克”的名字也变成了“阿其克”，意为“苦涩”。“冬天白茫茫，春天碱水淌，夏天不长苗，秋天无粮收”正是阿其克碱害的真实写照。
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的阿其克，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农民生活贫困。农民吐逊·艾依提至今仍记得，那时公社、大队都很穷，1968年他结婚时，父亲只给了他22公斤粮食就分家单过了。生第三个孩子时，因为家里没吃的，他跑到队上想借50公斤粮食，谁知大队仓库里一点粮食都没有。
农民每月的口粮不到9公斤，吃不饱，干活没有积极性，一年干到头，大部分农民扣除牲畜饲料费、水费等，不仅挣不上一分钱，还倒欠集体的钱。
农民的贫困被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吾守·外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吾守·外力是农民的儿子，上世纪60年代，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后，长期在农村工作。他汉语水平较高，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是他的习惯。
1978年年底，吾守·外力通过广播收听到一则社论，社论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听完这则社论后，吾守·外力想“只要中央有政策，阿其克公社的农民就有救了”。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玉买尔·帕力特，但此时岳普湖县林场场长赵崇武搞苗圃承包受批斗的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1975年年初，赵崇武为提高工作效率，将林场一部分苗圃地承包给个人。年底，赵崇武被指责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受到全县上下的猛烈批斗。1976年年初，赵崇武被免去林场场长职务，全家被迫调回甘肃老家。
一个决定一分决心
吾守·外力决定先问一下玉买尔·帕力特。
这一天，吾守·外力起了个大早，找到玉买尔·帕力特，自然地说起了他那天听到的社论，又聊到了公社的现状，“老乡们都吃不饱肚子，你有什么好办法搞好农业生产吗？”
玉买尔·帕力特犹豫了一会说：“其实也简单，把土地包给农民什么事都解决了。”
这正是吾守·外力希望听到的答案。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经常谈话到深夜，最后达成一致：一定要搞分田承包，但绝不能公开。而且这事要以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不能说是某个人提出的。
说干就干，吾守·外力立即召开公社党委会议，并向党委成员宣布了主张分田承包的意见。公社党委成员居然没人反对，并表示“不管受啥处分，我们都认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吾守·外力要求党委成员分头找大队支部书记做工作。支书的工作并不好做，4大队的支书就想打退堂鼓：“这要让上面知道了，是要坐牢的。”前后花了十多天时间，才做通了全部大队支书的工作。
1979年2月初，阿其克公社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宣布了分田到户的决定：全公社的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口粮田是集体将全公社70%的耕地按每户人口分给个人，自种自收，不收提留；责任田是集体将全公社30%的耕地承包给各农户耕种，年终按地的好坏收取一定数量的提留，增收不多交，少收不减量。
一个打击一分坚持
阿其克公社的分田单干分离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年，全公社农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好景象。
而就在此时，县委、政府农业生产检查团来了。检查团对阿其克公社农民单个劳动的现象感到奇怪，就问吾守·外力。吾守·外力说：“农民在一起劳动时经常聊天，不干活，把他们分开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检查团对吾守·外力的解释半信半疑。第二天，县委专门派人到阿其克公社搞调研，目的就是要搞清该公社到底有没有分田单干。
此时恰巧喀什地委领导检查农业生产途经岳普湖县，县领导向地委领导汇报了阿其克公社的“不正常”现象，地委领导当即指出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喀什行署专门派来一名副专员坐镇阿其克公社，纠正这种责任制。
县委在阿其克公社召开常委会，研究解决阿其克公社分田单干的问题。会议越开调子定得越高，吾守·外力被迫汇报了分田单干的全部经过，并做了自我检查。县委随即责成公社党委在两天内将所分土地全部收回。
会议结束后，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叫住了9大队的支书吐地·吐热克，对他说：“9大队的地不要收回，你们继续搞责任制，以便以后有个对照。”
转眼到了7月，这一年，9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21%，人均收入83元，比上年增加了24元。
当时，伽师县农民路过9大队，看到麦场上金灿灿的小麦被分成一堆一堆的，出于好奇更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这一消息相互传递。9大队分田单干的事又被反映到地区，地区立即指示县委调查此事。
很快，县委在9大队召开阿克其公社、大队、小队领导及农民代表会议，要求该大队在6天内将土地全部收回，但农民认为这种责任制没有错，不同意退田。
一个肯定一分辉煌
为了退田的事，阿其克公社的农民到地委上访。说来也巧，上访农民在喀什遇上了新华社记者，询问之下，农民们讲述了事情的缘由。
随后，新华社记者独自到阿其克调查核实后，据此写了一篇报道，如实反映了阿其克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1979年10月，新华社内参刊登了这篇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1979年11月，喀什地委书记张仲涛再次到阿其克公社检查农业生产，肯定了阿其克公社分田单干是好的制度，可以干，并对年初批评责任制一事当面向农民道歉。
11月26日，岳普湖县委召开会议，强调“包产到户、联系产量计报酬、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的全是自己的)和小宗经济作物责任到人都可以搞。”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吾守·外力和玉买尔·帕力特喝光了两瓶白酒，双双醉倒在办公室。
第二天，阿其克公社党委召开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在公社全面推行口粮田加责任田的生产责任制。
1980年，阿其克公社农业生产取得大丰收，粮食总产2864吨，比上年增产21%，比历史最高的1978年增产16.2%；社员口粮达到205公斤，比上年增加55公斤；人均分配收入83元，比上年增加24元。
1980年4月，自治区党委在喀什召开的南疆片汇报会上充分肯定了阿其克公社的做法，并在全疆进行推广。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肯定“大包干”的做法，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新疆摘掉了吃调进粮的“帽子”，由缺粮区变为余粮区。
另外，1978年全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19元，到2007年则增加到了3183元，年均增长12.0%。
(丁艳艳喻志斌)
流行语
春晚
198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一经推出，令全国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普遍的欢迎和称赞。
首届春晚的导演是黄一鹤，因为没有专门的主持人，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成为主持。李谷一则成为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一曲《乡恋》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图)。
这台晚会虽然略显稚嫩，但却是中国电视节目跨出一大步的标志。26年来，“春晚”成为中国家庭每年除夕之夜吃年夜饭之外的精神大餐。
旧闻新看
《打狼保畜扎卡力亚抓住时机掏狼崽》
裕民县五星公社牧场哈萨克族老牧工扎卡力亚，去年5月份一个月就打狼21只，其中大狼一只、狼崽20只。
5月，正是母狼产崽时节。扎卡力亚老人背上枪支，带着猎狗、铁锹，骑马几十公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先后4次到苇湖冬牧场和丘陵山区挖狼洞。他凭着一把铁锹，在芦苇、深草丛中挖出了20只狼崽。一次，他正在挖狼洞时，大狼回来了，不顾一切向他扑来。扎卡力亚老人毫不慌张，枪举狼倒。
为了表彰扎卡力亚老人，公社牧场奖励给他一匹肉食马。不久前召开的县牧业工作会议上，他受到了县委、县革委会的表扬。
——《新疆日报》1979年1月5日(供稿裕民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第二节改革足迹 小村庄里办企业戈壁滩上建工厂
乡镇企业造就城郊“神话村”
“一切都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起新疆乡镇企业的起步，自治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文玉杰至今记忆犹新。197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文玉杰被分配到乡镇企业局业务处工作，30余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成为新疆乡镇企业起步的见证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社队企业发展得很缓慢。”文玉杰回忆说，1975年，全区以农副产品初加工、小煤窑、小砖场、磨面、农机修理等为主的社队企业总收入仅有9003万元，占当年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10.3%。
“怎样才能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各地农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文玉杰说。
去内地一些富裕地方考察了一圈，一些领导发现新疆农业虽不比他们落后，农民钱袋子却没有人家鼓，原因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没跟上。但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农村强调工业不叫工业，而是副业，搞工业会被认为有资本主义倾向。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各地掀起了发展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高潮，新疆的社队企业才开始正式步入发展阶段。
农民开办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乌鲁木齐市郊区涌现出一个“神话农村”，这个村子依托城乡接合部的地理优势和大批的科技人才，办起了针织、轧钢等企业，并迅速让农民住上了楼房。这就是新疆第一个亿元村——八家户村。15年后，这里的农民家家装上了电话，9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楼房，10%的农民买了小汽车。
在遥远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的戈壁滩上，一个叫李延杰的农民创造着另一个“神话农村”，这个农民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一拨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起一座规模上万锭的纺织厂，很多年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成了新疆有名的工业化小城镇——西尼尔镇。
“当年的李延杰可是乡镇企业中的榜样啊。”1985年创办乡镇企业的彭长胜这样回顾。彭长胜是继李延杰之后的新疆乡镇企业家，他清楚地记得，改革开放后，农村广大干部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大力兴办各种社队企业，李延杰等一批优秀乡镇企业家在这样一股热潮中迅速发展起来。
“农民也能办企业了。”彭长胜说，当时，李延杰就像农村的神话人物，让人仰慕，在他们的带动下，彭长胜所在的乌鲁木齐县二工乡九家湾村一队几年后也开始效仿办企业。
“办一个什么企业呢？”时任九家湾村一队预算员的彭长胜说，为了这个问题，村领导和乌鲁木齐县农行、二工乡政府坐在一起商讨了多次。办工厂，八家户村已经抢占了先机，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几经斟酌，三方决定利用九家湾村一队人流量大、地缘优势显着等特点发展服务业，合办一个饭店——北园春饭店，这就是今天北园春集团的前身。
1984年3月，党中央转发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1986年，在全国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下，自治区党委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阐述了五项重要内容，如：制定乡镇企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解决企业资金问题等。
在此背景下，全区各地乡镇企业相继“改革”。1988年，北园春饭店对外承包，彭长胜凭借一份企业发展方案赢得了北园春饭店的承包权。
企业收购风波
1992年，乡镇企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新疆进一步加强了对乡镇企业工作的领导。同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实行了很多优惠政策，乌鲁木齐市、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等地陆续召开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各地乡镇企业不仅仅局限于当初的农副产品初加工、农具制造、农机修理，采矿、能源、建材和纺织等行业也有了快速发展。
彭长胜回忆，农村中涌现了很多尝试吃螃蟹的乡镇企业。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要数当年的北园春工贸公司通过拍卖收购国有破产企业——乌鲁木齐市二运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