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起步在于思想解放。30年前，思想的禁锢以“文革”思维余绪和“两个凡是”为主要标志，在中国大地上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生活。
否定“两个凡是”错误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炮，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这场思想革命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自己的春天。打开国门、怀抱世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第一节改革足迹 新疆回应真理标准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命题。但在文革前后，这一常识却被颠覆，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影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甚至革命导师说过的话，也被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又给打破这一精神枷锁设置了新的障碍。(“两个凡是”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一场以解放思想为目的，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新疆较早回应、积极参与了这次大讨论。
大讨论在新疆掀波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当晚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5月14日，《新疆日报》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此展开。
“当时，我在大学里教哲学，《新疆日报》转发那篇文章后，让我们感受到了思想领域的春天气息，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它就像一把钥匙，解开了长期困惑人们的心锁，一下子有种解脱的轻松感和眼前一亮的感觉。”时任新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的王荣来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也积极参与了那场大讨论。
“不过说实话，在公开场合谈论真理标准，还是有一点压力的。”王荣来说，当时还并存着另一种声音：这是把矛头指向谁？又要干什么？甚至有人说，这是想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满心期盼着思想的解放，解决困扰大家的思想问题。但这时中央却又有‘两个凡是’的口号，大家又感觉很迷茫了。”王荣来说。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阻力，很快在全国展开，新疆较早地、旗帜鲜明地回应了这一讨论。
1978年8月1日至1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在讲话时明确提出：“我们解决问题时，力求实事求是，也做过调查研究，但我们的意见、方案、办法是否就正确呢？还不一定。因为它还没有接受实践的检验。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8月23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韩劲草在讲话中强调，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对于被林彪、“四人帮”混乱颠倒的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思想理论上肃清他们的流毒。
王荣来回忆说：“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和各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300多人。会场内，大家并没有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但心里却是激动的，这是长期被束缚的人才能感觉到的解放，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就迫不及待、摩拳擦掌准备撰写文章，想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
回家后，王荣来琢磨着和周清霖、孙碧云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写点东西，《新疆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当时也正有此意，准备组个整版学习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因此，由三人联合发表的《实践标准和理论指导作用》一文很快见报。
标准讨论柳暗花明
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重新提出后，虽然在全国上下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了认真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同时也一直受到很大的压制和干扰。
“有一次，一个工厂给厂里的劳模发福利，一袋洗衣粉，三四块肥皂。精神奖励跟物质挂钩，这在当时可不得了。有领导知道后立即批评了这个工厂，很快，这几个第一次受到物质奖励的劳模都纷纷把福利品退回工厂。”曾经采访过此事的新疆日报社记者张杰回忆时感慨地说。
在此环境下，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再一次挺身而出，对“两个凡是”提出严厉批评，这一表态得到了各省区市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的广泛支持。
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8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结论，并表示支持全国展开的这一讨论。这篇文章可以说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随后，为配合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编辑了一个小册子，约六七万字，书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四种文本在全疆发行。这在其他省区市也是没有的，又再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0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与此同时，全疆各地、州、市、县和一些基层单位也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先后组织学习和讨论。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干部纷纷在各地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11月，乌鲁木齐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会议讨论并肯定了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按劳分配制度的科学性。
讨论在全疆全面深入
第二年6月，自治区党委再次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必须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疆深入开展下去，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化”。7月，新疆军区的负责同志亲赴南北疆部队检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推动讨论的深入开展。
1979年年底，自治区党委总结了全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并于12月4日下发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的通知》。
《通知》认为，从1978年以来，我区广泛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工作、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个讨论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少干部思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经过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和部署，至1980年年底，全疆各地、各行各业也普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冲破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设置的思想禁区，澄清了是非，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郭倩)
流行语
鸡窝
“鸡窝”——发型的代名词，1978年，在北京等大城市时兴起卷发和电烫发型，当时的许多女演员引领了这一时尚。由于头发蓬松和卷曲的形状，一时不被人接受，因而被称之为“鸡窝”。随着烫发越来越流行，“鸡窝”一词渐渐淡出大众话语。
旧闻新看
《手握刹把干“四化”长征路上跨骏马》
手握刹把干“四化”，毛泽东思想是灯塔；紧跟主席华国锋，长征路上跨骏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像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百里油田，吹暖了人们的心窝。真是人人笑逐颜开，个个精神振奋。干部、工人、家属、学生都在议论着：我怎样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我们战斗在石油建设第一线的钻井工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发扬大庆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光荣传统，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大打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肃流毒，治内伤，促转化，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为大干四个现代化排除了障碍。我们加强了企业的经济管理，各井队、车间建立健全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处领导也坚持了24小时有人指挥生产、组织生产……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全力以赴，钻透万米硬地层，抢建新油区，钻井确保原油生产，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努力奋斗！
——《新疆日报》1979年1月21日报道有删节
(作者王志珉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处党委书记)
第二节改革足迹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受过去“为革命而生产”的观念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为了扭转这一思想倾向，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势在必行。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乌鲁木齐地区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表示，要像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那样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推动国民经济顺利调整。
痛批“钢铁挂帅”
“生产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革命！当时天天喊的就是这样的口号。”新疆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新疆财政厅厅长的龚金牛回忆说，“1979年那阵子，我在财政厅任办公室副主任，在当时各种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即便是像我这样有工作的人，生活也十分困难。”
“那阵子，市场上消费品奇缺，工厂里都在生产革命需要的钢铁、煤炭和机械，小孩子没有牛奶喝，大人吃饭仅是吃饱而已，谈不上什么营养。”时隔多年，还能让龚金牛感触颇深的是在楼道里养鸡。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机关几乎家家户户养鸡。到了冬天，怕把鸡冻着，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了龚金牛一家四口外，还得给鸡腾出地方。
“其实，我党‘八大’通过的党章早作了透彻的论述，‘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可种种情况表明了，实际工作中又糊涂了。”龚金牛说。
1979年11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编辑部和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备组，邀请乌鲁木齐地区的部分理论工作者和经济部门的有关同志，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行了座谈。不少同志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目的比较明确，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提高较快。1958年以后，“钢铁是元帅，煤炭是副帅，机械是第三元帅”口号的提出，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甚至提出“为革命而生产”的口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演愈烈，人民生活的改善步伐十分缓慢。
座谈会就下一步如何开展生产目的的讨论作了初步的研究和部署。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韩劲草要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要踊跃参加这个讨论。
很快，在一次钢铁、机械、农机、轻工、纺织等部门专家和负责人座谈会上，各方代表纷纷发言，举例子痛陈混淆生产目的所带来的恶果。
新疆钢铁公司工程师杨拯华举例说，钢材由金属公司统一收购，统一包销，原本标重4.5公斤的犁铧片，竟然超厚加重到6～7公斤，最重的达9公斤，不仅大量浪费了钢材，工厂吃了亏，使用单位还不愿意要。自治区农机公司干部赵冰说，农村当时最需要的运输机械，喊了多少年，却没有一个工厂安排生产。
参会人员迫切提出，不仅搞经济研究的专家进行讨论，负责经济管理的各部门也要积极进行讨论，解决好认识问题、管理体制问题、经营方法问题。
百万只灯泡服务市场
1979年11月、12月两个月，乌鲁木齐市灯泡厂根据市场预测，生产了100万只40瓦、25瓦、15瓦三种规格的民用小灯泡，占全年小灯泡生产计划的37%。
说起小灯泡生产，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过程。
1979年年初，乌鲁木齐市工业局安排灯泡厂生产一批低压灯泡——这是一种车床、坑道、火车车厢特用的照明灯泡。安排生产时，灯泡厂没有了解这种低压灯泡的产品规格要求，就向车间下达生产任务。由于灯泡瓦数小、亮度低，机械厂、煤矿等使用单位都不要，工人们顶着高温辛苦生产出来的57500只低压灯泡绝大部分积压在仓库里。
这件事对灯泡厂的职工触动很大。通过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习讨论，问题的根源在灯泡厂职工的头脑里逐渐明确。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深入，1979年12月，自治区率先向建设项目开刀，决定停建缓建192项基本建设工程。
自治区专门成立了清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办公室，对全区在建项目、特别是百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了清理。其中典型的是吐鲁番葡萄沟水库项目，该水库1958年开工建设，由于对水文地质不清楚，水库建在沙质土地上，结果中途垮掉。该水库1976年又动工建设，1978年水库蓄水200万立方米，但全部漏光。经过权衡利弊，这项工程被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