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上，西域有两个古城最着名，一个是楼兰，另一个是疏勒（今吉木萨尔县东南天山山坡上的一座古城），分别是天山南北文明走向的路标。如今，楼兰名扬天下，而疏勒则不为人知，一直迷失在史册的书页之间，甚至连具体地点也无定论。然而，没有疏勒城，丝绸之路史就缺失了生动的章节。耿恭守卫疏勒城事件在西域历史进程上的地位，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2007年4月25日，我们离开北塔山，驱车向南穿越将军戈壁，前往东天山北坡。我们既定的目标：探访神秘古城疏勒。
北塔山，是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界山。在北塔山牧场采访时，我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这大比例的地图一般也标示不出的地点，六十年前曾经成为新闻焦点，北塔山主峰阿同鄂博之下的那场激战，被称为“北塔山事件”。
北塔山与东部天山山脉之间，隔着巨大空旷的荒漠——将军戈壁。那里不生产庄稼，但出产奇迹。八十年前，奇台（古城子）一度是欧洲媒体电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地名。那是因为，1928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地质学家在奇台发现了重要的史前动物化石，并认为是一种新的恐龙。实际上，遍布硅化木与哺乳动物化石的将军戈壁，就是“侏罗纪公园”。将军戈壁曾经恐龙出没、古树参天、野马驰骋。2006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挖掘恐龙化石的现场直播，更使它家喻户晓。
我们路经了恐龙化石的挖掘现场，路经了硅化木的“原始森林”……五六小时的路程里，一个名字——疏勒，始终相伴随行。
疏勒城是东汉初西域出现天翻地覆之变时期的“擎天柱石”。疏勒城的往事，都与名叫耿恭的将军有关。关于耿恭与疏勒城，《后汉书》卷十九有详细的记载：
耿恭出自名将世家。东汉永平十七年（74）冬，耿恭随军出塞，因战功，被任命为戊己校尉，作为一支威慑力量，率所部屯戍在车师后部的金蒲城。当时的西域，东汉有三个支撑点，一个是塔里木北缘的西域都护陈睦驻地西域都护府，一个是戊己校尉关宠据守的柳中城，另一个就是戊己校尉耿恭屯戍的金蒲城。柳中城，是鄯善的鲁克沁，金蒲城（又叫“金满城”）在吉木萨尔境内。永平十八年（75）三月，匈奴北单于以两万骑兵，出击处在汉与匈奴之间的西域部族车师，车师王被杀。匈奴乘胜将锋芒指向金蒲城。与匈奴搏杀中，实力单薄的耿恭依靠一种神秘武器——弩机，取得了战术优势。这种弩机射程长，杀伤力强（据说箭头浸有毒药），使“匈奴震怖”，有效地滞缓了匈奴的突击力。
五月，耿恭放弃了孤立无援的金蒲城，向东北转移到另一个屯戍地疏勒城。疏勒城傍临深涧，可以倚险固守，特别是，与友军（柳中城驻军）更贴近，声气相应。匈奴将疏勒城死死围困，并将深涧的水源截断，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逼耿恭投降。失去水源，耿恭不得不在疏勒城中挖井，直到十五丈深，也没挖到水脉，吏士渴乏已极，不得不“笮马粪汁而饮之”。耿恭重整衣冠，向枯井虔诚再拜，“为吏士祷”。转眼功夫，井中竟水泉涌出，大家齐呼“万岁”！他们在城上扬水示威，匈奴只得退去。这时，天山以南的西域都护陈睦在预谋政变中被击杀，友军关宠也困在柳中城，以后不久就全军覆没。实际上，当时除耿恭与二十几个部下死守的疏勒，整个西域巨大的政治空间，已经没有汉朝的立足之地。
在西域，耿恭仅有的支持来自车师后部王的寡妻，她是远嫁塞外的汉族人的后裔，因重耿恭为人，一再冒着危险为耿恭提供匈奴的军事动向情报，同时，还将急需的给养粮饷送到疏勒。耿恭在疏勒城坚守了九个月，最困难的时候，曾将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煮了充饥。
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元月，耿恭的表兄弟耿秉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进驻酒泉，期望恢复汉朝对西域的领有，并派将军王蒙出塞，到柳中与交河城，实地评估西域形势。未到柳中，就获悉关宠已全军覆没，耿恭所部人数少得多，距离远得多，更是凶多吉少。王蒙独立难支，准备退回酒泉，耿恭的部下范羌坚决反对。后来，耿恭派范羌到敦煌为部队领取冬装。正好王蒙出塞，范羌就随军返回西域。范羌一再请求不要放弃固守疏勒的耿恭，可是没有哪个军士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接受前去救援的任务。王蒙决定分兵两千，由范羌率领，接应耿恭。正赶上天降大雪，天山北坡雪深丈余，范羌所部放弃了辎重，徒步走向疏勒。一天半夜，疏勒守军听到有军队逼近，以为匈奴来袭，全城紧急戒备。范羌隔山涧大呼：“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立时高呼万岁，城门大开，两支部队拥抱相泣。
第二天，耿恭就率部东归。匈奴一路追杀，路上，随时有饥饿困顿的军士倒地不起，悴死路边。离开疏勒时，耿恭所部还有二十六位勇士，到达玉门关，只剩下十三人。这十三人，史书留名的有：耿恭、范羌、石修、张封。时人以为耿恭守疏勒，“节过苏武”。中郎将郑重在玉门关迎候耿恭，亲自为耿恭及其部众“洗沐易衣冠”，并倡言，处在“万死无一生之望”的绝境，“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后汉书》作者范晔，获悉耿恭事迹，“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在史书上以“义重于生”为其定性。
对于耿恭与疏勒城，我知道得颇早。1968年在新疆巴里坤的军马场作“牧马人”，我行囊中就有一部《后汉书选注》，其中耿恭与疏勒城，是我反复阅读的篇章。“义重于生”的往事，使我在天山的风雪严寒中感受到了炽热的激情。1979年，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出奇台县半截沟乡的残破古城——石城子，就是耿恭死守的疏勒城。文章作者，是薛宗正先生。那时，我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煤矿知青办（团委）工作，我们煤矿的知青点就在离奇台不远的阜康县，我要定期去看望自己的学生。于是，借慰问知青，我“公私兼顾”，到奇台县半截沟乡访古。三十年前的初次寻访，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当时到了石城子，我颇感兴奋，可眼前那不到一米高的残破石墙，与气壮河山的历史往事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从那时开始，耿恭与疏勒城始终隐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上，直到2007年4月。
2007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昌吉州历史文化研讨会。接到邀请同时，我们正在计划就新疆的绿洲文明作全新的考察研究。为此，曾列出了新疆研究的十个新的关注点，其中四个在昌吉州境内，疏勒城名列前茅。研讨会会后，与州宣传部干部同行，我们前往北塔山、奇台半截沟乡、吉木萨尔高台寺作实地考察。
关于北塔山之行，主要内容我已经写进《北塔山六十年》一文。往返穿越将军戈壁的途中，我徘徊在绿洲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一踏上前往半截沟乡的路途，就进入了全新的状态。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从正北的北塔山，跨越了历史的时空直接来到天山脚下的半截沟乡古城，这种印象，就如同一架在半空盘旋的飞机，径直“空降”在“港湾”。我们的车停在半截沟乡的一个自然村（麻沟梁）的山坡上，乡里的王书记指着一条隐约可见的石梁，说：那就是石城子了。此次重返石城子，1979年时的第一印象荡然无存。我沉默不语，但一步不停地“丈量”这记录着历史往事的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