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琛在宾馆房间里仍西装革履，没半点松懈情绪。见有人发言了，他才走出会议室，沿地毯走廊走，回到会务组房间。上午的会全是上了年纪的文学大腕儿发言，他们辈份高，资格老，想讲的或不想讲的，有的讲的或没的讲的，都会讲几句。假如其中一位来了兴致，滔滔不绝，把留给别人的时间占了，就会有麻烦。不过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甚至出现比这更严重的情况，他知道书蕾和雪青会妥善处理的。那些大腕儿哪个人会讲哪几句话，蔡琛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只有下午的会，有年轻人发言，会有新锐观点出来，才要坐在那里仔细听。
在做书这个行当里，蔡琛就像拍电影的制片人，书蕾和雪青像导演，叔叔是投资人。外界没人知道叔叔才是老板，都以为这个才七八个人，年利润却高达二三百万的工作室，是他蔡琛的。叔叔以前做书做了十来年，没攒到多少钱，但攒到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还摸清了跟这个行当有关的各种人脉。叔叔叫他别做编程工作了，来北京做书，天天看电脑不把眼睛看坏？蔡琛听叔叔的，从上海一家外资公司辞职，来北京给叔叔打工。开始的投资才二十万，才四五年下来，现在至少有一千万流动资金可由他随意调度。
蔡琛知道权文胜已经结束了对詹志平父母的采访，正打的往这边走。这个苏州人做事情就是认真，连蔡琛都不知道张桐的本名叫詹志平，更不知道詹志平的父母在哪里。这样的文章写出来，肯定产生轰动效应。单北京就会有上百家媒体对张桐的早年生活感兴趣，外地的自然更多。就像挖到了一个新闻金矿，媒体会疯狂寻找其笔名为张桐的这个詹志平的生前的所有亲朋好友。张桐及张桐小说，会再度成为新闻聚焦点，其影响面将再次从北京波及全国。这样一来，张桐的新书肯定卖得好，已经出版过并再版过的那六本书，又要再版一次。
不知什么原因，当初郭芸不肯透露半点张桐的个人生活。蔡琛曾经请《北京晚报》一个记者代为调查，结果连有没有张桐这个人都确定不了。那个记者跑政法线，跟公安熟，调全北京的户籍资料，查出上千个张桐来，可意外的是，没一个对得上写小说的张桐。蔡琛现在才明白，张桐是笔名，查詹志平才查得出来。不过现在嘛，用不着他蔡琛劳这个神了，媒体记者会争先恐后地去调查、采访，说不定会把詹志平的祖宗八代都查一遍。
刚才忙得要命，全乱了套。蔡琛又要接待那些个知名大腕儿，又要落实中餐、晚餐的菜单和人数，还不能冷落出版社领导。雪青说书蕾到清华园接朱大可去了，原来这个上海教授来北京后，先去看他的老同学了。后来连雪青也不见了，安排礼仪小姐的小曾讲，雪青到机场接广州来的谢有顺去了。
偏偏这个时候，在工作室值班的小柳打电话来，说是陕西什么县的公安局要找他，问他能否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对方。那人陕北口音很重，蔡琛接他的电话时格外小心，因为他自称刑警，正在调查一桩失踪案，希望蔡琛配合，给他提供郭芸的电话和住址。
蔡琛客气而坚决地予以拒绝，因为他不能在电话里透露客户的任何个人信息。
那人讲他下午三点五十分到北京，问蔡琛什么时间有空。
“今天晚上好吗？”蔡琛说。
“什么地方？”那人问。
“京西宾馆18楼。”
“要麻烦你。”
“没事。”蔡琛说，“请问您贵姓？”
“免贵姓郁，郁林海。”
“好的，我等你，郁警察。”
刚挂断电话，蔡琛就连忙去搀扶一位刚进休息室的老人。那老人解放前就以著名小说家身份闻名于中国文坛，是叔叔托外交部的一个什么人请来的，怠慢不得。现在才得空回到会务组房间里，闭目养神一会儿。
那警察姓郁。陕北哪个县的？怎么给忘了？蔡琛知道陕北有延安，还有米脂和绥德。延安是革命圣地这谁都知道，米脂和绥德是因为陕北有句谚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流传甚广。陕北还有其他什么县就不大清楚了，所以那个警察讲那个县名没记住。他是警察吗？蔡琛想，记得见面时要他亮一亮警官证。
现在蔡琛从抽屉里拿出一包芙蓉王香烟，他母亲是长沙人，他喜欢抽湖南烟。
门铃响了，蔡琛给来人开门。一个漂亮女孩亭亭玉立，一脸灿烂笑容。她手里拿一个话筒，问蔡琛能否接受她的电视采访。扛摄像机的是一个高个文静男孩，摄像机的镜头盖已被打开，工作灯已经亮起来了。
“北京台的不好意思。”女孩对他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蔡琛先生吗？”
蔡琛明白这女孩的这句话，是讲给电视观众听的。半个多小时前，蔡琛就跟她交换过名片，已经认识了。
就在走廊里采访。这才有现场感。
蔡琛手指上夹着香烟，不好在走廊里点烟。
显然这女孩的文案工作做得好，蔡琛讲她懂做书，称她为内行。
“您接受‘民营出版商’这个称呼吗，蔡先生？”女孩问。
“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叫‘做书的’。”蔡琛说。
“您如何理解民间资本进入出版界？”
“对这个问题，专家有专家的看法，官员有官员的看法，做书的有做书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惜我没思考过，没法回答你。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我对社会学理论缺乏认识，只知道实际去做，摸着石头过河。”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我认为，图书既是商品，又是文化。民间资本进入图书市场，给这个市场带来了活力，但所谓的民营出版商，在这里只是个配角，主角还是出版社。应该说，我们是为出版社服务，出版社为文化事业服务。”
“那么您是讲，做书的总是把社会效益看得比经济效益重？”这女孩咄咄逼人。
“商人以追求利润为根本。”蔡琛沉着冷静，不敢走神，仿佛毕业答辩呢。“打个比喻，图书市场是汪洋大海，出版社是大哥大的驱逐舰、航空母舰，民营出版商只是机动灵活的小快艇；前者体量大，力量大，惯性也大；后者掉头快，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化。而后者的利润，来自对图书选题的敏感，对内部运作成本的严格控制，对图书宣传力度的精准把握。”
“您的敏感，突出表现在两年前独家做张桐小说？”
“能够为已故小说家张桐先生出版遗作稍尽绵薄，是我和我的工作室的荣幸。”
“您如何评价张桐小说？”
“我是学计算机出身，对文学我是外行。让我来讲张桐先生的小说，肯定会误导电视观众。这次我们承办‘已故小说家张桐作品研讨会’，其目的一是给研究者提供展示其成果的学术平台，二是给社会大众提供专家意见。”
“也是为即将出版的最新一本张桐小说做销售宣传？”
“没错。对我们工作室来讲，你这句话是一语中的。”
“张桐已经去世两年，可他的小说还一本一本地出？”
“这是张桐先生遗属的出版策略。”
“您指的是张桐的遗孀？”
“应该是。”蔡琛说，“她反对一次性全出完。她认为，不能让读者一下子接受那么多，吃饭要一碗一碗吃。”
“她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她手里还有多少本张桐小说？”
“可惜我不知道，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您是守口如瓶？”女孩笑道。
“合同上规定对外我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您阻挡过多少个像我这样的媒体记者？”女孩问。
“我始终欢迎并配合新闻媒体关注我们。”蔡琛说。
“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谢谢。”
等摄像机合上镜头盖，那女孩伸出指头，点蔡琛的鼻子，你这个人最狡猾。
权文胜站在一旁，已经站了很久。电视台的一走，蔡琛就把他让进客房间里。给他递烟，给他沏茶。蔡琛叫他直接来会务组房间，上午的研讨会有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会刻了盘送他一份，不必非坐在那里听发言不可。
“那稿子写得出来吗，老权？”蔡琛问。
“没问题。”权文胜说。
“什么时间交稿？”
“我去杭州采访郭芸之后，还要去上海采访另一个人。”
“还采访谁啊？”
“左梦菡。”
“她是谁？”
“在张桐生前，跟张桐关系密切的一位女性。”
“老权有你的。”蔡琛兴奋道，“你可不单是自由撰稿人，还是福尔摩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