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早晨，米留可夫像往常一样拎起公文包，乘车赶往政府官邸（冬宫）。灰蒙蒙的天色就像前线不明朗的战况一样压抑着他的神经，不同于陆军部长古契柯夫的消极状态，米留可夫是力图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在他看来，二月革命的起因是人民和军队对战争的指挥无能感到不满，也就是说人们不满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沙皇政府尽打败仗。
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人和第一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就是基于这种信念，来指导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所以，他才会那么积极地向战争和胜利提供国家的一切资源，甚至不惜推迟有可能妨碍战争顺利进行的改革。更别说什么三月二十七号《告公民书》的协议：俄国放弃胜利果实，并表示愿意在民主自觉的基础上退出战争。
（这里不得不解释一下：这个时期的苏维埃与临时政府都是支持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战争目的，《告公民书》的实际意义就是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仅此而已。）
苏维埃所宣传的“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对他而言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在美国已经参战，胜利指日可待的今天，放弃战争的“最大赏赐”——俄国渴望了几百年的出海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犯罪，这些缺少远见的社会主义者会让俄罗斯的强国梦付诸东流。所以他无论如何不会发表这样一份照会，这会引起盟国政府的不安，助长关于俄国准备同盟国断绝关系的谣传。
这样的立场他是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同任何人妥协的。
在切尔诺夫、策列铁里等人要求发表“革命的俄国政府放弃过时的帝国目的”的声明时，无人声援的米留可夫的最后表态仅仅是“不反对发出一个照会，并且不久即将把它发出去”。但对于照会的内容，却未作任何说明。通过这样的文字游戏，米留可夫发出了一份带有附件的外交照会。
“临时政府（在三月二十七日《告公民书》中）所发表的总的论点完全符合各盟国许多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直至最近还在阐述的那些崇高思想…临时政府与盟国同心同德，继续对这次战争的胜利结束充满信心。它完全相信，这次战争提出的所有问题会本着为持久和平建立稳固基础的精神加以解决。怀着同样愿望的世界进步民主派，将会找到一种防止未来新的流血冲突所必需的保障和制裁方法。”
他当然知道这会招来苏维埃的强烈不满，昨晚已经有人告诉他塔夫利达宫决意驱逐掉他这个“革命最大的敌人”。但这又怎样，他早就受够了民主派口口声声说着与政府亲密无间，暗地里却处处制造事端的现状。米留可夫暗暗攥紧了拳头，俄国亟需一个强力的政权，不管这个政府是属于哪一派的，只要它发出的声音是统一的，无人质疑的！这一次一定要结束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怪相，哪怕辞职下台他也在所不惜！
与这些相比，哪一派掌权，哪一方执政，都显得微不足道起来。甚至这两天把临时政府高层搞得焦头烂额的刺杀事件，也被理所当然的搁置在了一边。已经退位的沙皇和俄国未来孰轻孰重，选择起来并不困难。
就在米留可夫抵达政府官邸不久后，几百杆枪就在林杰的带头下包围了这里，芬兰团的士兵在冬宫的周围展开了战斗队形。
冬宫，这座典雅的淡绿色巴洛克建筑，从彼得大帝执政时期到十月革命之前的三百多年间，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胆的黑色线条勾勒轮廓，奢华繁复的装饰点缀其间，一幅大气却又不失精致的三段式古典画卷就这样铺陈在冬宫广场北侧。1905年，谢苗诺夫团就是这里向革命的群众开火，末代沙皇的绰号——“血腥的尼古拉”便由此而来。
而今天，广场中央的亚历山大柱再次淹没在游行队伍的口号声里，越来越多的工人和群众从总参谋部拱门涌进广场，他们高举着红旗和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着：“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科夫”，“打倒侵略政策”。有的标语牌上还写着“打倒临时政府”。参加游行的人们相信，自己是响应了执行委员会的号召，来抗议这反动的临时政府。
米留可夫沉着脸站在窗边，看着汇聚在广场上的工人、士兵和群众，那一句句刺耳的口号，一支支泛着寒光的**，一张张扎眼的标语和横幅，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啊。曾几何时，他也在杜马会议上，在革命的人潮中，发出过相似的声音。才两个月过去，这些容易被煽动的工人和小市民居然就把矛头对准了他和临时政府。
要像沙皇那样用流血来打醒这些愚民吗？不，当然不。治理国家的基础不是使用暴力和强制，而是公民对他们所选择的政权的自觉服从。这一点，从临时政府执政时起就为从背离过。但苏维埃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却一次次的给政府添乱，拆台。他们总是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对哪怕是由他们执政都无力改变的现状指手画脚，毫无顾忌的破坏着政府的威信。
米留可夫轻轻拉起百叶窗，转过身慢慢挪到到办公桌前，抓起茶杯灌了一大口，冰凉的茶水让他稍稍清醒了些。他闭起双眼，握住白瓷杯的手渐渐用力，左臂肌肉开始不自主地抽搐…大半分钟后，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他平复了下呼吸，把茶杯按在桌上，披上大衣走出了办公室。
克伦斯基的办公桌与涅瓦河只有一窗之隔，这位二月革命后声名鹊起的年轻部长正端着一杯咖啡，欣赏着夕阳中的彼得－保罗要塞。他才懒得管广场上熙熙攘攘的工人和士兵，米留可夫那个白痴居然跑出去跟他们讲道理，跟那些连自我意识都没有的家伙们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既然执行委员会说他们并没有号召这样一场游行，就交给他们来平息好了，何苦像堂吉诃德一样怡人笑柄。
不过都已经闹腾了一整天了，也该打发他们回家了。克伦斯基把咖啡搁在一旁，捡起躺在桌上一下午的电话听筒，合在底座上，拨通了塔夫利达宫的电话。
电话这边，克伦斯基不急不缓的开口：“唐恩先生，今天的不愉快是不是该收场了？芬兰团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包围了这里，我和各位部长们感到很不安，这样做会让临时政府跟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这让我很为难。您也知道，我在第七集团军的代表会议上，可是讲过‘临时政府掌握一切充分权利’这种话的。”
那头的唐恩似乎被电话搅了一下午，不耐烦地说：“我再重申一遍，苏维埃无意参加政府行使权力，我们只是要有组织地向它施加压力和进行监督，以此来影响政治进程。我们已经派了代表去说服士兵和工人结束游行，相信人群很快就会散去的。”
“那我就敬候佳音了。”克伦斯基继续把听筒扔在一边，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谁也别想打电话给他。在所有人都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什么能比一下午的清闲时光更可贵呢？这样的麻烦事儿永远也处理不完，谁沾手谁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