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城市的高楼里，日子久了，憋得慌，是很想去乡村走走看看，特别是故乡那秀美的山，清澈的水，起伏不断的山峦丘壑，还有儿时那些天真烂漫的故事，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些流淌在故乡的岁月，让我魂牵梦绕……
一
提及故乡首先想到的是老屋，说是老屋，其实不老，她还不到三十年的历史，但因为现在没人居住，周围杂草丛生，显得破败苍老。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锁住的屋内，灰尘和蜘蛛丝随处可见，那些熟悉的大灶台，火炉子，铁锅头，木碗柜，石水缸，散乱地躺在屋子里，一家七八口人共同生活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那静卧的农具——拌桶、犁头、磨耙……我们全家的得力家当，在我面前是那样熟悉和亲切。那欲倒未倒的牛圈，猪圈，鸡圈，总会呈现出曾经饲养的牛、猪、鸡，是那样的壮、肥、旺。
五排四间一楼一底的房子，在当年，那是我们村子里的第一座楼房，全村几千人，好不羡慕。那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开手扶式拖拉机的人。但父亲开车那些年，几乎伤透了他的脑筋。拖位机是集体的，一旦开回村子，沿途返乡的村民都会爬上车，一直到村子里，那车会装得满满的，有点像印度人坐火车一样车外四处都挂着人。人，物，甚至还有猪狗之类，混杂在一起，车头车尾全是。父亲说，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拉，因为路况不好，出了车祸谁负责；不拉，又得罪了他们。那时进村子的机耕路是土路，一点不好走，只有晴天才能进出。上坡，有时车会爬不动，车上的人就会下来帮忙推。因为想搭车，所以他们推得也很卖力。在村民的心中，拖拉机是村子里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坐上它如同今天坐宝马车一样，也是一种享受。至于安不安全，他们想得不多，一旦出事，责任归谁，那个时代法律还不健全，村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也许是那种自然条件下，人们的智慧与潜能，生活生存观念只能如此。
在村民眼里，父亲是一个能干有办法的人。因此在村民心中父亲威信很高。但因拒绝别人搭车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我的一位叔父挑着很重的一担树柴返村，想搭车，可父亲不准他上车，结果兄弟俩反目为仇。他们很多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仇人一般。为此父亲恨心不再开车。
后来父亲承包了村里开办的酒厂。作为村子里第一个敢于承包村办企业的人，何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当时最时尚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记忆中，那酒厂在村子里的大礼堂里面。酿酒的灶台就设在礼堂的戏台上，有六个发酵的池子在大礼堂的一侧。其余的地方用作酿制过程中的摊地。每一次煮酒的师傅都会指挥工人，用撮箕把大锅里煮好的玉米或者高粱撮到摊地上凉风。凉到适当之时，洒入醴药，再和上谷壳之类的东西，用铁铲翻动几次就入池子里发酵。发酵的时间一般是七天。这七天之中是酿酒最为关键的时候，酒师傅总会在那池子边走来走去，用手摸一摸，用鼻子嗅一嗅，甚至还会在那发酵池子里抓一把出来用嘴舔一舔，从他的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哪一池子发酵的好坏。待到发酵期满后，师傅与工人们一道会将池子里的料搬进灶台里的烤酒锅中。当一股清泉般的烧酒流入酒缸中时，那酒的醇香会散发在整个厂房间，这时师傅与工人们都会激动地争着去品尝。那种兴奋与快乐就迅速洋溢在他们的脸上，欢笑声，尖叫声，飘荡在厂房的上空。如果父亲在酒厂，当中就会有一个人会大声嚷着，恭喜吴老板，好酒出来了，快来喝酒——那种场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个酒厂煮酒的师傅是关键，可管理也缺少不得。但缺少经验的父亲和更无知的我们对承包和管理的概念也没有。从大集体到承包，老百姓的观念没有完全转变。那时，父亲一边要忙外面去收购玉米、高粱等酿酒用的粮食，更多的时候是到更远的地方去拉粮食回来，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时间。酿出的酒，要拉出去销售，要烧的煤，也是从十多里路远的煤厂用黄牛驮运回来，几乎天天都有进出的货源。这一进一出，加上生产线上工人的管理，父亲哪里管得过来。正在读初中的我成了家里的内勤管理。每天收酒入缸，量度，上账，计算产量……都是我放学回酒厂要做的工作。做这些有知识含量的活儿，我还是能帮上父亲一把，可晚上那粮库里的粮食和堆煤房的煤被精明的工人偷没偷，我们是全然不知。没有经验的父亲，全凭一份最纯朴的信任与他们打交道。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些村民来酒厂里挑酿酒之后的酒糟子回去喂猪。因为那不要钱，村民都会赶到工人烤完酒出锅渣时来挑，有时还要发生争抢，没有挑到的村民还会骂我们。好像那是公家的财产，被我们家霸占了一样的痛恨，我们家挣了钱，在他们心中一点也不干净，甚至我还听到有人议论父亲贪污了公家的财产……今天想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无知的我，那时一句回敬反驳的话就没有说，好像村民说得本来就有理。无奈的我，积在心里的只有委屈和辛酸……
就是那一年的冬天，因为全县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附近的几个乡镇几乎村村都办了酒厂。没过多久，因为生产的酒过剩，大量囤积的白酒销售不出去。父亲通过关系把酒运到县醴酒厂，可又因县醴酒厂倒闲，有成千上万的酒款没有收到，反而欠县醴酒厂的粮食款硬逼着先收回去，父亲忠厚诚实胆小怕事，四处借钱才凑齐。可后来县醴酒厂欠我们酒厂的钱也没有完全要回。然而其他很多酒厂拖欠国家的税收都是不了了之，而我们酒厂欠国家的税收也一分不少地交清。因为那酒厂上缴税收的税务帐，完全是我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做的帐本，没有半点水分。我哪想得到做一本假账来应付税务所的人呢？
父亲承包酒厂赚了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停厂之后的父亲，回到社里当了社长。也就是那一年冬天，我们家里开始修房子，起初父亲本不想修楼房，是几位亲友的鼓励和劝说“酒老板修不起楼房，多没有面子”，父亲才下了决心。我们家有三个儿子，修五排四间，老大和老幺各两间，老二考学出去就不要房子。对于考学，我那时没有把握，能不能跳出“农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父亲还是在那样设想，也是那样行动的。
1985年的冬天，我们村里的第一幢楼房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落成了。也正是那个冬天，我们家修房子期间，来了两位湖北老头。那年，大哥正在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当兵，他在部队做的是放电影工作。因经常到地方的电影公司拿影片，结识了当地电影公司的经理，在长期的交往当中，让经理看中，他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大哥，因此不顾路途遥远，来到四川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那经理就是两位湖北老头中的高个子，叫宋大云，与他同路来的是石花镇刚退休的镇长。当他们慕名来到我们家时，父亲正在集上卖猪肉。传信的人说，大哥部队上的首长来咱们家了，父亲以为一定是好事来了。他猜想可能是大哥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事。父亲挑着没有卖完的猪肉跑着回家，一身大汗淋漓，来不及洗涮就握住两位“首长”的手，道出一番热情洋溢的迎客辞。那宋老头也顺势应着父亲，父亲怎能不高兴。可是当父亲得知那身材高大的宋老头是为大哥留在湖北成为他家上门女婿而来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很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