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工的选厂发出的声音比老工房子大，破碎矿石把石头磨成粉末的过程却看不见了。选厂的一个口子吞食矿石，口子像人吃饭的器官一样设在高处。吞食矿石的口子也会像人的喉咙一样噎住，需要把个头太大的矿石用锤子砸开，只要矿石的个头没有三个小羊的头大就不要紧了。口子以下的机器身子像一个巨大的铁桶斜躺着转动，铁桶的肚子里像有一万把铁锤在敲打，比老工房子大的声音就从铁桶的肚子里发出。一万把铁锤在铁桶的肚子里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子，铁桶的肚子却完好无损，原因就在于挥动锤子的力量来自铁桶本身，像人的肚子磨碎那么多东西也丝毫无损一样。接下来的过程就趋向于平和细腻了，有序流转，波澜不惊。到最后排成一排的叶轮在水中转动，到一个古怪的器械那里收束。古怪的器械像紧紧合拢的巨型扇子，能看见折叠起来的扇面褶皱，却看不见里面的宝贵景物——金子就藏在里头。
从头至尾看了选厂工作的程序，老矿工刘茂庆甚感遗憾：“金子在哪儿？能叫出来看看？”
李春林告诉他：“跟土流板不同，叫不出来。”
刘茂庆说：“那就不知道矿石好赖了。”
李春林叫他放心，说矿石好赖凭化验，他说：“干好了，下一步咱就上化验室。”
刘茂庆又问一个关键环节：“化火呢？”
李春林说：“不用咱自己化火炼金了。咱选出精矿粉来就行了，把精矿粉卖给冶炼厂，他们炼出纯金来。”
刘茂庆说：“这东西好是好，人轻快了，就是看不见金子，心里不踏实。做金子这活儿，还是手里能掂着金子好，沉甸甸的，牢靠。”
刘茂庆的遗憾来自于古旧的黄金观念，是直接以金子为货币流通的原始遗留。实际上金子的价值已经在现代社会里改变，它本身掂在手里沉甸甸的质量已不再重要，只要它换成纸币新崭崭的能割下人的耳朵来就行。现代化选厂浮选淘金法的产生不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是根基于黄金观念的改变：看不见金子不要紧，能看见钱就行。
羊角村选厂被迫上马，应运而生。选厂发出的巨大的声音和状元岭地底深处隆隆的炮声一起，使这块地方不再安宁，让人无奈而又庆幸。好多人干活干得累极了到夜里也睡不过去，听着选厂铁桶肚子里砸石头的声音忍不住狠狠地骂两声，天亮后想想看不见金子的选厂后头能看见别的东西，也就不再骂什么难听的话了，他们倒满心感激李春林从县城工厂里回村当书记，办起这样一个能叫人看见希望的选厂呢。李春林看得更远一些，他从眼前的小选厂看到了更大的规模。金矿无疑将成为羊角村的经济支柱龙头产业，以此为契机，羊角村最终也许会成为真正的小康村，不是用虚假数字堆起来的空架子，而是真真切切的殷实和富足。李春林脚踏地，志存高远，他把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让家庆当金矿矿长，一心抓好金矿，王有田仍然担任村委主任主管农业生产，林芳接替家庆，成了羊角村第一任女会计。
曾经当过电影放映员的王玉不放电影了当了县广播站的记者，来羊角村联系广播事业之外的业务，分发的第一张名片就送到了林芳的手上。王玉的名片上除了印有“记者”这样的职称，还有“三河县作家协会理事”“东岛文学”特约编辑等头衔。林芳把王玉的名片放在桌子上不碍事的地方继续算账，没有对王玉复杂的头衔和职业表示惊奇。王玉把同一个版样的名片送给家庆、李春林，家庆拿眼一瞄及时地发出惊叹：
“嗬，王玉当记者啦？”
又说：“还是个作家！”
接着他就问王玉像他这样的作家三河县有多少，王玉不告诉家庆作家的数目，免得林芳算盘一拨按人口比例计算出令人惊奇作家的产量，像广播里的经济数字一样可疑。家庆缩小一下范围问王玉像他这样的作家协会理事三河县有多少，王玉仍然保密，只说三河县作家协会有一个主席五个副主席，其中的第一副主席兼任秘书长。家庆没用林芳拨动算盘，凭他当了多年会计的心算能力很快算出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像三河县这样的一个小县就有这么多的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以此推算，全国的作家会像秋天的地瓜一样一镢就能刨出几个，那么多作家都写书，人民群众可真的看不了。王玉不让家庆为看不了的书害愁，只拿出一本刊物给家庆看，刊物的名字叫《东岛文学》。
《东岛文学》印制精美，纸张上乘，著名作家作品中的错别字像无名作者文章里的错别字一样令人目不暇接，顶得眼珠子痛，封底和封二封三都有人坐在台面阔大的桌子后头打电话，不打电话便拿着一支笔像作家一样写字，会写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人根本不打算写字只是作个写字的样子，真的要写字就不会故意让人家看他笑嘻嘻的一张脸，把他的脸当一张不会说话的广告，这样的广告赶不上电视里的有些广告会唱着说着卖东西，把假的说成真的把不好的说成好的。王玉把纸张上乘印制精美的《东岛文学》封面封底上的广告人脸翻出嘎啦嘎啦的声音，开始作他广播事业之外的业务，劝李春林和家庆也去《东岛文学》作这样一个广告，除了印照片还可以发一篇报告文学，三河县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写这种报告文学的高手，他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采访，走一趟吃顿饭就解决了。李春林问王玉作这种广告要多少钱，王玉像会作买卖的小贩一样说：
“不能多要你的，现在就是这个行市，封底发一版彩色照片六千元，报告文学按字数算，发六千字三千元，发三千字一千五百元。”
李春林说：“家庆是矿长，你写他吧。”
王玉说：“矿长当然要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得写书记。”
李春林说：“你是给书记作广告还给金矿作广告啊？”
王玉说：“当然是金矿。”
家庆立刻拒绝说：“我可不用。有多少金子国家要多少，我可不用到处招呼着去卖。”
王玉说：“不愁销路也作个广告好，增加企业知名度。大万家的冯大路早就作了，冯大路还是《东岛文学》联办理事会的理事呢。”
李春林问：“联办理事得花多少钱？”
王玉说：“五千。你要是花一万，就可以当副理事长，一万五千元当理事长，每一期都印名字，赠刊物。”王玉翻到刊物的最后，让李春林看纸页上印的一排排名字和头衔。
李春林掠一眼整齐排列的名字连“冯大路”还没有认出来，他笑着说：“家庆去当理事吧。”
家庆说：“我不当，光有矿上的事就够我理的了。”
王玉说：“不行，观念太陈旧了，不注意创造企业形象。”
家庆说：“行啦，你去找形象好的吧。”
王玉当了县广播站的记者三河县作家协会理事又兼任《东岛文学》特约编辑，已经初步改掉了当电影放映员的恶习不以吃喝为重了，那时候他到羊角村讨要放电影的债务拿不到钱也留下来吃饭，现在他来拉广告，拉不到广告他就不留下来喝酒了，李春林诚心诚意挽留，他也不肯，趁着时间还早，他准备再去跑一个企业，在下一个地方留下来吃饭也来得及。家庆让他拿上他带来的《东岛文学》，叫他“再跑个门吧”，像饿肚子的年月打发讨饭的，王玉也没有觉得受到了污辱。他是三河县作家协会的理事《东岛文学》的特约编辑见多识广，这样的境遇不是他一个作家的优待，他已经习惯了。
王玉走后，家庆提议买个车。《东岛文学》的广告不作羊角村金矿的金子照样能卖出去，行走没有个车坐着人家却会瞧不起了。李春林认为家庆的提议应该考虑，别人能否瞧得起倒不是那么重要，要紧的是有个车办事方便节省时间。家庆立刻说对，时间就是金钱嘛。李春林不光想钱，他还想比钱更重要的事，比钱更重要的事也需要用钱来办，他说：
“买车再往后拖拖吧。学校的房子实在不行了，一下雨就漏，先给孩子们盖个房子吧。”
林芳说：“这倒是好事。”
家庆说：“行，盖起学校来再买车。”
李春林说：“还得跟有田商量商量，再开个两委会。”
林芳说：“这事没有不同意的。家家都有孩子上学。”
几天后，李春林和林芳去县城的木材场为盖学校买木料，坐大壮开的拖拉机，林芳不拿现款带着转账支票，李春林让她坐到驾驶室里大壮身旁，自己坐着拖拉机货斗。县城的木材场像一片森林躺倒了摆着，三河县还没有那样大片的林子。林芳跟在李春林的身旁看李春林挑选木料，想起她为了把门前的白杨树刨掉送到状元岭老矿井作撑木跟王宝山打架，她不知道此时李春林能不能想起同一件事情。白杨树撑在地底深处将要跟老洞子一起永远不见天日了，跟白杨树一起打撑的别人家的木料，村里按照李春林原来的承诺还了木料，不要木料的还了钱。还到王宝山名下，王宝山说我不要木料要钱，反正我也没有儿子，话语中仍有怒气和怨气，林芳不跟他争论什么。为了她给李春林的承诺，为了维护李春林的面子，她真的不打算跟王宝山离婚了，既然有人“嫁鸡随鸡”了，她“嫁狗随狗”又有什么？纵然她是一个牺牲，祭坛也不是为王宝山一个人筑成。木材场一垛一垛的木料散发着遥远地方大森林的气味，这种气味是遭受了破坏的，变异的，不再有生机，这是死亡的气息，由杀戮生命的斧钺造成。林芳站在一垛裁成方木的木料跟前，忽然捂着肚子蹲下去，痛苦地叫了一声。李春林吓了一跳，急切地问她：
“你怎么啦？”
林芳忍着痛不再叫出声来，说：“不要紧，老毛病了。”
李春林问她：“没去医院看看？”
林芳咬着牙说：“看什么？妇女病。”
李春林说：“不管什么病，也不能拖着不治。这就去医院。”他不容林芳推辞，向木材场大门外边招手，喊大壮把拖拉机开进场内，扶林芳上了驾驶室。他也不再上斗里坐着，挤进驾驶室，以便随时照料林芳。
三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部并排挂着“计划生育指导科”的牌子，在门外候诊的病号从模样上看不出有人是未婚怀孕。凭老经验以为脸上的茸毛已经剃净了以为是结了婚的女人其实极容易发生错误，现代美容术就是要把大姑娘脸上的汗毛一根不剩全部用化学药水烧光。凭脸上羞涩的神情以为来流产的肯定是未婚的女孩也不可靠，敢尝禁果的时髦女郎往往比已婚的少妇更有勇气坦露真实的模样，不畏惧一次次躺到异型的手术台上。倒是避孕失败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发给生育证的少妇脸上满是羞答答的表情，害怕躺到手术台上被人大动刀钳，把丈夫的手抓住时常地捏一下，恨不能要求大夫允许自己的丈夫跟着到手术台去守在旁边。林芳当年缺乏现代女性的勇气，到了今天她仍然不失羞涩，从拖拉机上下来，她就摆脱了李春林的搀扶。向妇产科门诊走去的时候，她还忍着痛尽量走快一点儿，要跟李春林拉开一点距离，以免人家生起疑心，以为她去妇产科治病，是跟身旁这个男人有关呢。她也不让李春林跟她进妇产科门诊部，她让李春林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她进去了只一会儿，就拿着一张处方出来了。李春林怀疑医生是草草地打发了她，就问：
“这么快就看啦？”
林芳说：“没看，人太多了。”
李春林说：“人多就等等嘛，等一会儿怕什么。”
林芳说：“买点药就行了。”
李春林说：“不行，再进去看看。”他推着林芳，要跟林芳一起进去。”
林芳不进去，说：“不用看，吃这个药就见效。”
李春林要过处方看看，开的是金鸡冲服剂。他知道这种妇科专用药，他的妻子曾经吃过。此药的功能似乎能治妇科的多种病症，服药的患者凭药的功能主治却不明白自己患的是什么病，治好治不好都是稀里糊涂的。看适应的病症，与患者有关系的男人往往要责备自己的不慎或者不良习惯，有良心的男人还会惭愧不已，深深自疚。李春林的妻子服药的时候常常皱着眉头说苦，李春林有一回尝了一口，果然苦得不行，他因此深切怜悯做女人的不幸，她们要比男人多服一种极苦的药剂，生病的起因却又往往来自于男人。林芳的病肯定与他无关，他却感同身受，好像林芳的病痛在他自己身上，他坚持让林芳重回门诊部让医生诊治，比他自己患了病还要着急。相持半天他们还在门诊部的外面，既没有进去也没有离开，此时孙天成从走廊上走到他们跟前，一只手捂着肚子像一些孕妇一样。看见李春林和林芳在妇产科门口，孙天成似乎微微地吃惊了，他说：
“你们两个在这儿，谁病啦？”
林芳不用正眼看他，斜视走廊抹了水泥的下半截墙壁，说：“没病。”
李春林淡淡地问孙天成：“你来干什么？”
孙天成把手从肚子上拿下来，说：“肚子不大好，来拍个片子看看。”
李春林说：“拍啦？”
孙天成说：“人太多了，我去找个人领着。你没给林芳找个人？”
林芳抢在李春林前头回答，说：“我没病，不用。”她看看李春林说，“走吧。”
孙天成眼看着林芳和李春林从走廊上走过去，扭头看看门旁的“妇产科”牌子，脸上浮起一片意味复杂的坏笑。
到了晚上没有月亮，孙天成熄了灯躺在自家的炕上，让老婆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肚子上摸了两把。老婆在熄了灯的炕上摸他的肚子，没有色情淫秽的意味不是爱抚，只有一种隐隐的担忧，老婆说：“你这肚子真的没事？”
孙天成说：“没事，就是有点溃疡。”
老婆说：“溃疡不就是烂哪？”
孙天成说：“嗯，差不多是吧。”
老婆的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停住了不动，似乎是按住了烂的地方，说：“就是喝酒喝的。可倒好，上了矿管所，喝得更多了。”
孙天成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老婆的手上，说：“不怕，只要不是长东西就不怕。”
老婆说：“还是少喝点儿，烂也能把它烂透了。”
孙天成说：“我知道了，不过有时候不喝也不行。”他把老婆的手握住，放到距离烂的地方稍远的位置，说，“你猜我在医院看见谁了？”
老婆问：“谁？”
“林芳。”
“看见林芳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上她啦？”
“胡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孙天成把老婆的手从自己的肚子下部拿开说，“有人倒是看上她了。”
老婆好奇地问：“谁？”
“李春林。”
老婆不以为奇说：“是他呀，他们两个在学校里就相好，谁不知道？”
孙天成说出老婆不知道的事情：“在医院里，就是李春林陪着林芳去看病。”
“看什么病？”
“妇产科，你说能看什么病？”
“林芳怀了李春林的孩子？”
“咱不知道，反正两个是去妇产科。”
老婆恶狠狠地骂起来：“李春林那个坏种，自己的老婆种不上，别人的老婆他可一种就拿准儿。”
孙天成浮出一脸淫笑老婆看不见，他哼哼地笑，说：“雨水合适了嘛……”
孙天成的肚子要想如老婆说的那样烂透了还需要积攒一些脓水。当了矿管所所长以后他有了歇星期天的资格和习惯。当村支部书记的时候，他虽然想在家里歇着就在家里歇着他自己说了算，但那不是法定的休息日，能天经地义地表明他跟村民身份的差别。当了矿管所所长，他只要不急着去上班，吃过饭以后他摸着肚子走出家门，到街上站一站，再摸着肚子走回家，大家就知道他是歇星期天了。上点年纪的人还会跟他说：“礼拜啦？”他说“礼拜”，好像他摸着肚子从家里走出来又摸着肚子走回家里，什么活不干，真的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接受的一份权利。看见李春林陪着林芳去县城医院妇产科看病的第二天，又是基督徒作礼拜的日子，孙天成摸着肚子从家里走出来，还没有走到大街上，就看见了李俊。他临时改变了去大街上站一站的主意，叫李俊到他家里坐一坐。李俊应了一声，孙天成就摸着肚子回家了，李俊跟在他的后头。
李俊跟西流河的唐永利闹翻了以后一时还没有找到搭伙的人，他贩金子的生意暂时中止了。反正他已经用贩金子的钱买回了一个桂莲作媳妇，他要是愿意，再买十个八个桂莲这样的女人他也不害愁资金不够，他也不那么着急重续旧业。他只是日子多了不摸弄金子手痒难忍，他就把桂莲的耳环和戒指摘下来再戴上，戴上了又摘下来反复把玩，还把从桂莲手上摘下的戒指填到嘴里假装吞下去让女人害一点怕，再用舌头挑着让桂莲看他软和的舌头都能挑起一块金子，不软和的器官更能够力担千斤。桂莲要是面露一丝不屑的神色，他就立刻演示，把戒指套到不是指头的地方面目可憎，让桂莲害羞得不敢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跟着孙天成走进往日的支部书记家里，李俊想不出孙天成为什么会叫他进来坐坐。他刚一坐下，孙天成就单刀直入问他：
“你还倒弄啊？”
李俊假装不明白，说：“倒弄什么？”
孙天成说：“装什么糊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倒弄金子，我看得明明白白的。”
李俊看着孙天成胖起来的大脸，说：“大叔想弄我啊？”
孙天成尊着脸说：“我要想弄你，就把你交给稽查队，他们专管这种事儿。”
李俊龇着不好看的牙一笑，说：“大叔吓唬我呢。”
孙天成说：“我不是吓唬你，我是警告你。前些年，我当着书记这个角儿，觉得都是自己的街坊，谁有章程谁使唤，能抓个钱儿就抓个钱儿，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现在不行了，我干了矿管所，再这么下去，我就对不起党交给我的这副担子啦。”
李俊嘻皮笑脸说：“大叔别唱高调了。如今，除了电视上那些临死才当上英雄的，谁还张口党啊党的？”
孙天成把脸虎起来，说：“我给你说正经的。”
李俊收起脸上的嘻笑，说：“大叔说吧。”
孙天成说：“你打算一辈子这么偷偷摸摸地干下去？就不能正大光明地干？”
李俊说：“偷偷摸摸的大叔还想弄我呢，我还敢吹吹打打地干？”
孙天成说：“你光想着贩金子，你就不想淘金子？”
李俊浮出一脸苦相，说：“我上哪儿淘？西流河有河金，从河里挖了沙就能淘出来，咱这儿也没有。”
孙天成说：“河里没有，地底下还没有吗？”
李俊说：“就一个状元岭，又叫李春林占了。”
孙天成拿出捂在肚子上的手伸一根指头指点着李俊说：“李俊你真是个傻瓜，不懂法。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状元岭不是李春林的，是国家的，他一个人占不了。李春林的开采许可证并没把整个状元岭占下，还有一大片属于国家空白区，谁都可以开采。三河县的政策又是有水快流，鼓励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你不抓住这个机会大干，光去偷偷摸摸地倒卖点儿，你不是个傻瓜是什么？”
李俊说：“我也能办出证来？”
孙天成自负地哼哼两声，说：“我在矿管所管这个镇的黄金开采，你还用愁证？”
李俊说：“只要能办出证来，资金我不愁。”
孙天成说：“我知道你的资金够了，我才给你指这个门路。”
李俊说：“行，大叔给我办出证来，发了财，我不会忘了大叔。”
孙天成低低地说：“我可不用你搁嘴上记着。”
李俊说：“我算大叔个股。”
孙天成说：“我也没有资金，怎么入股？”
李俊说：“不用资金，大叔入干股。”
孙天成紧逼着问：“怎么入？”
李俊想一想，说：“我九，大叔一。”
孙天成把手放到肚子上摸着，像摸一把算盘，但没有拨拉出响声。
李俊看着孙天成说：“大叔要是嫌少，再多点儿也行。”
孙天成把手从肚子上拿出来，说：“就这样吧，我占得多了，你心里也不好受。”他又把手摸到肚子上叮嘱李俊，“你别声张，干起来再说。不管什么时候，别让人知道我入了干股，要是让人知道了，你也干不成了。”
李俊点着头说：“我知道。”
杨菊香把买来的孩子当自己的亲生孩子抚养，她自己却一直没有能够生出来的迹象。春玲讲的那些道理纯粹是纸上谈兵，大姑娘的道理用不到夫妻间的事情上去。有了个孩子在怀抱里抱着枕头边搂着，男人从那座濒海的城市里回来，杨菊香倒不是那么急巴巴地跟男人要孩子了，她倒有心思像玩儿一样了，可是她没有办法管住男人着急，男人一着急，她就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春玲说的那种“境界”了。男人不着急也不行，吃饱了肚子没有挨饿的滋味才顾得耐住性子呢，论究起来比没有孩子更可怕，让人生气，杨菊香宁肯永远达不到能够生出孩子来的那个“境界”，也愿意男人每一次回来都像饿急了的乞丐一样狼吞虎咽，顾不得慢条斯理地细品，反正她已经有一个孩子叫她妈妈了。春玲说翠翠越长越俊，孩子不是自己生的丑俊与自己的遗传无关，杨菊香听了也觉得高兴，她笑着表示一点谦虚：
“也不用长得太俊了，赶上她春玲姑姑就行了。”
春玲说：“赶上她姑姑也没用，孩子的户口随妈，一辈子出不了庄稼地。”
杨菊香说：“庄稼地有什么不好？俺翠翠长大了就叫她在庄稼地里守着她妈。”
春玲说：“那可就屈了翠翠啦。”她把翠翠抱到手上，说，“翠翠，咱不啊，长大了好好念书，考大学，考博士，出国，留洋，离开这个羊角村。”
杨菊香说：“春玲啊，你这么不喜欢羊角村啊？”
春玲说：“羊角村不喜欢，牛角村也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农村。二嫂子，我跟你商量个事，你先别跟俺妈说。”
“什么事？”
“我想上深圳。”
“啊。”
“深圳的大街上有金子？”
“没有金子，有机会。”
杨菊香把孩子抱过去，说：“我以为深圳的大街上有金子，一弯腰捡一块呢。深圳有什么机会？还不是干活挣钱？咱羊角村的金矿眼瞅着越干越好，你还怕挣不着钱？”
春玲说：“俺不是光为了挣钱。”
“那你上深圳为了什么？”
“为文明，为现代文明。”
“那个现代文明是什么东西？不就是钱哪？”
“不是……是文化，卫生，高速公路，信息大厦，计算机，电脑软件……”
“那么多东西，你一口能吃下？”
“我去接受撞击，接受熏陶。我要是一辈子窝憋在这羊角村，这一生就算白活了。”
杨菊香瞪大了眼睛看着春玲，叫着：“哎呀春玲，真没想到你这心里这么不安分。”
春玲说：“我就是怪愁的。俺嫂子没了，哥也不赶快找上一个。我要是走了，真怕俺妈舍不得。”
杨菊香说：“闺女反正早晚要走，不能一辈子守着妈。大婶要是想不通，我倒可以去劝劝她。你一心想走？”
春玲说：“我早就想走了，就是拿不定主意。”
杨菊香说：“你要是一心想走，路费你不用愁，我给你准备。不过，我可真不愿意你走，春玲啊，不走不行啊？在哪儿不是一辈子，非得跑出去那么远……”
春玲说：“我早晚非走不可……二嫂子，真要走，还真得跟你借路费呢，哥光用债够还的了，我不能跟哥要钱。”
杨菊香说：“你哥能同意你走吗？”
春玲摇摇头说不知道。
像妹妹不知道哥哥的心思一样，李春林也不明了春玲的思想。春天里刮风的时候春玲用一条纱巾把头包起来下地干活，李春林知道春玲是害怕被风刮乱了头发，他却不知道春玲还在向往不刮风也在头上系一条纱巾的地方，好些城里人系纱巾不是为了抵御风沙而是为了装扮容貌。春玲健康，美丽，喜欢读《祝你幸福》《现代家庭》这样的杂志，李春林知道是母土的营养孕生了春玲的天然丽质青春生机，可是他不知道春玲的幸福楼阁并不想构筑在羊角村的街道上。春玲把要去深圳的想法跟李春林一说，李春林先是吃惊，再是不解，然后是深深的忧郁了，他说：
“春玲啊，这些年，你嫂子病，死，家里的事一桩接一桩，你是不是觉得挺苦啊？”
春玲说：“苦我倒没觉得，我就是受不了憋闷，农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
“农村落后，贫乏，咱可以发展，丰富嘛。”
“再发展也赶不上城市文明。”
“你以为城市文明就是高楼大厦，就是汽车公园吗？你光知道城市文明，城市也有城市的坏处，你知道吗？外国的有钱人现在都想离开城市，到乡下住呢。”
“中国离那一天差错远了。”
“那就看中国的农民怎么干了。农民要是都往城里跑，农村没人建设，农村当然还要落后。其实现在好多富村一点儿也不比城市差。”
春玲微微一笑，说：“等哥把羊角村建设得像城市那样了，我再回来。”
李春林也微微笑一下，说：“你不怕哥到那时候不让你在羊角村落户啊？”
“哥不会的。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春玲是批评哥呢。”
“真的。”春玲的眼睛里闪动起晶莹的泪花，“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春玲走到天涯海角，也会想着哥哥，春玲混到要饭吃的那一天，回到羊角村，哥有一口吃的，也会让给春玲。”春玲的眼泪涌出来，她用手绢抹去。
李春林不看春玲的眼睛为了不让自己流泪，他点着头，说：“春玲啊，你要是拿定主意要走，哥也不硬拦你。人各有志，年轻时出去闯荡闯荡也有好处。我要是不出去当那几年兵，恐怕也不敢回来争孙天成的位子，干这个书记。你再好好想想，一定要走，就走吧，哥舍不得你走，也让你走。妈那里，我帮你说说，哥也许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你说得哥不好意思了，不过你记住，不管到了哪一天，你要回来，哥都是你的亲哥，你用不着害愁没有地方吃饭，你说得对，哥有一口吃的，也让给你……”
春玲的眼泪止不住，抹掉了又流出来。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着头。
李春林的语气沉重了：“哥就是有点不大放心，深圳那地方，有好多机会，也有好多诱惑，好多危险，你要学会照看你自己。”
春玲含泪应着：“我知道，哥放心……”
春玲离开羊角村远走深圳乘的是汽车和火车，她要是走水路，母亲的眼泪就能够漂起一条船送女儿到她想去的文明码头了。春玲出走在羊角村引起的震动不像在她的家里那样大，大家只是有一点不大明白：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村支部书记的妹妹就不该离乡背井远走天涯。好多人把原因归于李春林不给妹妹安排一个美差，比如让春玲当会计坐在林芳的位置上做办公室的工作像公家人一样。他们无法明白春玲心比天高，羊角村的村委办公室盛不下她，一心只以为李春林不徇私情不给妹妹安置一个好去处，更加感念李春林公正无私，好多女人陪着送女儿远行的母亲流下了滔滔不息的泪水。
状元岭上新开矿井的炮声超过了春玲出走引起的震动，令人惊讶而且忿忿不平了。李俊在距老矿井不远的地方安下新的井口，朝着地底下开炮，分明是来从大家的手里抢去金子戴到他一个人的手上——李俊的手指头上戴了羊角村最大的金戒指不要紧，他不怕犯法他敢把金子戴到手指头上贩卖他尽管倒弄好了，可是他没有理由到大家的碗里抢饭吃。其实，李俊还没有开始放炮大家就猜到他要干什么了。他领着一个人在状元岭上安下罗盘测量，像阴阳先生选一处好风水作坟地，大家就知道李俊不是要埋下先人的遗骨而是要找金子。他还跟领来的那个人扯了皮尺量比，埋下界石，好像圈定地盘。他叫那个人杨工，那个人叫他李矿长。大家知道那个人来自镇里的矿管所，李俊的矿井还没挖开井口，矿管所已经封他为矿长了，不知道这样的乌纱是装在杨工的罗盘里还是装在孙天成的衣兜里。羊角村集体委任的金矿矿长家庆一眼看准，是孙天成给李俊出了主意让李俊开矿，李春林不否认，他说：
“就是孙天成给他办的执照。”
家庆说：“孙天成是跟集体作对。”
李春林说：“他打了个合法的旗号。”
家庆气得大骂孙天成，李春林不阻止，让家庆把能想到的脏话全都骂出来，他也觉得能解一点儿气。李俊领着矿管所的工程师在状元岭安下罗盘扯开皮尺测量，李春林就知道是孙天成派来了那个杨工，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开采许可证是淘金人的通行证，只要手持了那种证件，就可以在国家的矿山上畅行无阻，不管是状元岭还是鬼头山。家庆说集体要是不在老矿井挖出金子，李俊绝不会到状元岭来采矿。李春林承认家庆说对了，李俊是从集体的矿井看到了只挣不赔的前景，他才不惜把犯法赚来的资金投上去获利。家庆不甘心看着李俊上集体的碗里抢肉吃，李春林告诉他，李俊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县里的采矿方针是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李俊的做法还会得到上面的支持，不过，这样的采矿方针是富了当代穷了后代，三河县的金子用不了多少年就挖空了。等到三河县的地底下没有金子了，就不知道三河县凭什么致富了。家庆不想那么远的事情，他只计较李俊在状元岭放炮。家庆以集体矿长的身份去状元岭找李俊，党支部书记李春林跟他一起去。李俊新开的矿井还存不住炮烟，站在井口旁边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李俊雇来的矿工打炮眼耳朵后面胀起了青筋。李俊看矿工的炮眼打到了能装一个大炮了，准备离开到远处听响儿，家庆和李春林走来拦住他，家庆先跟他说话，家庆说：
“李俊你这个家伙半路打杠子啊？”
李俊说：“家庆，我打你啦？”
家庆指着李俊新开的井口，说：“你看看你开的这个井口，离老井口才有多远？”
李俊说：“你是嫌远了还是嫌近了？嫌远了我再往跟前挪挪，嫌近了打下去我再穿出去。”
家庆说：“你是来跟集体争矿。”
李俊说：“如今提倡竞争嘛。羊角村我不争，就没人敢争了。”
家庆说：“羊角村就是你敢胡来！”
李俊说：“我可不是胡来，我有执照，盖了大印的，我拿给你看看？”
李春林不等家庆说话接过来说：“不用看了，我知道你办出了执照，办不出执照，你也不敢在状元岭上放炮，开矿放炮不是干别的，干别的你可以偷偷摸摸的……”
李俊说：“我干什么偷偷摸摸啦？我连买媳妇都是正大光明的！”
李春林紧盯着李俊说：“李俊你还牙口硬吗？你干的事谁不知道？看着是老街旧邻了，不愿叫你难看，我才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没有理乎你的事……”
李俊的语气软和了一些说：“好好好，不用说了，兄弟你心眼好，为人厚道，我领情了。”
李春林不听李俊领情的假话，打断他说：“我不用你领情，用你领情我就不值钱了。家庆说的一点儿不错，你就是跟集体争矿：如果集体不从老矿井打出矿线，你就不会上状元岭来赔钱。你是看准了从前头截下去，能掏到矿，你才从这儿按下井口。你既然办出了执照，我也没有办法挡住你，我只告诉你一点，状元岭底下有好多老洞子，你下去不能乱穿，要是打透了老澜，冒出水来，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
李俊点头应着：“行，我负责。”
家庆说：“你负责个屁，真出了事，你就夹起尾巴来了。”
李俊小辣椒一样的鼻子拧出一些难看的皱纹像挂在房檐下阴干的样子，他说：“家庆你就看着我丑，不顺眼哪？”
家庆说：“我是看着你的心不下，不顺眼。”
家庆和李春林离开李俊的矿井口，坐进罐笼，下到老矿井里，听到了李俊的矿井又响起炮声，家庆仍然忿忿不平，极不甘心，他说：“就这么让他啦？”
李春林说：“让就让吧，他干起来，得用不少人干活，正好还有些人没有活干，也是个好事。”
家庆说：“一碗肉一个人吃，就饱了，两个人吃，就不够了。”
李春林说：“你加点劲吃，不就能多吃点儿？”
家庆说：“对，我再加一台风钻。”
掌子面上，王怀山怀抱中的风钻像一个不驯服的发了疯一样的女人，王宝山把它紧紧地按住，在坚硬的岩石中穿插开凿，不懈挺进。
因为男人当了镇矿管所所长，孙天成老婆已经度过了被人家撤走电话的精神危机，有心思理会更多与她无关的事情了。孙天成当书记的时候把电话由村委办公室挪到家里，她用一副不年轻的大嗓门接电话为人家传电话，原本做的就是与她自己无关的事情，可是她乐此不疲，从中体味着无穷的乐趣。电话撤走好像抽走了她的精神支柱，有些日子她差一点就要垮掉了。她可以不对着话筒用一副老嗓门大声地说话，可是不传电话她却受不了。好像吃饭，她可以忍受饿肚子的滋味不出声，不让人看见她在受罪，可是不让她腆着肚子从大街上走过让人看她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的样子她就难受了。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孙天成当了矿管所所长不久以后，就有一部新的电话安到家里来了。孙天成老婆把话筒握到手上听不见有人在里边说话也举到耳边听一阵，在崭新的电话机上留下她老迈的手印，问孙天成是不是又把办公室的电话挪到了家里。孙天成告诉她现在用不着挪过来挪过去了，办公室的电话就是办公室的电话，家里的电话就是家里的电话。她担心地问这样的电话谁交电话费，孙天成叫她放宽心，不必操心这样的事情。孙天成说一句很著名的领袖语录，老婆也记得曾经在一些年月流行过，如今很少有人说了。孙天成说的语录是：
“长官骑马是工作需要。”
安在家里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孙天成老婆恢复了曾经有过的机敏和快捷抢先抓到手里，准备大声地讲话以后从大街上走过去传电话，可是不再需要她走过大街就能把电话传了，电话里要找的人往往就在她家的炕上，就是她的男人孙天成本人，距离近得用不着走出这所房子。这样的电话传起来可真没有什么意思，她往往连一句“你的电话”这样的话都不对男人说，就忿忿地把电话搁了，搁电话的劲儿用得很大，不在乎电话会不会像人中风一样跌得不会说话。她想不通安在同一块地方的电话为什么以前需要她走到大街上去传现在却不需要了。长久地只给她炕上的邻居孙天成一个人传电话，不仅没有意思也叫人生气，她渐渐地连接电话的兴趣也没有了。除了孙天成不在家的日子，电话里很少有她又老又大的嗓门讲话了。
她把话拿到河上讲，她的话像洗衣服的河水一样流，带着脏衣服的油腻污垢肥皂沫。她说一个书记一个会计，两个人买木头买到妇产科去了。听她讲话的女人搓着衣服，不明白她说的是哪个厂子的书记和会计。她否认了“厂子”这样的说法，说咱村的还没有说完呢。她好像极不明白似的反问，你说一个书记一个会计，两个出去买木头，买着买着买到妇产科去了，妇产科有木头啊？经验比较丰富的女人哧哧笑，说妇产科没有木头有钳子剪子还有刀子，刮就刮，流就流。这时候说“厂子”的女人看见李春林的母亲端着脸盆走来，向经验丰富的女人使眼色，经验丰富的女人不再说一些关于流血的话噤声不语了。
孙天成老婆继续说，家庆会计当得好好的，一下子换上个林芳，就没打好谱，那些书记厂长领着个女会计跑了的有多少！旁边的女人用胳膊肘拐她，她看看走到跟前的李春林的母亲，嗓门提得像在电话里讲话一样高，她不对着话筒向着流脏水的河流说：
“你拐我干什么？我不怕！他们做丑事都不怕，我说说怕什么，不让说他们别做！”
母亲端着脸盆说：“大胜他妈，你那是说谁呀？”
孙天成老婆说：“哟，听见啦？你猜猜我能说谁？咱村里谁能做出那种事来？”
母亲放下脸盆说：“咱村的能人多了，有人什么丑事都能做出来，做的那些事更丑，更见不得人。”
孙天成老婆急了：“俺家的做什么丑事啦？你说！”
母亲不急不慢地说：“做什么丑事他自己知道，要是没做丑事，大年五更门上也不能叫人贴上花粘纸。”
孙天成老婆不光洁的脸上浅浅的坑凹一下子变得很大很深了，她急咧咧地说：“贴花粘纸怎么啦？贴花粘纸那是坏人破坏，早晚也给你贴上！快了，你快贴花粘纸了。”
母亲的脸已经气白，可是她仍然不急不慢地说：“我可不怕贴花粘纸，那一天到了，我盼着你来给我贴上呢，省得孩子们忙忙乱乱的顾不上。”
母亲天生不适合打仗，当儿子的名誉受到损害的时候，她自然会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儿子，她宁愿用自己的牺牲保卫儿子的清白，可是她只能被动地防御不能主动地进攻。更要紧的是她不能不气愤，她气愤至极会流下眼泪。为了保卫自己的儿子她倒不在乎眼泪会把她有病的眼睛烫得更坏，可是她不愿意让敌人看见她的眼泪。趁着孙天成老婆还没有开骂，她端着盆离开了河边，让一河的脏水从孙天成老婆的屁股底下往外流，像脏女人关不住流污水的阀门一样。
回到家里，母亲才让眼泪无遮无拦地涌流了。李春林回来的时候看见她流泪的眼睛，着急地问她：“妈怎么啦？”
母亲不说话，眼泪又涌出来。
李春林更加着急了，说：“妈是不是又想春玲啦？”
母亲摇摇头。
“是想小山？”
母亲不语。
李春林安慰母亲：“小山离得近。他不是就在城里干吗？前些日子还回来过。什么时候捎个信给他，叫他回来看看妈。妈别再哭了，老哭，会把眼睛哭坏的。”
母亲擦擦眼泪说：“我不是想他们，我是叫孙天成老婆气的。”
“孙天成老婆欺负妈啦？”
“她不是欺负我，她是糟践你。”
“她糟践我什么？”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你和林芳上医院啦？”
李春林似乎记不起来了：“上医院？噢，对啦，去买木料的时候去过。”
“上妇产科？”
“啊，她肚子痛，我和她去看病，她没有看，买了点药就出来了，还碰见了孙天成。”
“你猜孙天成老婆说你什么？”
“她说我什么？”
“她说你……做了丑事。”
李春林切齿骂道：“这个熊老婆！”他看着母亲，说，“妈，你相信吗？”
母亲摇摇头，说：“妈不信，妈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做那种丑事。儿子是要干大事的人，干大事不能叫丑事坏了名声。”
李春林感动地说：“妈理解您的儿子，我就不觉得怨屈了。妈就是别上火，别跟孙天成老婆那样的人一般见识。”
“听见有人糟践自己的儿子，妈能当没听见？”母亲的话像春风从儿子的心上吹过，“妈不要紧，妈就是挂牵儿女。春林哪，妈问你，你心里，是不是还没有放下林芳？”
“妈怎么这样问？”
“你跟妈说实话。”
“妈看出什么来了吗？”
“你叫她当会计，是不是为了能常在一块儿？”
李春林没有犹豫，诚实地回答：“不，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叫她当会计，是因为她聪明。她念书时数学特别好，咱村还要继续发展，金矿积累了资金，我还想干别的企业，规模大了，没有个好会计不行。家庆坐不住，干会计不合适。我也不能又当书记又当矿长，所有权力自己一把抓，正好叫家庆下来当矿长，这样做不好吗？”
母亲说：“村里的大事，妈不懂，也不该多问，妈只想告诉你，林芳是有主的人，她跟了王宝山，就是王宝山的人了，一辈子都是王宝山的，你就是心里放不下，也得放下。不放下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对林芳也没有好处。你把她放下了，你就轻松了。世界上的好女人有的是，把这个放下了，你就会找到另一个。”
“妈，我知道。妈不用为我操心。”
母亲叹口气，说：“妈哪能不操心哪，你什么时候找上一个，妈的心才能放下……”
孙天成老婆在河上淌完了脏水端着湿衣服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她的儿子孙胜在擦枪，她没有害怕。儿子擦枪像她接电话传电话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当了书记养成的习惯。儿子的不同只在于能够把枪背在肩膀上走过大街，不用吆喝什么，人家也能够看见他威武吓人的样子。她却不能把电话提在手上走出去，她需要大声地吆喝，人家才会知道她刚刚在电话里大声地讲过话。她在淌着脏水的河上跟李春林的母亲吵架，因为对手没有像她一样亮开嗓门火力猛烈，她连开骂都没有就停火了，她实在是意犹未尽憋在心里难受，她进了院子把盛了湿衣服的脸盆往猪栏墙上一放就骂一声：
“可叫那个老×养的气死了！”
不用儿子问，她就紧接着说出了她骂的是谁。儿子等她再骂出一串不适合儿子听的脏话，啪地拍一下枪，说：
“到时候给她一枪。”
孙胜端起枪来瞄准，枪口正好对准了走进家里的孙天成，他没有勾动扳机。他收起枪来对父亲说：“你给我说说，我上李俊矿上干。”
孙天成不假思索沉着脸说：“你不能去。”
孙胜说：“为什么我不能去？”
孙天成说：“告诉你不能去就不能去。”
孙胜说：“我要是非去不可呢？”
孙天成老婆说：“你去干什么？你能去下井啊？”
孙胜说：“我才不下井呢，我去管理。”
孙天成老婆看着孙天成说：“那就叫他去呗。”
孙天成不容分说，坚定不移：“不能去。”
孙胜把枪背到肩膀上往外走，边走边说：“不让去拉倒，往后我干什么，你也不用管。”
孙天成老婆喊他：“给我把衣服晒上。”
孙胜把话像打枪一样打回来：“不管，谁爱晒谁晒。”
孙天成老婆回头对男人说：“他爱上李俊的矿，你就叫他去呗。”
孙天成用蔑视的目光看老婆：“头发长见识短，你叫他上李俊的矿，不是向满世界的人宣扬我和李俊合伙啦？我这所长还用不用干了？”
老婆不服气，说：“所长就不能挖金子？”
孙天成说：“县里有规定，不准机关干部在金矿入股。”
老婆不屑地看一眼男人：“你也成机关干部啦？”
孙天成说：“你以为我是什么？”
老婆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你给我把衣服晒上。”
孙天成拿起电话来要打电话，说：“我还有事。”
老婆一把夺下电话，磕出极不耐烦的响声，叫着：“晒上！”
孙天成用白眼睛瞪她：“你吵吵什么？”
老婆用大到不能再大的声音说：“你说我吵吵什么？我没吵够！”
孙天成再瞪一眼老婆，不说话走到院子里，从脸盆里拿了湿衣服，一件件搭到横拉的铁丝上晾开，做得像最好的丈夫一样。他听见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没有进家接电话继续晾衣服。他等着老婆喊他接电话，老婆没有喊他，电话响了一会儿，再就不响了。
孙胜亲自去李俊的家里找李俊，肩膀上背着刚刚擦过的枪。孙胜进门看见李俊让桂莲陪着喝酒，便由衷钦佩李俊过上了小康生活花天酒地。李俊喝下一杯酒感叹自己虽然有钱，但却无势，不能肩膀上背着一棵枪吓唬人。孙胜跟李俊谈一下交易，说李俊要是喜欢枪就把这棵枪拿去，他把李俊的钱拿过来，李俊让桂莲给孙胜拿一个杯子填上酒，说光拿过枪来不行，还得把孙天成的官拿过来。孙胜把桂莲填的酒一口喝下，骂他爹当的是个屁官，纱帽翅儿还没有个芝麻粒大。李俊可不轻视孙天成的官，他说官不大，管的东西可好，管着全镇的金子。于是孙胜单刀直入说明来意：
“我想倒弄金子。”
李俊说：“倒弄呗，你爹管金子，你尽管倒弄好了，没人能管你，比我强多了。”
孙胜说：“我想往西走。”
李俊说：“倒弄金子就得往西走，西面淘河金，能拿出成货来。”
孙胜说：“你给我引见引见，那面你熟。”
李俊说：“往西面去还得找唐永利。俺俩闹翻了，我不想见他。”
孙胜说：“又不是你干，是我干，引见完了就没有你的事了。”
李俊说：“行，我豁上再见他一回。”
孙胜说：“我没有资金，你得借给我。”
李俊上上下下打量孙胜，说：“孙胜，是你爹打发你来的吧？”
孙胜说：“与他没关系。”
李俊不信，说：“不对吧，是不是你爹想了这么个名堂，叫你来要钱？”
孙胜有些恼火，说：“李俊你什么意思？”
李俊说：“你爹在我的矿上入了一个干股。还不到分红的时候呢，他就急啦？”
孙胜说：“李俊你胡说八道。我爹在你这里入干股我根本不知道。你借给我，我领你的情，与我爹没关系，你不借，算我没面子，与我爹也没有关系。”
李俊冷笑，说：“不借，与你爹就有关系了吧。”
孙胜腾地站起来，说：“李俊你放屁！你以为我是借了老子的那点破权势吗？我孙胜独往独来，一杆枪打天下！”他抓枪在手，气哼哼地站起来。
桂莲连忙拉住孙胜，说：“喝酒，喝着酒慢慢说。”
孙胜挣脱了桂莲，大步跨出去，说：“我不借了！”
李俊沉吟一下，站起来叫着追出去：“孙胜，大胜，兄弟，你回来……”
两天后晴和无风，李俊带孙胜去西流河走进唐永利家里，孙胜背着他形影不离的一杆枪。唐永利躺在炕上看见李俊带一个背枪的人走进来，忽地爬起来就骂：
“李俊你个王八蛋，带一个背枪的来报仇啊？”
李俊叫他放心：“不是报仇，是搭伙。”
唐永利指着李俊的鼻子说：“李俊你滚出去，我这辈子不会再跟你搭伙了。”
李俊说：“不是我，是他。”他指着背着枪的孙胜说：“他叫孙胜，他爹是道口镇矿管所所长。”
唐永利看一眼孙胜，说：“哦，有后盾。”接着他就告诉孙胜说，“现在贩金子，用不着武装押送。”
孙胜说：“碰巧了打个兔子吃吃。”
李俊奉承一下唐永利，说：“唐大哥剥兔子皮不用刀。”
孙胜问：“用什么？”
李俊说：“把头一揪，一张皮囫囵个儿捋下来。”
孙胜说：“唐大哥英雄。”
唐永利说：“什么英雄，就是胆大。喝水吧。”
三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喝水，李俊把两只手摆在桌子上展览，不像干部按着桌子讲话，像卖膏油的小姐亮出手来让人看，他叫人看的却不是膏油保护的肌肤而是金子。他的两只手上都戴了巨大的戒指，每一枚戒指都用了尽可能多的金子，以戴在手上不觉得沉重为限度。唐永利看看他的手，说：
“李俊，把鞋脱下来。”
李俊不解，说：“干什么？”
唐永利说：“叫你脱下来你就脱下来。”
李俊不穿袜子，脱下鞋来就露出了臭脚。唐永利看看李俊的脚，说：“脚趾头上没戴戒指啊？”
李俊说：“没有，谁把金子往脚上戴啊？”
唐永利骂起来：“李俊你个混蛋，等你把脚趾头上也戴上戒指，你再来显摆给我看！”
李俊把一只手从桌子上拿开，只留一只手在桌子上拿了杯子喝水。孙胜的枪放在桌子旁边，默默无语，不打响像一块普通的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