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元旦前夕，《法治周末》编辑宋学鹏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写专栏，每周一篇，每篇两千字。我说，法律不是我的专业，恐怕写不出多少有关法治的文章。他说，专栏属于该报的文化板块，只要写与文化有关的内容就行。于是，我答应下来。从《米寿周有光》开始，一一记述我所接触的文化界人士的点滴感受。他们有的是我尊敬的长辈，有的是我认识的同道。他们有学者、记者、编辑，也有作家、画家、音乐家。写了一年，积攒了五十余篇，约十万字。正巧向继东先生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丛书，承他美意，让我将这些专栏文章编成一集，进入其中，自然十分高兴。
为报纸写专栏文章，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写的时候不免有削足适履的感觉。往往意犹未尽，字数已经到了，只好就此打往。但编书的时候，却发现每篇文章篇幅大致相等，也能形成某种阅读的节奏感。
除了篇幅上的共同点，我讲述这些各有特点的文化人的时候，还有一个共同的角度，就是看人首先看长处。有幸认识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他们曾经从不同方面给我帮助和启发，我写他们自然怀着感恩的心情。对那些与我有过或多或少交往同辈人，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我说到他们的交往，也愿意多讲他们的优点，多讲他们对社会对文化的贡献，多讲他们给我的激励和鞭策。
去年冬天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徐星纪录片新作的讨论，主持人要我第一个发言。我主要谈的是作品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在什么地方填补了文化的空白。讨论会结束后，朋友帅好问我，你尽说好话，是不是把作品说得太高了？帅好是一位以犀利见长的艺术评论家。他对我的质疑不无道理。我当时回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有限。让我第一个发言，当然要把作品放到时代的背景下，作一个基本定位。作品有优点，有新意，我就要先把这方面说到位。如果我不是第一个发言，别人已经把作品的好处说够了，说满了，再让我发言，我倒有可能吹毛求疵。
在日常的文化活动中，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当成多维审视的焦点。人们往往只是在茫茫人海中偶然地发生交集。我悟出来的心得是：交友多看优点。也许别人有明显的缺点和毛病，但我和他的交集，是冲着优点去的。这样，或许可以在雾霾笼罩的时候，获得一些精神上的阳光。对那些远离权势的民间人士，尤其应当多存善意。大家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远。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