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春节前夕，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吴象先生。他当时已九十二岁，离休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直到二〇一一年，他还在写文章。
我和吴老相识于四十年前。当时我是北京到山西插队的知青，因为能写点文章，被选调到省里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吴象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领导。那时不兴称官道衔。虽然他年过五旬，是十一级高干，“文革”前已是《山西日报》总编辑，而当时我才二十出头，是个二十五级小干部，但见面却只是称呼他“老吴”。听说我们报到之前，老吴还亲自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也从来没见他摆过架子。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我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对他都很尊敬。
“文革”后期，他私下经常流露出对江青的不满。一九七五年中央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都参加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没有提江青的名字。吴象出于善意，私下提醒王谦，你没提她的名字，小心她记恨你。王谦说，我故意不提她。吴象后来向研究室的副主任透露了这个意思，本意是暗示要与江青保持距离，不知被谁传了出去，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了王谦的把柄。粉碎“四人帮”以后，省里就有高官公开批判吴象在王谦背后捅了一刀，省委把吴象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连他一九七六年上了一次华山也被说成是策划武装政变，他领导的研究室还被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吴象被隔离审查了将近一年，后来发配到地处交城的省直城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精神上受到的打压一言难尽。
直到一九七八年夏天，省里才允许吴象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到北京以后，他就和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共事过的老领导安岗、李庄联系，寻求解脱之道。又到同仁医院看病，一个老朋友安排他住进了这家医院。
这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认识万里，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在《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参加过市委常委会，经常见到万里。当时《北京日报》发了一个小豆腐块大的消息，报道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检查卫生。第二天，新华社的“大参考”上就登出了好几条外电。万里就找吴象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大参考”闹翻天了，拜托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勾掉。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我就这一个要求。
万里一九七八年到安徽主政，“文革”中形成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于是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而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是安徽休宁，也在考虑之列。他见到万里后，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
吴象就到宾馆找到安徽省委书记赵守一。赵守一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一个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你怎么这么傻？
吴象回到山西，还是忍不住去找王谦，问他：我到底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王谦说，当然算人民内部矛盾。吴象说，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定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反党、篡党夺权的代理人”？赵守一果然言中，吴象被扣着不让走。
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就找了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了口。
于是，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对吴象说，现在中央组织部催得不行，你赶快写个东西，写一两句检讨的话，赶快签个名走吧。这样，吴象悄悄离开了太原。
安徽省委原来要安排吴象当宣传部长。吴象说，我不想干那个了，还干原来的研究室。万里同意了。安徽省委任命吴象为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时吴象听说万里要回中央工作，就说，你将来回北京，我也要去北京，我在合肥一个人都不认得。
一九八〇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吴象也随之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万里的助手，参与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讲话。当时，围绕是否允许农村包产到户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争论的双方虽然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但背后的支持者却牵动了中央最高层的诸多要人。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必须坚持农业学大寨；一方认为包产到户增产增收的效果立竿见影，让农民吃饱饭更重要。在这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辩论中，吴象追随万里，为推动农村改革殚精竭虑，摇旗呐喊，写下了他笔墨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是阳关道，包产到户也不是独木桥，它不仅是农民填饱肚子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把生产经营权利归还农民的根本性变革，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