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报真登出来，咱们还呆得下去吗？那样一来，对灾民好吗？”
望云毕竟长我十来岁，涉世较深，考虑得周到。我素来厌恶官老爷，打那以后，更知道他们是天下最无心肝的了。
鲁西水灾之后，老板又把我派到苏北邳县去。这回，我看到地方割据的一个例子了：黄河这条不驯的猛兽闯到鲁西。于是，苏北就在两省分界处修堤堵流，免得淹了自己。然而鲁西灾民已经在水里泡了几个月，实在吃不消了。他们就派大批民工在夜间偷偷扒了堤坝。这下子两方械斗了。我认识到，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全盘治理，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去采访水灾之际，报馆上层大概就已在酝酿出上海版《大公报》的事了。1936年老板挑了一批工作人员去上海筹备那一摊，我也是被挑上的一个。
上海《大公报》社址在爱多利亚路上，离大自鸣钟不远。我就住在法租界的环龙路上。这时，“小树叶”去东京读书了。我的二房东是杨朔和孙陵。那是座三层小楼，底层是他们办的出版社，我住有阳台的二楼，他们住三楼。
《大公报》历史上有几次“高峰”，我赶上过两次。一次是1936年的“新记《大公报》十周年纪念”，另一次则是1948年11月香港《大公报》在政治上的变化。
《大公报》原是华北天主教领袖英敛之於1902年创办的。他的儿子英千里在辅仁大学时教过我逻辑学，名演员、当今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则是他的孙子。1926年，当时主掌盐业银行的吴鼎昌把它买到手，并与旅日的同窗胡、张二位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最初，吴本人也来报馆坐镇，1935年我进报馆之前不久，他去南京当实业部长了，继而当了贵州省省长，我彷佛只在1943年见过他一回。
1936年9月是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周年，报馆决定大举纪念。七月间，老板一天把我找去，说想以纪念十周年名义，在全国举行一次征文，让我拟个具体办法。我回去一考虑，如果这么公开征文，应征者必然很踊跃，会有上千份的应征作品寄来。那么大数量的来稿怎么看法？得请多少人来看？意见如何统一？觉得不好办。
刚好那时开明书店也在举办开业十周年纪念。他们是采取以重酬（千字二十元）请作家专门为纪念刊物撰稿的办法。我忽然记起读新闻系时，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普立策奖金，是颁给已出版并有初步评价的现成作品的，比较容易掌握。于是，就向老板建议，仿照哥伦比亚大学办法，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另外，为了纪念，出版一部《大公报小说选》。
他立即同意了，并建议同时设立一种“科学奖金”。这就是中国首次文艺奖金的由来。报馆决定每年拿出三千元，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一至三人），两千元充科学奖金（一至四人）。这里也表现出胡总经理对科学更为重视。科学奖金是由秉志先生主持的。
《大公报》刚在上海开馆时，还基本上是一家北方报纸。同时，当时上海某些左联作家也未必愿或不屑同这家报纸发生联系，因而我只敢邀请平沪两地及武汉与刊物关系较密切的作家参加。他们是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和武汉的凌叔华。评判委员散居各地，所以没开会。意见全由我沟通协调。
1937年5月，公布了获奖者：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及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同时，我又综合各编委的意见，拟了几条对获奖者的评价，经同意公布了：
一、《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二、《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三、《画梦录》的作者何其劳：“在过去，混杂於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既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此外，还介绍了三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书评家的评论。关于《日出》，除介绍了上演情况及外文译本外，还出了一整版“集体评论”。
接着，林徽因也就两年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作品，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于同年秋天出版。
1937年5月的一天，老板忽然把我叫到他那办公室，问我想不想去雁荡山玩一趟。我向来对游山逛水不大热心，然而对老板交下的任务，却从未摇过头。他心血来潮，想要我化名参加一个旅行团体，回来写一批“山水通讯”，并且小声叮嘱我不要让旁的报纸晓得。
这就是我写《雁荡行》的缘起。当时编辑部同事可羡慕死了。“何等美差啊！”“老板这明明是在犒赏你！”我听了心里自然也美滋滋的。
那时，上海一些旅行社正大搞团体旅行，办法是车船食宿，一包在内。我用了个假名字（已忘记了），参加了一个去雁荡山的旅行团。我们在十六铺上的船，两天后开到温州。同团的没有一个熟人，而且他们一路讲的都是宁波话，我也听不懂。所以十八天的工夫我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雁荡玩够，又坐木炭车去天台。旅行团在杭州散的伙。我就在西湖边上把《雁荡行》写完。一回到上海，立刻见报了。
岂料没有几天，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报馆先还派我飞到北平，随同记者团去了趟宛平。回沪后不久，“八·一三”就发生了，战事全面展开。我也曾跟随战地记者跑了几趟闸北和大场，并在外滩目睹过中国飞机轰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情况。但是老板不久就看出，我不是当战地记者的材料。
租界里也落过两颗炸弹，而且都离我不远。当大世界前面那颗落下时，我乘的电车正开到八仙桥北头。刹那间，车震得几乎倒了，车里尘土飞扬。先施公司后身那一颗，离我也没多远。我亲眼看到卡车拉着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首，从我身边驰过。
使我焦急的是“小树叶”这时还在东京。我一天给她打过三封电报。好容易她才乘“××丸”轮船回到了上海。
一开战，报纸就从十六版缩成四版了。除了国内国际政治和本市新闻版，统统停了。曾几何时，我在报馆还是个“红人”，如今变成闲人了。
《大公报》是不养闲人的。
一天，胡老板又把我叫到他那办公室去。这回可不是委派什么美差或征询什么意见了，而是摆出忠厚长者关心青年的姿态，说：看情势战事要展开了，而且国军肯定抵挡不住。他说了许多关于我的好话，以及他曾多么器重我。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我困在上海，同归于尽。绕来绕去，我听懂了：就是要把我辞退。前一年（1936），我的年终奖金是三个月的薪水。如今，他诉了一阵苦，说报馆能维持几天也很难说，决定给我半个月的工资作为路费，要我自谋生路。
我同“小树叶”就这样一道离开了上海。当时开香港的轮船已经不敢在黄浦江畔停泊了。我们是先搭小驳船到吴淞口外去上的大船。一路上，炮弹不停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有些落到驳船旁边，溅起高高的水柱。我同“小树叶”蜷缩在甲板的一角。为了鼓起勇气，我们抱在一起大声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从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朋友们都慌慌张张，自顾不暇，我们只敢住鸡毛小店，不敢在谁家落脚。
我平生只尝过那么一回失业的滋味，而且又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广州下火车坐计程车，一路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计程表上跳动着的数字。在武汉，先借住一位朋友的书房，后来搬到交通旅馆。老同学刘德伟好容易为我在老河口谋到一个中学教员的位子。可还没等我去上任，那地方已经沦陷了。
其实那时武汉已经出了《大公报》。但是班子早已搭好了，副刊是由同报馆关系比我深的陈纪滢负责。报馆我只去过一趟，在那里，我感到陌生和冷落。自尊心也不容许我再上门了。
当时我意识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有时可以自由飞翔，一旦翅膀被剪掉，转眼也可能就变成个累赘、废物。后来晓得有些朋友在那情景下，去了延安；有的则加入了国民党。这两种想法那时都没在我脑海里出现过。
恰好这时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由北平逃到了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就慨然收留了我们，并且让我们搬进了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下的五福堂。后来我们便跟他们一道从武汉而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先生大哥沈云六的家。1938年初才辗转到了昆明。
就在昆明，我接到胡霖一封信（看来那时他也到了武汉），说许多读者要求《文艺》复刊，他要我从昆明遥编。记起在上海辞退我时那么突兀，我先是想回绝。如今我衣食有了着落，正可以给他个钉子碰！然而那封信也多少使我感到些温暖。想不到在烽火年代，竟还有读者想念我编的那个刊物。我总不能朝他们撒气，叫他们失望呀！刊物毕竟不应同报馆以及老板划等号。
于是，我回信应承下来。一时，许多朋友又从敌后，从游击区，从陕北寄来了文稿。我在昆明那张小桌又热闹起来了，不知是广告太挤，还是报馆上层意见并不一致，遥编的《文艺》成为一块不定形的报屁股：有时半版，有时仅仅两三栏。我自然编得也不大起劲。
这时，“小树叶”已进了西南联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