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斛之法，方尺而圆其外，旁九厘五毫、其实十斗，积百六十二万分，二千龠之实也。不言深而言方者，无分寸之别也；圆其外者，亦相生之数也。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云耳者，谓升合如耳形，附于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状似爵者，谓圆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亦以方分置算也。
上三下二者，谓斛在上并升合为三也，斗在下并龠为二也。圆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圆函方，下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
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聂崇义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于后也。夫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钟，安可得也！
燕龙图肃判太常寺，建言：今之乐太高。始下诏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乐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继出矣。李照之乐，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径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与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于以尺而生律也。
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后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乐高五律，盖用唐乐而知之。自收方响一、笛一，皆唐乐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是时，无二米黍，据见黍为律。虽无千七百三十黍之谬，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说。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说而止。庶，玄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真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坏自朴始也。
初，太常钟磬皆无款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高五律矣。今太常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瑷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棋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耶，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与司马光辨难，凡数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几面鼓，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廛田也。而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为八面、
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社宗庙设而不用。景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开元时，父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以其不袭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纪则有所不齐。国朝亦著于礼令。景中，石资政中立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未几，而众子卒，其家奏：“嫡孙合与不合传重。”下礼院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与予为礼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为议状。不疑曰：“初当传重，不传重误也。宜改正之，使追为服。”次道则用江都《集礼》以为当接服，若曰：“父死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一尊亲为两等服也。”予谓：“石氏之孙宜依礼令不传重，且为本服。自今而后别著令，父死众子在，嫡孙传重，然后得礼之正。”又为不疑难曰：“石氏子当传重，就令石氏子于服中犯刑，如何处之？必以见行法、见行礼处之也，岂可旋更礼法，使变期服而传重，加以重刑也。”又为次道难曰：“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何异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尊长方决而死，乃令次家长接续，足其杖数邪，是无此理也。”然景文从次道议，仍请著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传重者，听传重；其不请者，则不传重。岂礼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丧。韩玉汝奏请持丧，下两制、台谏官议，唐子方介为御史中丞，其属皆不欲令持丧。是时，会议于玉堂后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论也。”欧阳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为高！”孙梦得坐予旁，不觉叹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于礼。”两制与台谏官，竟为两议以上。遂诏阁门祗候、内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则官高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则不为服，无官者将何以处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谓之上四军。合左右厢，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军，以处所退年高者，无都指挥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各上下军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并有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司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有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落军职为正、副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
禁卫凡五重：以亲从官为一重，宽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钅朵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凡入禁卫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误者减二等。傅卞尝误入禁卫，定私罪，永叔再为论奏为公罪，得应制举。
周谏议湛善射弩，十发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尝谓予曰：“其法虽由审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专，无不向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劈阵刀，尝以步卒五百人试于殿廷。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刻兽状，设机使开阖，所以惊马，亦以御箭，当时人皆非笑之。其后王吉阵于兔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阵刀披其甲、
豁马兼，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亲信者为之。
范恪在陕西亦为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镞如铧，谓之铧弓。箭羽间勒其官称、姓名，往往一箭贯二人者，贼甚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