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8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的这首气壮山河、荡气回肠、传诵千古的名篇《满江红》，激发出铿然作金石声，以壮志凌云的浩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流传千古，让贺兰山名扬天下。也正是这首千古绝唱，让贺兰山成就了历代军人的梦想与荣誉。在这里镌刻着历代坚守贺兰山的将士们许多千古不朽的传奇故事，记载着他们戍国守边的丰功伟绩，蕴藏着他们精忠报国的思想理念，凝聚着他们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铸就培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革命精神，寄托着曾在这块热土上生活和战斗过的贺兰卫士们的血脉灵魂。
我是在读书时通过阅读岳飞的诗词《满江红》知道贺兰山的。岳飞那“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呐喊，不仅使我感到了抗金英雄精忠报国的情怀，而且使我平添了对贺兰山的向往。巍巍贺兰，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骏马昂首屹立在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古阿拉善草原之间，左揽黄河千里河套，右拥阿拉善万里草原，东北控乌海、磴口方向，西南扼兰州、河西走廊要道，史称“兰中屏障，河陇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的必争之地。“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透过军旅诗篇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稀可感到贺兰山深处那金戈铁马、疆场厮杀的撼人场景。
雄师威震贺兰山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苏联在我边境一线部兵百万，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自古就有“兵家要地”和“阻兵天险”之称的贺兰山脉，又一次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突出的战略要地。1969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所在的部队由骑兵第2师紧急改编为陆军第20师（后改编为守备一师），调防贺兰山地区，担任防御作战任务。当年10月，全师万余名官兵高唱战歌，开进贺兰山腹地，在抗击过匈奴、守护过党项、驰骋过蒙古铁骑的战场上开始了固守边关的艰苦岁月，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战争准备和创造。
据部队首长和老兵们介绍，部队进山初期，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是真实的写照。冬季的贺兰山区，寒风凛冽，滴水成冰。部队住无房、饮无水、食无菜、照明无电。广大官兵在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开始了凿岩撬冰，掘地为穴的安营扎寨；开始了劈山凿岭，构筑“地下长城”的浩瀚工程；开始了“三打三防”的战备训练。部队进山时的土豆、萝卜很快吃完了，大家便用干粮蘸着盐水充饥，很多官兵因此便秘，患上了夜盲症。
面对艰难困苦的严峻挑战，部队广泛开展了以“热爱祖国、热爱宁夏、热爱贺兰山”的“三爱”教育和“热爱贺兰山、建设贺兰山、保卫贺兰山”的“三山”教育，激发了高昂斗志，全师上下叫响了“活着干在贺兰山，死了埋在贺兰山”的口号，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汗水，在贺兰山地区创造了惊人的战备成果和不朽的精神家园。没有营房，官兵们就撬石头，烧石灰，制红砖，用自己的双手先后建起了三座营房。师部在八号泉削平了山头，建起五层办公楼和大礼堂，还结束了官兵春夏秋冬看露天电影的历史。我所在的58团官兵齐动员，植树种草，使驻地西沟变成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戈壁绿洲，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以《今日西沟变了样》为题，整版报道了我团的事迹。
官兵们在改造生存环境的同时，抢时间，争速度，进行艰苦的国防施工，经过十多年的奋斗，让贺兰山变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并于1982年6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固阵地防御实兵演习，兰州军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和干部群众数万人参观了演习，恢宏的战场，演绎了贺兰山地区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御外敌入侵的壮烈景象，壮军威，鼓士气，20师成为名不虚传的“贺兰雄师”。
光荣的战士之家
我所在的团是步兵第58团，原为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第2团。1969年10月陆军第20师成立时，我团纳入该师序列编制，为步兵第58团。58团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团队。其前身是由公安70团和73团合编组建，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战斗经历。其中，警3旅独立第2团系1945年11月陇东军分区以环县（今隶属甘肃庆阳市）警卫队为基础，组成环县独立营，担任环县防卫任务。1947年2月，扩编为独立第2团，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3旅。1948年4月，又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独立第14团。1949年7月，全团进驻平凉，并于10月份改称甘肃军区警备第2团。警备第2团驻平凉后，参加剿匪斗争，参与平定宁夏南部“五八”和“四二”叛乱，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52年10月，又改编为甘肃军区独立团，驻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部队在参加剿灭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11月改编为公安军内卫第73团后，部队分驻在碌曲县的桥头、尕海、郎木寺、江岔等地，在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中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战斗功臣。
58团前身的另一个团为18师53团，那是1949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晋绥军区运城军分区机关和部队组成第18师时在晋南组建的。当年12月，53团随师进驻西安，担负城防任务。1950年12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公安第4师11团。1952年，改称公安部队第11团。是年7月进入甘南，先后在西固（今舟曲）、迭部、川北等地参加剿匪。1955年11月，改编为公安军内卫第70团，担负维护甘南社会治安任务。
1957年3月，兰州军区将公安军内卫第70团和第73团合编为甘肃省公安内卫第2团，由甘南军分区领导。1958年春，甘南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全团奉命参加平叛斗争。广大官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平息了叛乱，展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深受广大汉藏群众的拥戴。1959年3月，改称兰州军区独立步兵第2团。1961年5月，甘肃省军区重新组建后划归甘肃省军区建制，改称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第2团。
1969年10月，骑兵第2师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0师时，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第2团按照甲种团编制与装备扩编为20师步兵第58团，首任团长李天生、政委邓志芳。1970年5月，全团奉命前移进山，驻贺兰山枣窝火车站、马莲滩、西沟、黄河渡口、双人山一带。1983年1月1日，我团改为守备第1团。进驻贺兰山后，我们这个团先后任团长的有李天生、袁尚礼、李念纪、赵文耀、段学智、魏兆庆，先后任政委的有邓志芳、许福生、李德荣、李文焕、杨泉麓。
团部驻地西沟亦称清水沟，位于今石炭井至大武口区公路西侧，南距大武口沟约15公里。这里在明朝时称大武口三关，为城防四隘之一。据说民国时期，西沟是马鸿逵部种植鸦片的地方。清水沟溪流从西部经过团部南侧缓缓流淌，汇入大武口沟，周围山峰耸立，中间是一片盆地。团首长和机关办公室就坐落在北侧的山坡地上，机关附近有直属队环绕居住，山下低洼平地处是团机关大礼堂。盆地四周，除一些林荫道外，连队还开了一些小片菜地。每到夏季，山中是极佳的避暑胜地。
我们部队由甘肃省千里调防贺兰山地区后，部队的编制、任务、环境、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教育训练和管理带来了难度。由于我们团原本就是步兵团，管理体制顺畅，基础比较扎实，所以许多工作都走在了全师部队的前列，各项工作经常得到上级机关的表扬和肯定，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团。据说，20世纪70年代，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就驻守在黄河石嘴山段渡口村的2连，亲自抓“连支撑点”建设试点，这里是著名的黄河渡口，是连接宁夏与内蒙古的交通枢纽和黄河上游水陆交通要津，北依内蒙古，西控黄河，山河相交，控制南侧通道，确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地。支撑点建成后，兰州军区专门召开现场会，组织兰州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分批次进行参观学习，不仅使渡口村连支撑点以样板工程名扬全兰州战区，而且全连官兵学雷锋的事迹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传遍了全国。能在这样一个先进集体当兵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难忘的新兵生活。
由河西走廊到贺兰山地区，由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这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迈进了军营，并不意味着就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新兵训练就是完成这种转变的开端。
自1980年12月迈进军营的大门后，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那么神秘，那么新奇。尽管所在部队已进山10年了，经过历茬官兵的共同努力奋斗，营区的环境和连队的生活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条件仍显得十分简陋，这和我当兵前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每逢看到营区周围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从营房边流过的小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反差使我满怀激情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荒凉和寂寞使我内心充满了沮丧，紧张的学习训练使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我被分配到2排4班，除班长是老兵外，全班共有8名新兵，分别来自甘肃、陕西、江苏、山东等省，尽管大家陌生，经历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但很快就熟悉了。正如《战友之歌》中唱的那样：“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到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战友目标一致，革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大家和睦相处，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或许是我当过教师的缘故，我特别懂得关心他人，每当训练回来我都会不顾辛苦，主动给战友们端上一盆热水，递上一杯开水，让他们感受到部队和战友的关心和温暖。每当战友来了家信，我总是主动帮助文化程度低的战友回复家信，遇到因思念亲人而寝食不安的战友，我和其他战友一道安慰说服，帮助班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帮助战友解开思想疙瘩。
由于大家对连队紧张的生活一时还不适应，因而有的战友早晨起床总是慢半拍，动作迟缓，一度造成心理紧张，睡眠不足，训练无精打采，精神不集中，动作不到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想，要克服紧张心理，做到准时起床，最好在每天吹起床号的前几分钟叫醒他们，早几分钟做准备，就能不慌、不乱，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训练中去。于是，我便当起了班里的“义务报时工”。每天总是在起床号响起的前几分钟叫醒战友。你别说，这种“提前量”的办法还真管用，大家逐渐适应了作息时间，全班养成了准时起床、按时训练的好习惯，没有一名战友因起床慢而影响全班的集体活动。
队列、内务、纪律三大条令是新兵训练的必修课，而队列训练又是新兵基础课的基础课。按理说，走路除了瘸子拐子，谁都可以走好，其实不然，部队队列单兵训练的齐步、正步、跑步三种步伐不仅有严格规范，而且有严格的操练程序，一点都不能马虎。每天练习，首先背诵规定，然后我们按照教员讲解的要领一遍一遍地做。连首长和教员反复讲，严整的军容代表军人的形象，整齐划一的行动能出战斗力。此话虽一点都不假，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就拿“立正”来说吧，需要做到“三挺、两顶、一瞪”。“三挺”就是脖子要挺直，胸部要挺直（收腹），两腿要挺直；“两顶”就是头要往天上顶、脚要往地底里顶；“一瞪”就是两眼一瞪，目视前方。连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虽然不断加大训练强度和难度，但是也培养了我们严肃认真的训练作风。大家高兴地说：“向左看向右看向前看看准坐标点，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走好人生路。”
在训练中，我按照班长所讲的动作要领，一丝不苟，认真领会，反复练习，除了正常的练习时间外，还利用晚饭后、睡觉前加班加点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我比其他战友掌握基本动作要快、要牢、要扎实，动作也更标准，班长总是不时地叫我出列给大家做示范动作。由于训练成绩突出，我受到新兵连的嘉奖，被树立为新兵训练标兵。
我在完成正常训练任务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参加义务劳动，组织战友给连队菜地里拉粪。当时，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大平板车，它自重上千斤，装上粪后分量就更加重了。加上通向菜地的路不好走，要经过被洪水冲垮的路段，还有一段40°左右的斜坡，稍有不慎，就有车翻人伤的危险，所以必须有很好的驾辕技术，还需两旁护驾的配合。每逢装满肥料后，我总是第一个冲到车辕中间，主动担当起驾辕手的重任，每拉一车肥总是提心吊胆惊出一身冷汗。新战友们都纷纷伸出大拇指叫我“雷大胆”，就连一些老兵也对我这个“新兵蛋子”刮目相看了。过后，有的战友说：“你胆子真大！”我平静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作为一名战士，要敢于面对困难，不能被困难所吓倒。”
火热的连队火热的兵
火热的新兵训练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满怀着丰收的喜悦被分到了3营8连2排4班。
我们营当时驻扎在煤梁子地域。煤梁子是个无名高地，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因为驻地周围的地下全是煤，特别是在西侧的山梁裸露处，到处可以看到风化的煤层，因而当地群众和战士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煤梁子。它位于马莲滩车站与大灯沟车站之间的一个坡地上，平汝铁路从西侧通过，石大公路在其东侧通过，这里也是贺兰山北段的第二大通道——石大通道。从宗别里或石炭井到银川必经此地，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由于营区驻地的马莲滩火车站系客货中间站4级站，每逢火车进出站时，总是汽笛长鸣，司乘人员向官兵们招手致意，不仅方便官兵的出行，而且为寂寞的贺兰山深处带来了生机、欢乐，官兵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火车”。3营营长先后为袁福、张民选，他们都是我所敬重的营长，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
我所在的8连是团里的一个先进连队，以建设全面、作风顽强、军事过硬、突击能力强而著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藏区的安全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曾涌现出了“孤胆英雄”姬四虎等一批先进典型，培养了“全军优秀党员”张民选等一批优秀干部，老连长李天生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授予少将军衔。连队曾于1977年、1978年分别被团、师、省军区树立为“学习硬骨头六连”式的先进连队。1978年，在宁夏军区组织所属两个师五个连队进行军事、政治、战勤全面考核中，8连在13个项目的考核比赛中，先后夺取政治、射击、投弹、打坦克、军体、歌咏、野炊等7个项目的第一名，在53个个人名次中取得了26个名次，一举获得了省军区建制步兵连考核总分第一名，威震贺兰山防区，成了一个响当当、硬邦邦，走到哪里响到哪里的先进连队，展示了贺兰山卫士过硬的军政素质，被兰州军区树立为“军事训练标兵连”，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我深为在8连当兵感到荣幸。当时连队连长是张庆佩，指导员是李佑民，庄坚良，副指导员是康学武，1排排长李通孝、2排排长唐明泽、3排排长李通海。我所在的4班共有10人，班长叫熊仁光。在8连，我经历了五个春夏秋冬的沐浴，茁壮成长，为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第一次立军功
1981年，我们连队奉师团命令进驻大峰煤矿执行挖煤任务。大峰煤矿地处贺兰山深处，是地方重要的煤炭基地。这里一年四季都飘洒着黑乎乎的烟尘，黑色的山头，黑色的道路，黑色的住房，就连挖煤的人也变成了黑色。每天战友们穿着黄色的棉袄下班回来，只能看见一双眼睛一眨一眨的，满脸是黑不溜秋的煤灰，只有说话时才能看见牙齿是白的。班长熊仁光是甘肃武威人，从城市入伍，共产党员，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在班里身体力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是一位大家“信得过”的好班长，他对我影响极大。他看我力气大，身体素质好，便把我分到了放炮采煤组。这个组是负责打眼放炮，对完成任务起重要作用。放炮工作危险性大，隐患多，责任重，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灾难，危及战友的生命安全。当时，矿井作业区狭窄、低矮，有些地方无法立足，还得靠其他人推着或者扶着才能工作。其他组员抱着风钻打两个炮眼就被替换下来，但我却坚持打5个炮眼才下作业面。打眼放炮不仅辛苦，而且危险，抱着风钻在石岩、煤层上钻炮眼，风钻的转动震得双臂发麻发酸，双耳嗡嗡作响，甚至发聋，更要命的是石粉煤灰飞扬，尽管我戴着口罩，但刺鼻的气味真不好受。每天收工，污头垢面，筋疲力尽，有时累得顾不上洗漱倒头就睡。
在采煤组里打通风眼，至今提起仍会让人心有余悸。为了确保巷道作业区的安全，必须在巷道里每隔一段距离就要向山顶打一个通风眼，以便巷道通风，减少瓦斯及有害物质。一般来讲，通风眼不可能垂直向山顶打，但弯度也不能太大，否则工程量太大，通风效果也不会太好。必须是少拐弯，或弯度要小，这样无形之中又给打眼放炮的班组增加了难度。由于施工设施有限，在打炮眼时，我们用一根粗麻绳拴在腰上，双脚踩在一根固定好的钢管上，风钻一响，两腿就一闪一颤，站立不稳。遇到不好打的岩石，两腿都发软，不听使唤，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掉到几十米深的井下去。
炮眼打好后，装填药也要适量，每个炮眼不能装药过多或过少，多了威力过大，少了达不到好的效果。装填时一定要捣严实，还不能用力过度，否则容易捣爆，太松散引爆容易起大花，大花容易引起瓦斯爆炸。最后是引爆操作，既不能藏身太远也不能太近，既要保证自身安全又要便于观察，能够及时处理意外情况。起爆后，由于煤层松动，有些煤层或煤块基层脱落，在作业时常常会掉下砸伤人。因此每次放炮后，我总是第一个到达作业区，手握钢钎，撬掉那些松动的石块、煤块，及时排除险情，防止伤及战友。一次，在我排险的过程中，突然从旁边掉下足有半吨重的煤层，把我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被及时赶来的战友搬掉了煤块，把我拉了起来，这才死里逃生。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所在的班组出煤率高，完成任务突出，第二季度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第一次受到了连队的嘉奖。年底，由于我的突出表现，上级给我荣记了三等功。当连首长把金光灿灿的军功章佩挂在我胸前时，我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军功章凝结着战士的荣誉和梦想，不仅是党和人民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褒奖与赞扬，而且也是战士对祖国、对军队的忠诚和责任。正是由于这一枚军功章，激励着我又先后荣立了二次三等功和一次二等功，荣耀地登上了“宁夏军区英模谱”的高地，这成为我终身的荣幸。
当上火头军
1981年6月，可能是我在挖煤中吃苦耐劳、勇挑重担，排长、班长都认为我胆大心细，是可造之材，积极推荐我入学深造。后来连长、指导员和营首长们研究决定，经团机关批准，我被送到兰州军区第一招待所学习烹饪技术。这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拐点，也改变了我人生的原来航向，从此，我就和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实话，学习烹饪不是我的初衷。“当兵不习武，不算合格兵。”这是我们当时十分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我十分渴望掌握过硬的军事技能，能在军事政治方面有所造就。然而，“革命战士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当兵时的入门教育已深深地牢记在心里，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学习烹饪技术，我就绝不能有负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再说，我小时候曾听姥爷和父亲讲过薛仁贵的故事，他从军后开始就当上一个火头军，忍辱负重，不懈努力，最后当上了兵马大元帅。“有志者事竟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事在人为”，只要组织需要，就要尽心尽力地干好。因此，在兰州军区第一招待所（今西北宾馆）学习时，我十分珍惜每一天。在学员中，我每天进灶房最早，离开最晚，除了主动承担拣菜、挑水、洗锅、刷碗等杂活外，还细心观察师傅们的操作技能，并整理在笔记上，勤学好问，深得师傅们的好评。
学习期间还发生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我给伟人邓小平做过一次早餐。
那是1981年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招待所管理人员给食堂的张师傅安排第二天的早餐。张师傅接受任务后，把我们食堂的人叫到一起，嘴里不断地叨咕着：“不对呀，应当由甘肃省委和政府接待，怎么安排到军区呢？”我们几个人问是招待谁来用早餐？张师傅告诉大家说，是几位首长明天用早餐。由于军队纪律保密要求，我们也不便多问，每个人都按照分工忙碌操作。根据师傅的分工，我做了个炒鸡蛋，其他早点都由张师傅和别的同志来完成。
后来我们才知道，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和王震、王任重等首长在视察新疆结束返回北京途中，途经兰州军区休息用餐。接待工作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听说连兰州军区首长都没有惊动。现在回忆起来，能为几位开国元勋做一道小菜感到非常荣幸。
当好兵头将尾
从兰州军区招待所学习归队后，我被调到炊事班工作。1982年2月，我担任了炊事班副班长，次年年初，又担任了班长。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班是最小的作战单位，班长是军队最小的“官”。有人说，班长是兵头将尾，这话很实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班长的作用非常重要，八九个战士的吃喝拉撒睡，都在你眼皮底下过。班长也最锻炼人，领导的话要执行，士兵的事也要管。特别作为炊事班长，这个“官”更难当了，虽说每天主要和锅碗瓢盆打交道，但关系全连官兵的身体健康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可以说，一个炊事班，能顶半个连队指导员。
“打铁先得本身硬”，作为一班之长，没有过硬的自身素质，战士就不服你，不理你的茬。在班里，我十分注重身教重于言教，一言一行为全班做好样子。每天还没有吹起床号，我就先到炊事班，捅炉灶、烧水、拣菜，为其他同志的操作创造条件；做饭时，我充分发挥在兰州军区招待所学到的本领，手把手的教全班同志；每天晚上，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灶房，检查灶火封的好不好，灶具放到位了没有。为了切实保障好全连生活，达到师团后勤部门提出的“十有”标准，我带领炊事班种菜养猪，改灶节煤。还带领炊事班人员自制各种腌菜和酱油、醋，减少了成本，节约了开支，改善了连队伙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员到菜地浇水、施肥、拔草，保障了连队各种时令蔬菜的供应。夏天有西红柿、豆角、青椒、黄瓜、茄子，冬天有白菜、萝卜、土豆。同时，我还每天到养殖场帮助铡草、喂猪，力争做到每星期杀一头猪，给战友们会餐，改善连队伙食。连队生活好了，战士们的心情就不一样，干部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训练也搞上去了。在师团组织的各项评比考核中，我们连都名列前茅。
部队进驻贺兰山腹地进行国防施工后，针对时间紧、任务重、战士体力消耗大等情况，我带领炊事班人员克服种种困难，精心制作各种主食、面点，千方百计改善连队伙食，并向司务长提出合理化建议，坚持做到每天两次给工地送去开水、绿豆汤，解暑降温，有力地配合了连队国防施工任务的顺利完成。
我们连队有几名少数民族战士，以前，由于炊事班有的同志嫌麻烦，给少数民族战士做饭时不注意他们的饮食习惯，致使少数民族战士到指导员李佑民那里告状，并以此为借口不出操、不训练，严重扰乱了连队正常的工作和训练秩序。为此，我多次找他们谈心，赔礼道歉，虚心征求回族战士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专门开设“回民小灶”，分专人负责他们的一日三餐，深受少数民族战友的欢迎，为连队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3年，部队配合地方执行全国统一“严打”行动，我们8连奉命进驻石嘴山公安局，协助公安部门进行抓捕行动。当时，连队另一部分人员分驻石嘴山收容所执行“严打”任务。在整治社会治安的4个多月里，我和炊事班不分昼夜地为执行任务的战友端上可口的饭菜，并为执行任务上夜班的战士准备夜宵，改善伙食，保证全连官兵以充沛的精力和昂扬的斗志参加各项执勤，圆满地完成了“严打”任务，受到部队首长及石嘴山市人民政府的好评。
穿越大沙漠
1983年年初，兰州军区、宁夏军区和师党委把进行沙漠游击战试验性训练试点任务交给了我们连队，探索研究如何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在沙漠中开展游击战生存。在沙漠中，练“吃、住、走、藏、打”，练“渴、饿、热、冷、苦”，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对全连的一次严峻考验。为确保任务的完成，团党委决定由团参谋长郭泽波亲自带队率8连奔赴乌兰布和沙漠，开始了“死亡之旅”。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四大沙漠之一，南起贺兰山北缘，东北延入内蒙古磴口县和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西至巴音乌拉附近，海拔1000～1350米，面积约5180平方公里，沙漠南、西、东三个部位均为重流沙区，中部至西北方向为半沙漠草原地带，沙漠由蜂窝状沙丘、新月形沙丘和波状、垄状沙丘组成，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被人称为恐怖荒凉、无人敢入的绝地，当地有民谣：
乌兰布和大无边，太阳晒得冒青烟。
刮风天地浑，下雨沙海翻。
飞鸟不敢过，骆驼也打颤。
自古无路绝人烟，神仙进去也难还。
困难面前有8连，8连面前无困难。敢打硬拼，攻坚克难，一直都是8连的传统作风。受领任务后，全连群情振奋，纷纷向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决心书，官兵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为连队争光添彩。经过战前动员准备后，连队进入阿拉善左旗北部的吉兰泰盐场驻训。1983年5月的一天，连长张庆佩对全体官兵进行动员，积极开展新任务的布置工作，并针对课题课目进行了仔细深入的分析研究。根据沙漠独特的地理环境，连队着重围绕在沙漠里作战、生存、机动、保障、轻重武器使用等五个方面进行适应性演练，摸索总结在沙漠里作战的模式。在充分准备演练的基础上，全连官兵吃干粮、喝咸水，风餐露宿，从吉兰泰向乌兰布和大沙漠开进了。沙漠的天气如同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时而风和日丽，骄阳似火，地面温度高达六七十度，滚烫的沙子能把战士的军用胶鞋烤烫的变了形；时而狂风大作，隐天蔽日漫天飞舞的沙石向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上隐隐作痛。中午训练时地温如同火炉一般，烤得人汗流浃背，晚上夜宿时如同住进冰窖，寒气逼人，冻得睡不着觉。全连官兵团结一致，经过哈沙图、乌木图、敖尔特乃、敖包图，连续行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磴口县。
我们炊事班承担了沙漠作战后勤保障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我深感责任重大。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平时在营房里按部就班，确保连队一日三餐就相对容易些。可在沙漠特定的环境，在野外野战条件下保障一日三餐无疑难度加大了，连队三餐的供应一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沙漠里如何进行野炊？水源、生火煮饭以及生火的材料如何解决？又如何进行有效的伪装和隐蔽？这些难题都是我们第一次遇到。
这些问题如同拦路虎挡在我们面前。当时，我们炊事兵比战斗兵更为辛苦，全班战士身负重荷，除了行囊外，还背着行军锅、柴火、粮油等，每逢休息、宿营，战斗班排休息、休整，我们却忙于生火烧水做饭。在沙漠筑灶是门学问，不像在戈壁滩、硬土地挖坑和烟道，需要用草泥和着沙子筑灶，稍不留意就会坍塌。最难忘的是寻找水源，我们每天穿越40多公里的沙漠，需要寻找两次水源。第一次寻找水源时缺乏经验，到处乱挖，一直挖到两手酸痛也找不到水。后来我们注意观察，到一些小鸟盘旋的地方，或者小草茂盛的地点去挖，才挖出了水，然后把水澄清，给战士们做饭、洗漱。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仔细观察研究和多次亲自实践，我们总结了三条查找水源的经验：第一，有昆虫、苍蝇、走兽、飞鸟的地方，一定有水源。第二，小草茂盛的地方一定有水源。第三，四面高、中间低的凹地，或三面高、一面低呈簸箕形的地区，以及沙包间的低洼地，很有可能找到水源。这些经验为在沙漠中寻找生命之源——水，提供了简便可行的办法。
1984年，我们连在参谋长郭泽波的带领下，又进行了第二次沙漠训练。先后共完成8个课目、37项试验内容，共取得战术、技术数据396组，编写教材教案23份，为沙漠生存作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受到兰州军区等各机关领导的表扬，而且连队进行沙漠训练的经验被刊登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向全军推广。8连沙漠训练成果，固然是我们连全体官兵的功劳，但团参谋长郭泽波功不可没。他智勇双全，是位有才华的首长，后来调任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部任处长、副部长，兰州军区青铜峡训练基地司令员等职务，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加入中国共产党
连队的生活似火，当兵的岁月如歌。在8连这座革命熔炉里，我茁壮成长，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各级嘉奖。我几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表达了自己迫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84年4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连队党支部召开全连党员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杨合州。在党员大会上，党员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我的思想和工作，有表扬，有批评，有分析，有希望，使我心服口服。我也表示自己绝不辜负战友的信任。不久，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84年，我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我好像增添了无穷的动力，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我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先后6次被各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只有一次，但在思想上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是一辈子的事情。“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实现自己的诺言是终身的事业。
经历“百万大裁军”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人员100万。这个决定石破天惊，不仅影响着全世界，而且震荡全军。我们部队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折磨，我也面临着去留的选择。我们团接到撤销命令是在1985年9月，要求在10月底基本完成精简整编任务，并进入留守善后工作阶段。接到撤销命令时，部队还在进行训练、施工、营建、生产等。
我们团进驻贺兰山以来，就一直构筑屯兵、指挥、作战等各类军事设施，完成了以支撑点为核心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接到撤销命令这一天，干部和战士感到命令太突然，思想波动一度很大，感到部队进驻贺兰山16年，一直进行“扎根贺兰山”的教育，大家为建山守山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好不容易把昔日的荒山野岭、戈壁大漠建设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幸福乐园，现在一下子“连根拔掉”，好多人思想一时间转不过弯来，顿时一种时间的沧桑悲壮和岁月流逝的无奈一起涌上心头。为此，全团进行“服从大局，确保精简整编任务完成”的教育，统一思想，端正态度，做到思想不乱、劲头不减、作风不变、管理不松，先后进行近万吨战备物资的转移和坑道出入口伪装封闭，对营房营区、生活设施、营区环境进行组织整治，积极落实上级“军民共建一条街，共修一条路，共建一座桥，共办一个班”的要求，力争把离开贺兰山前的最后一项系统工程搞得更好更美。
9月18日，部队正式撤销建制。当天，团里召开总结大会。大会结束后部队就组织移交武器、装备、车辆和各种弹药、训练器材，其中上交、移交文体器材就达2万余件（套）。调出的干部、战士还没有来得及见一见同乡便启程，复员退伍的战士还没有弹去贺兰山的尘土，便登上远去的列车，离开了可爱的部队。
当时，我正在石嘴山市委党校学习，看到全团官兵在百万大裁军中的高尚情怀，深受感动。我心里一直在想，对于一个撤销的单位来讲，工作已到终点的，但是，对于一个军人来讲，他的事业是没有终点的。实际上，官兵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做了回答。
由于部队建设分散，平时作为战士很少见到团首长，在“百万大裁军”时，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在1985年，我们团团长魏兆庆和张民选、政委李文焕和杨泉麓、副团长袁福，还有部门以上的其他团首长，他们个个都在为精简整编奔波。团长魏兆庆精明强干，他是宁夏中卫市人，先后在师侦察科、宁夏军区当参谋和副处长，1983年由宁夏军区司令部副处长到我们团任团长，后任宁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银南军分区参谋长，又转业任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张民选是我们团土生土长的团长，部队撤销后任兰州军区守备师团长、副师长，银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以及甘肃省军区甘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曾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贺兰山卫士，新闻媒体曾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政委李文焕，先后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后来担任我们团3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转业后任自治区教育学院组织宣传部部长。在李政委到石嘴山市党校学习后，杨泉麓任我们团政委。杨政委先后在师政治部任政治干事、宣传科长，后来到宁夏军区任组织处处长、银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青海省海北军分区政委、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团首长在“百万大裁军”中，他们表现的那种服从大局的精神特别令人敬佩。一是创一流成绩的劲头始终未变，坚持进行正常训练和管理，标准不变，干劲不减；二是完成原来计划和任务未变，对国防施工和封闭伪装抓得很紧，有条不紊地抓好营建收尾、院内设施等建设以及部队撤销后的各项善后工作；三是对部队严格要求未变，丝毫看不出部队要撤销的样子。这在重大关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我们影响、教育很大，使我终身受益。
怀念同乡张录
1980年冬，我们高台县参军共有152人，先后有150名战友陆续复员回到家乡，只有两名留在宁夏大地。一名是我，在宁夏银川落脚、安家、创业。另一名是张录，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贺兰山。张录是我们部队在撤离贺兰山时光荣牺牲的最后一名战士。20多年过去了，他的英雄壮举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张录是我们高台县黑泉公社（乡）定安大队（村）人，年龄与我相同，都是1962年出生。他与我同时入伍，乘坐一列火车来到贺兰山，被分在团直100炮连任战士。入伍后，他先后5次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是一名好青年、好战士，担任副班长、班长时，他6次受到嘉奖。国防施工中，他身先士卒，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战友。记得在1984年5月的一天晚上，施工坑道里出现了塌方迹象，连长命令战士撤离出施工现场，而张录却依然留下协助连长排除险情。在国防施工中，张录曾7次受伤，但他始终坚守岗位。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晕倒在施工现场，被连首长强送住进医院，但未等痊愈他就又偷偷地跑回工地。
1983年年底，张录即将服役期满，本想回家为贫穷的家庭和多病的双亲分担忧愁，但组织上决定让他超期服役。他二话未说，毅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84年，家中父母给他找了个对象，催他回家结婚。当时，他负责新兵训练，没顾上回家。新兵训练结束后，又转入紧张施工，婚期一拖再拖。1985年6月，他被吸收为预备党员。当年8月，官兵们虽已知部队要在“百万大裁军”中撤销，但仍在工地进行苦战，决心以实际行动交好“精简整编”的圆满答卷。当时，张录所在连队正进入施工被覆阶段，连队急需要扩挖二号洞口和打风槽炮眼，连队三个风钻手中有两人因伤住院。一班班长、风钻手张录主动放弃休假，带领两名战士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工地上。8月22日晚饭后，指导员考虑张录右膝3次负伤，又连续上班，就安排他休息。但他再三请求，最终带着两名战士来攻坚两个多小时打了62个通风槽炮眼。23日凌晨30分左右，就在他们打完最后一个炮眼正拔钻杆时，洞口顶部左上方突然下塌，一块巨大的石头向战友南永杰砸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录奋不顾身将背对着险石正用力把拔钻杆的战士猛地推开，战友脱险了，张录的头部却被石头砸伤……张录终因伤势过重而殉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后，被上级机关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授予烈士称号，并追记二等功。在料理后事期间，团里决定让我专门负责照料他的双亲，在整理张录遗物时，我看到了张录一封没来得及发出的家信：
父亲、母亲及全家：
好久没有通信了，儿子十分想念你们。今天给家里写信，可以说是最后一封信了吧！当兵已经五年了，没有能合家团聚，今年就要回去了，时间也就还有几十天，有什么事来信写明。我这里一切都好。自从带完新兵以后，部队上山施工很紧张，我身体没有以前壮了。其他方面都好，不必担心。由于一直不写字，手有点生，字写得不好，请原谅，见信回音。
此致
敬礼
儿张录
1985年8月20日
读着张录这份“遗书”，我潸然泪下，放声痛哭。五年前，我们同乘一辆车到贺兰山，在部队期间经常相互鼓励，为家乡人民争光，没想到他这封信竟然是和家人的最后诀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既是家庭的悲痛，也是同乡的不幸。但我也为张录感到骄傲。他不愧为高台人民的好儿子，西路军英灵的好传人，他精忠报国，死而无怨，他的英魂与五百里贺兰山共存。
“贺兰山精神”永存
1987年9月，师团善后办公室完成了使命，留守工作人员全部调离或转业，这意味着我们师彻底从我军的编制中消失了。部队虽然完成了坚守贺兰山的历史使命，但却创造存留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就是“贺兰山精神”。它是我们师广大官兵在传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守卫贺兰山、建设贺兰山的伟大实践中，经过历代官兵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升华提炼，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深厚的思想基础、丰厚的地域文化、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革命精神。它是坚守贺兰山官兵在苦与乐的对峙中孕育，在生与死的炼狱中铸就，在血与火的熔炉中升华，在得与失的较量中延续，成为永远不灭的军魂。我们作为“贺兰山精神”的实践者和受益者，永远不会忘记数万名战友固守贺兰、艰苦创业、自觉奉献的奋斗精神，永远不会忘记那80名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在平凡岗位上积劳成疾悄然倒下的战友，永远忘不了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是在“贺兰山精神”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给予了极大关心，倾注了极大心血。20世纪80年代，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萧华将军给我师题词“贺兰雄鹰”。1991年和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两次为宁夏军区题词“继承延安优良传统，当好贺兰山卫士”和“弘扬贺兰山精神，履行省军区职能，加强部队全面建设”。2007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宁夏军区视察时，号召广大官兵大力发扬“艰苦创业、自觉奉献”的贺兰山精神，高度概括了“贺兰山精神”的实质和内涵，为新形势下弘扬和传承“贺兰山精神”指明了方向。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贺兰山精神”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重大影响的43种革命精神之一，推向全军部队，收入辉煌军史，成为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曾坚守过贺兰山战士人生的荣耀和永恒纪念。
记得2003年8月，众一集团董事长袁福带着我们再次返回军营过军事日，体验当年的军营生活。汽车沿着贺兰山北端的公路和山间谷地颠簸前行，迎面扑来的是一座座陡峭的山峰和昔日的西沟团部及马莲滩、煤梁子军营，还有石炭井北部的41号演兵场以及奶子山下的预设战场旧址……那熟悉的反坦克网状阵地、苦中有乐的地窝子、我们亲手修建的窑洞和庄严肃穆的“贺兰雄鹰”烈士纪念碑，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战友们参加国防施工、抢险救灾、野营拉练、战役演习的身影。那多少次阵地前的演练，多少次坑道塌方的风险，多少次出生入死的考验，仿佛历历在目，令人浮想联翩。
青山不老，精神不灭。
党校深造
在部队即将撤编前夕，师党委先后商请宁夏工学院、石嘴山党校地方开设成人教学班，选派部分干部深造。经过文化考试后，两所学校先后录取了100多名部队学员学习。根据组织决定，我参加了石嘴山市委党校培训并兼任司务长，系统地学习了党建和社会科学等理论，成为我人生旅途的重要经历。
石嘴山市委党校是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机构，校址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52名参加党校学习的干部来自全师5个单位，设立临时党支部，由我们团政委李文焕任班长。学员大部分是营、连干部，在党校集中食宿，我为全队的司务长，边带领炊事班给学员做饭，边参加党校学习。
在党校学习期间，除学习政治理论外，主要学习经济管理。干部是离职学习，我是边工作边学习，自然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过去一直渴望深造学习，但到部队后，除到兰州军区学习炊事技术外，再没有其他学习机会。因此，我十分珍惜到党校学习的机会，每天先抓紧时间把炊事班的工作安排好，然后参加听课和讨论，认真做读书笔记，努力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有时因工作耽误了学习，我便找干部及时补课。遇到有不懂的地方，及时向老师、干部请教。在石嘴山党校的两年中，我从未虚度过一个节假日，从未在晚上12点前熄灯休息过，边工作，边学习，两方兼顾，不仅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而且也圆满完成了学员们的伙食保障任务，受到军地领导的赞扬。
当时部队精简整编，尽管我由于工作业绩突出，被师团破格留用，但当时士兵直接提升干部的大门基本上被关闭，我作为一名已经服役5年的老兵，又被留下办善后工作。领导们为我的安排问题想方设法，经师和宁夏军区批准，我被改为志愿兵，继续留在部队服役，这成为我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