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商家商业经营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著名工商业者的事例，总结了他们的经营经验，介绍了其中一些人的思想。这些先秦大商人就是商家的代表，他们的经营思想反映了商家的经营思想，代表人物有子贡、范蠡、白圭，著作有《计然之策》等。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在灭吴之后，立即弃官出走，先到齐国经商，后又到了卫国的陶（今山东定陶县）地。当时陶是中原的商业中心，是各国商人交易往来的地方，信息灵通，联络方便。范蠡看中了陶地，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化名陶朱公，成为非常有名的大商人。在以后的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陶朱公的名字一直被商人艳羡和称道。“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等一直是商店流行的对联。陶朱公的经营之术被称为“计然之策”。
白圭，战国时期的周（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名丹，与孟轲同时。白圭的“治生之学”比陶朱公的“计然之策”对后世影响更大，被奉为“治生之学”的鼻祖。
司马迁称“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下文如无注明，皆引于此）。
（一）注重预测市场行情在经营商业方面，陶朱公和白圭都非常注重市场时机。他们都认为：经商必须抓住有利时机，购进或抛出商品，才能获得厚利。陶朱公的“计然之策”，首先强调“时用则知物”，即看准并把握住时机，才能知道经营什么商品（“物”）。白圭的治生之道，被集中概括为“乐观时变”四个字。所谓“乐观时变”，也就是善于观测市场行情的变化，又说“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他们还有一套预测市场行情的理论和方法。
陶朱公提出了有名的经济循环理论，即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现象与整个社会经济情况联系起来的一种看法。他的经济循环论的内容是：“故岁在金，穰（丰年）；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白圭也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西，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所谓太阴，又称岁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木星。木星运行每十二年一周，回到原来方位。金、木、水、火以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戊、亥都是用以表示太阴运行所经过的方位。古人经过长期观察，看到了有些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穰），有些年较好（美），另有些年则有不同程度的天灾和歉收（衰恶、饥、毁、凶等）。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农业收成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因而就从当时的天文知识出发，来探求气候变化和农业丰歉交替的规律。陶朱公和白圭都把木星运行所到的一定方位同当年的气候变化和农业丰歉联系起来，把农业丰歉看作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的、决定的部门，商品的大部分是由农业生产出来的，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也是由农业提供的，所以农业的丰歉，对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和价格变化，无疑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他们还通过总结价格涨落的规律来预测市场行情。陶朱公对价格涨落的规律概括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也就是说，看看商品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就能判断价格的高低、涨落。（一种商品的）价格涨到了最大限度，就会反落下来；如果低落到极限，就会反涨上去。
（二）待乏原则在预测行情的基础上，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即在水灾盛行时要预做车的生意，因为在水灾结束后车将称为稀缺品；天旱时则要预做船的生意。又说：“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是指价高时尽量抛出，就像对待粪土一样；价低时大量购进，就如看见珠宝一样。
白圭主张：“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凶，取帛、絮与之食。”在预期的丰收年到来前，购存丝、漆、茧等商品。到丰收已成事实时，粮价下跌，而丝、漆、茧价格相对高，购进粮食而抛出丝、漆、茧，就可从贱买贵卖两方获利。荒年粮食歉收，同时，农民为了买粮度荒还不得不廉价售出丝、漆、茧。在这时出售粮食而购进丝、漆、茧，也是可以双重得利的。他还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原则，即在别人争热门货时自己却去购存那些需求不太强烈、价格较低、商人一般不愿经营的商品，等到人们争购的热门货因供过于求而富极反贱，而白圭自己购存的商品却贱极反贵，变成了新的热门贷时，他就趁机卖出后者。这样，低价时大量买进，高价时大量卖出，就可得到很大的赢利。
（三）注重商业经营者的素质白圭曾说：“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一个好的商业经营者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方面的素质。所谓“智”，指善于观测行情并具有灵活应付“时变”的能力。所谓“勇”，指看准时机后能够当机立断，敢于冒风险大干。所谓“仁”，指为了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舍得付出本钱，花费代价，也即是懂得先予后取、以予为取的“取予之道”。“强”指经商所需要的坚韧的品质，为了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敢于百折不挠地干下去，不为小利所动，不因一时的挫折和对自己不利的行情变化而灰心或惊慌失措。
七、兵家思想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
（一）兵家思想在商业经营中的运用兵家的主要代表是春秋时期的孙武和战国时的孙膑。孙武，齐国人，生活在春秋末期，生卒年不详，我国古代大军事家，著述有《孙子兵法》。孙膑，也是齐国人，是孙武的后代，亦学兵法，生活在战国中期，约与商鞅、孟子同时，生卒年亦不可考，著作有《孙膑兵法》。他们的军事思想早已成为军事上的经典，而其军事思想在商业、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商家学派的经营思想，更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重要对象。
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史记货殖列传》）孙指孙武，吴指吴起，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兵家。商人决胜于市场，军事斗争决胜于战场，商业竞争和军事斗争有一定相通之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白圭的经营思想受到兵家军事思想的影响。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来看，兵家的一些军事思想已经在当时的商家经营中得以贯彻运用。例如，《孙子》中提到：“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势篇》）而陶朱公援引的“计然之策”则说：“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孙子》强调兵贵神速，主张“兵之情主速”（《孙子九地篇》），又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孙子作战篇》）。白圭也主张在看准商机后，要迅速行动，“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孙武曾与吴王谈到“人欲我与，人弃我取”（《通典》）的作战方法。在敌军已占据有利地形时，不可贸然强攻，而要设法引诱敌人脱离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攻击、消灭敌军。而白圭则提出了商业竞争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观点。在商业经营人才的选拔上，白圭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标准，这与孙武提出的将帅的“智、信、仁、勇、严”的标准也是如出一辙。兵家的军事思想对于经济管理的影响，在当时就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在现代更为企业经营者所看重。
（二）兵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计篇》）在这里，孙武指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道、天、地、将、法，并指出作为统帅的要求。这些战略思想可以用作企业经营的战略思想。例如“五事”的“道”，从企业经营方面来说，就是如何树立正确的经营方针，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取得最大社会效益的问题。又如“五事”中的“天”和“地”，从企业经营方面来说，就是根据现有的设备、资金、人员及市场等客观条件，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并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采用新技术，以求改进产品质量，减低生产成本，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均能取得优势。他的关于将帅的要求现代企业家也应具备。
兵家著述中所蕴含的战略经营、管理思想不仅对当时别的学派产生影响，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已经成为现代管理学者十分推崇的思想。
八、管子学派经济学说的理论创见《管子》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部经济巨著，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部书非一时一人之作，它的基本概念的奠基者是管仲。管仲死后，其相齐四十年的经济言论与措施广为流传，一些信奉他的经济思想的学者将他的言行用文字记载下来，很多学者托其名而作。《管子》一书，是一部许多作者的著述汇编，它所论述的经济问题甚为广泛。可以说，它对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论述，是一部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内容最为丰富的著作。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者，莫不首先推崇《管子》。《管子》经济思想重视经济规律的研究，他们对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形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相互关系，农、工、商相互关系，尤其是对市场、商品、货币和对社会经济宏观调节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理论认识。《管子》的经济思想还具有全面性，既重视农业在创造财富中的的基础地位，同时又看到林、矿、工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和商业对创造财富的促进作用；在农商关系方面，重农而不轻商；在富的问题上，注重富国而又不忽视富民；在消费问题上，崇俭而不否定侈靡；在财政问题上，注意轻税而又不减少财政收入；在市场管理上，既主张一定程度的自由开放，又注意国家的参与和调节，对主要商品又有国家的垄断等。
（一）富国富民观在先秦各学派中，儒家强调富民，法家突出富国，而管子学派既重视富国，又重视富民。他们指出，治理天下必须首先发展经济、富裕国家，才能统治好百姓，使远方的人们前来归附。“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他们强调富民的重要性，认为“明王之务”就在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做到食足、民富，使百姓富起来，“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管子牧民》）；否则，人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就会危及社会安定，甚而造成“国之危”（《管子立政》），影响统治者的统治。管子学派认为富国和富民是一致的：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管子君臣上》），“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管子重令》），“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政事也”（《管子小问》）。
管子学派还提出了富国、富民的途径。《管子》认为财富的根源起于劳动和土地。十七世纪威廉配第称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与《管子》的提法相通。《管子》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认识到财富的来源，《管子》认为要富国、富民，必须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生产来使国家财政“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可使民富，“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管子》重视农业，但也不轻视工商业，肯定分工对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认为工商业是社会、国家必需的，并提出了“务市事”即进行市场管理的主张。
《管子》不仅认识到土地与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意义，还认识到人和地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保持这种比例关系在富国、富民中具有重要意义。
《管子》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管子霸言》）根据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和一般的生活水平，以个人生活需要和国家、家庭双方均有一定的储备为目标，计算出每人三十亩耕地为实现富国、富民所需要的人、地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关系。
（二）农业观农业是富国、富民的基础，《管子》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值得注意的是，它这里的农业并不只是指粮食生产，而是以粮食为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他们指出，粮食生产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首要标准。“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管子八观》）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就是重视天时、地利。“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务天时”要重视农业生产季节的变化，国家更要注意征收徭役，勿夺民时，“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管子小匡》）。
另外，还要“以时禁发”（《管子立政》）。根据动植物界生长、蓄育、成熟的自然规律，规定人们采伐捕捞的时间。“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折竿，所以息百长也。”（《管子禁藏》）同时还主张，为了不影响粮食生产，禁止人们在农忙季节采伐山林草木，捕捉鱼鳖，以避免与粮食生产争夺劳动力的现象发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故曰：先于之禁山泽之作者，专民于生谷也。”
（《管子八观》）重地利，则指出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勤于垦荒。他们指出：
“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管子八观》）即要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多种经营。还要重视辟荒。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管子权修》）《管子》还重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搞好农业生产，增加产量。“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田备然后知民可足也。”（《管子禁藏》）《管子》还提出了“均地分利”和“与之分货”的方法，“均地分利”就是指在土地经营使用权方面实行平均分配。为了便于估计产量和租税，国家根据土地质量的差别，把国有土地按一定的标准互相折合：“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十）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十）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管子乘马》）这里，“一”指耕地一亩。通过均地，把各类土地都折合成一定面积的耕地，然后再进行“分力”，把折算成标准耕地面积的公田，比较平均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与之分货”是在同家和劳动者之间分配劳动产品，即耕种国有土地的劳动者以“分货”的形式把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交给国家，而把必要劳动的产品留给自己，交给国家的那一部分“货”，是为使用土地而缴纳的封建性的实物地租。
（三）消费观《管子》的消费观是《管子》经济思想中很独特的理论之一。在消费问题上，《管子》既主张崇俭又鼓励侈靡，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奢与俭的问题，实质上牵涉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管子》认为不适当的俭或不适当的奢都会影响生产，奢与俭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也就恰当。
1.节俭论《管子》主张节俭的地方很多，如《管子禁藏》：“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管子法法》：“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因为，侈易导致民贫难治。“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民）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者多，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管子八观》）2.侈靡观《管子》认为倡导侈靡在一定条件下可解决一定的问题。“俭则伤事，侈则伤货。
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如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管子乘马》）俭会妨碍生产，侈则浪费财货。在《管子》看来过分得俭，黄金的消费（用黄金制作饰物或向邻国购买奢侈品）减少，金多了金价就会下跌，物价必然上升，势必抑制需求，不利于生产，引起货物不足；反之，奢侈过度，黄金消费过多，金少了金价就会上升，物价必然下跌，虽能刺激需求，难免导致货物有余而浪费，同样对生产不利。《管子》认识到俭、侈的利弊是相对的，关键是要“知量”和“知节”，俭侈有度，过头了都会走向反面。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侈靡的办法呢？在生产不振的时候。“若岁凶旱水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畜货）。”（《管子侈靡》）可见，作者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生产不振的情况下主张侈靡的，视其为在“民失本事”时扩大就业以安民生的一种手段。
同时，侈靡必须在有积蓄的条件下行之。“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有富余的资财则不妨在衣食、车马、酒醴等方面有侈靡的消费。
《管子》谈俭或谈侈，皆落脚于生产，考虑到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如上所述，主侈说是为了振兴生产，“不侈，本事不得立”。西方学者在研究人民失业和贫困问题时，在16和17世纪曾得出和《管子》侈靡观颇为类似的观点。例如重商主义者海克雪尔说：“奢侈有利，节俭有弊。”而威廉配第则认为，建造凯旋门之类的工程虽然穷奢极侈，但“这些费用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的钱袋中去的”。
（四）轻重论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最为突出而又最复杂，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它的实质和主要特点是：封建国家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至部分商品的生产领域，经营工商业，兼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工商业，并进而影响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轻重”作为一个范畴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是随着金属货币的使用而逐渐产生的，金属货币的轻重直接反映其价值的大小。后来，“轻重”逐渐被人们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目的是使国家影响和操纵这种比价的变化，来达到国家的目的。
1.关于货币、价格、市场的基本概念
（1）货币的职能。《管子》对货币的各种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其中以对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最为深刻。《管子国畜》：“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轻重乙篇》：“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至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管子》提到“以币准谷（把粮食折成货币）而授禄”、“士受资（报酬）以币，大夫受邑（封邑内的地租）以币，人马受食以币。”（《管子山至数》）官员的俸禄、地租、人食马料，都以货币形式支付，反映了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关于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管子》曾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余。”（《管子山权数》）又说：“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繈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繈百万。”（《管子国蓄》）对于世界货币这一职能，当时各国的货币——刀、布不同，在各国间总是以黄金为通用货币。“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
（《管子轻重戊》）“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管子轻重乙》）关于价值尺度这一职能，管子接触较少。
（2）货币数量论。《管子》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管子山国轨》）“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国谷什倍，数也。”（《管子山至数》）这里，所谓“上”，意味着退出流通界而由封建国家加以收藏；所谓“下”，意味着在民间流通。《管子》认为如果流通中的货币，由封建国家收回百分之九十，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只为原有的十分之一，则币值上升而物价大跌。此时，若国家以货币出笼大量收购万物，则万物之绝大部分退出流通界由国家收藏，于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为增加，而流通中的万物大大减少，货币价值大跌而物价大涨。所以，物价的变动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而涨跌；而单位货币的价值也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寡而降升。
（3）对价格的总的认识。《管子》认为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决定于供求关系，“物多则贱，寡则贵”（《管子国蓄》）。它认为价格既然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不断地变化，价格也必然不断地运动，价格的这种运动是正常的，对经济生活是有利的。“桓公问管子曰：‘衡（价格政策）有数（固定）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划一）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管子轻重乙》）
（4）关于市场的概念。“市者，货之准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管子乘马》）“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管子问》）可以看出，《管子》对于市场的认识包括有：第一，市场须按行政区划普遍设立；第二，市场的功能有两重性，既能交换有无，济民所乏，又能取得利润，实现互利；第三，市场是决定商品贵贱的场所（货之准）。
2.轻重之理轻重之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万物”即各种商品轻重变化的一般规律。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管子揆度》）。同时，“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管子轻重甲》）。商品被人为地收藏，加以阻碍，或争购，则商品重。“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涨价或引起人们的重视等方面；反之，则为“物轻”。
第二，谷物和其他商品之间的轻重变化。在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关系中，“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国蓄》）。谷物也是商品，前面所论述的轻重变化规律对它也适用。同时由于：其一，谷物是最重要的商品，各种商品的贵贱往往与谷物作比较而显示出来。谷贵，显得其他商品贱了，反之亦然。其二，在历史上谷物曾以一般等价物的形态出现在市场上。后来虽确立了黄金的主导地位，但谷物尚未完全丧失这种作用。基于上述两项原因，谷物和万物组成一对矛盾，谷物起能动的作用，万物作反方向的运动，才出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的情况，才会有“谷独贱，独贵”（《管子乘马数》）。
第三，货币和商品之间的轻重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货币在这里起能动的作用，以它的轻重变化制约着万物作反方向的变化。至于货币轻重变化的原因，在《管子》看来不是其自身价值的变化，而是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影响货币供求关系的因素有二：一是来自于“聚”和“散”。和其他商品一样，货币“散则轻，聚则重”。货币投放于市场，流通中货币多了，购买力就会下降，称为币轻；反之，为币重。二是来自于税令的缓急。“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管子地数》）这是指征收货币税，纳税限期很短，纳税者急于求售商品换取货币，对货币求之急，它就重，商品必轻；反之，商品则重。
3.轻重之策运用轻重之理，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调节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以治理国家，谓之轻重之策。轻重之策实际上是对国家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经济实行干预的一种模式的设想。它包括下列主要方面：
（1）运用轻重之策调节市场。通过国家干预，调节供求和物价。其原则是“乘时进退”（《管子山至数》），方法是“以重射轻，以贱泄贵”（《管子国蓄》），或曰：“重则见射，轻则见泄。”（《管子山权数》）某种商品贱了，表明货币购买力提高了，就用货币去收购，谓之“以重射轻”，增加了需求，物价就会回升，化轻为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高，国家以贱价出售该商品，使之转轻，谓之“以贱泄贵”。总之，在处理商品轻或重的问题时，必须能在事态发生的适当时机与场合及时加以应付，通过调节的办法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使商品价格经常接近于某种理想水平而不致过高过低；另一方面是在这种收售过程中，国家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
（2）运用轻重之策调节国际市场。其主要目的是保持本国的重要物资不外流，以实现“天下轻，我重”（《管子轻重乙》）的局面。对于本国缺乏的某些重要商品，则可采取“天下下我高”的价格策略。“致天下之精材（美材）若何？管子曰：
五而六之，九而十之。”（《管子小问》）别国价五我价六，别国价九我价十，如是，“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然后可以朝天下”（《管子轻重乙》）。对于本国大量生产而又具独占性的商品，如齐国的盐，既可用天下重我轻的价格策略以促进外销，又可居垄断之势以抬价。总之，“可因者因之，（可）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管子轻重丁》），“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管子山至数》）。
（五）财政观
1.赋税论《管子》主张轻税，主张“取于民有度”（《管子幼官》）。关于这个“度”，它提出：“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幼官》）这算是很低的税率了。商品流通要取消重复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问第》）。
2.重视经济收入传统的理财之道着眼于税收，把税当作财政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而《管子》的作者另辟蹊径，提出由国家运用轻重之策，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取得经营收入，就能“不求于万民”，“无籍而用足”。国家取得的经济收入主要有：
第一，国家经营谷物买卖的收入。《管子》主张国家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此时谷物价格必然大涨，国家就可获得成倍的赢利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二，“官山海”。“海”指盐，实行官府垄断经营。傍海之国，可行“寓税于盐”的政策。作者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人皆需的物资。“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四升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万乘之国，食盐人口千万，日食盐千钟（一钟等于一千升）。如果每升加价二钱，日可得二百万钱，月得六千万钱。若征人口税，应纳税人为一百万，人月纳三十钱，共可征三千万钱，也只有“盐策”收入的一半。征人口税又必然引起人民哗然。如果“寓税于盐”，人人负担，则可避免民怨。（《管子海王》）“山”指铁。作者认为妇人必有针和剪刀，农夫必有犁、锄，手工业者必有斧、锯、锥、凿，国家垄断铁器经营，加点价，就能取得大量收入。除了盐、铁专卖收入，还有山泽产品的租赁收入。“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
（《管子轻重甲》）国家管理山泽，按时开放，可因此而取得各种形式的收入。
《管子》的经济思想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较当时的思想家丰富得多。以量来说，《管子》谈经济问题言论不下十万言，可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经济巨著。以质来说，其对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几乎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接触到，都有其独特见解。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立。社会经济的变革，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呈现出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各学派的经济观点触及经济的各个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十分深刻，为此后封建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勾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指导了战国以后历代封建帝国的经济政策。横向比较，各学派代表的阶层不同，经济观点也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着重在新的伦理规范的树立，为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基石。孟子则承继了儒家以封建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基本经济观点，并提出巩固和扩大私有财产权力范围的恒产论。墨家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经济要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如价值观等。
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有复古的经济倾向。以范蠡、白圭等为代表的商家提出了一些从商人立场出发的贸易观点，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主张“并耕论”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了一些重农抑工商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综合了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并予以发展，提出了有名的“轻重论”。纵向来看，诸子的经济思想从春秋到战国也经历了一些演变。
重要概念
“正德幅利”思想“子母相权”思想义利观重农抑商恒产论井田思想无为思想兼爱、交利论平籴思想农战论轻重论。
思考题
1.春秋战国时期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2.试比较儒家、墨家的义利观。
3.《管子》的轻重论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想？如何理解道家的无为论？试比较说明。
4.随着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哪些土地变革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