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显斌
那是我九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人们很穷，尤其我家，更是穷得要命。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个，算得人多劳力少的人家。父母整日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生产队累死累活地干，可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挣，也不够吃，家里的境况很糟，简直要揭不开锅了。
没办法，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把小妹送人。
当时，我隔村的姑父没有孩子，和姑姑十分希望有一个孩子，就和我父母商量，想在我们兄妹中间引一个去。父亲和母亲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个个都是心头肉，结果，一个都舍不得。
现在，父亲旧事重提，姑父和姑姑当然很高兴，就一口应承下来。
那天上午，母亲把家里舍不得吃的一点麦面拿出来，烙了个馍，让小妹吃，还做了一碗鸡蛋汤。小妹虽然嘴馋，可还是很懂事的，一边香喷喷地吃着，一边让我们也吃，可我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吃。小妹吃好后，母亲给她穿上新衣服。小妹很高兴，唧唧喳喳地笑着。
然后，母亲拿来梳子，沾着清水，给小妹梳头。母亲梳得格外认真、细致。过去，母亲在队上忙，从没顾得上给我们梳头洗脸，这会儿，好像想全部补上似的。梳好，还在上面扎了个蝴蝶结，然后，拍拍小妹的头，流着泪说：“娃，姑父是干部，给姑父做女儿吧，那儿有米有面的。到了那儿，要听话啊！如果想娘或者哥哥姐姐了，就回来看看……”母亲说不下去了，侧转身，肩膀耸动着。
小妹终于明白了原因，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揪着母亲的衣角，大哭起来：“娘，我不去，我要娘。”
母亲流着泪，狠狠心，喊来姑父，让把小妹背走。小妹挣扎着，叫喊着，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放。我们都哭起来，也舍不得小妹走。
但小妹的手还是被掰开，让姑父背走了。父母亲都流着泪，我们三个也扎着堆儿哭。小妹的哭声，也远远地传来，在夕阳下显得稚嫩、无助。
终于，小妹的哭声听不见了，我们的心，也变得空落落的。母亲拿着个盆子，说要去喂鸡，可人却一直走向猪槽边，向远处的路上望着，愣了一会儿，就扶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哀哀地哭了。
父亲去劝母亲，把她扶到家里，让她在床上躺一会儿。母亲在床上躺得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在我们互相猜测小妹已经到了哪儿了，还在哭没有时，姑父匆匆地回来了，头上冒着汗，问小妹回来没有。我们都一惊，忙望着姑夫。
原来，姑父背着小妹，走了一段路后，看见旁边有个厕所，要上厕所，就让小妹在路旁站着等他。可是，等姑父出来时，却不见了小妹。他以为小妹舍不得父母，跑回来了，所以就一路上找了回来。
这一下，我们全家都慌了神，忙出去分头找小妹。姑父也急了，顾不得歇息，加入了进去。
我们来到小妹走失的地方，一边喊着，一边四处寻找着，翻遍了草丛、树林，遇到刺架，也进去看看；水沟、崖下更是逐一察看。一直到太阳下山，月亮白白地升起，我们才垂头丧气地回来。
小妹仍然没有找到，我们都很焦急，难过。母亲更是一直流着泪，没有干过。父亲抹抹头上的汗，说，大家回去，吃点饭，晚上再接着找。于是，我们就都回来了，准备做饭。我去抱柴，到了屋后的柴堆旁，听到有呼噜声，吓坏了，忙跑回家，喊来父母亲，姑父也跟着，一起去看个究竟。
我们慢慢地走到柴堆旁，借着月光，发现小妹卧在那儿，在打呼噜。人已经睡着了，泪水却挂在眼角，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如沾露的花蕊；小嘴还高高地翘着，不时地抽咽一下，在睡梦里，仿佛都感觉到委屈。
母亲忙轻轻地走过去，去抱她，嘴里柔声说：“娃，走，娘抱你回家去睡。”
小妹仍然没有醒，梦里抽抽搭搭地念叨着：“不，娘，你不要把我送给姑父。”一时，我们都落下了泪。母亲拍着小妹，连连说：“不送人，再不把我娃送人了。”
小妹终于安定了下来，不哭了。我，也跟着舒了一口气，感到心里舒服多了；风，也仿佛变得轻柔些了；夜，也好像温馨多了。
就这样，小妹终究没有送人，那年春季，我们喝着稀糊汤，吃着蒸红薯，有时还吃糠咽菜，艰难地度过了春荒。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家人都很快活，因为，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种比粮食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亲情，是我们对家的眷恋，以及一家人彼此的热爱与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