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夔门路
投石问路
1999年8月12日，重庆酷热难耐。
傍晚8点，菜园坝火车站，人声鼎沸。
重庆库区4个县的864名移民已在候车室排好队，准备登上前往新疆的移民专列。每一个移民胸前都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姓名、性别、迁出地的地址和迁入地“新疆建设兵团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的地址。
市长、秘书长、移民局长等政府要员都到站台为移民送行。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高规格”的送行，却没有安排鲜花、彩旗和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多少新闻记者前来捧场，只有火车吭哧、吭哧的沉重喘息，给这趟移民专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我汗流浃背地穿行在人群中，忙着拍照片。很快，我的镜头对准了一家移民，户主叫黄承奎，34岁，一家5口人。他最小的女儿胸前挂的牌上写着姓名：黄亚林；年龄：5个月。这一家子来自夔门康乐镇上坝村3社。
按官方统一口径的表述：这864名三峡移民是前往新疆“劳务合作，过渡移民”。而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组织三峡移民迁往外省的一次“投石问路”行动。
候车室有不少细心的旅客，他们也发现了与“外出务工”不相符的重要细节：务工不可能带着古稀、耄耋老人和孩子同行。
移民队伍中就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母亲用一个挂篮把孩子挂在胸前排队候车，母亲的胸牌系在脖子上，婴儿的胸牌就系在挂篮上。由于天气闷热，年轻的母亲额前的汗水如珠子般往下掉，她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手给婴儿扇着微细的风……
移民干部蒋为中对我说：“婴儿出生不到两个月，全家都要走，她不可能一个人留在库区，这可是一幅移民舍小家、为大家，令人感佩不已的图像啊！”
市长、移民局长把移民专列护送团团长郭晓峰、副团长陈刚等人叫到面前，一再叮嘱旅途中的注意事项。
在移民陆续上车时，我和护送移民进疆的移民干部付远全、冯志华、李银国、曾道平、夏涛、杨盛金、赵德斌等人一一告别。由于我不能随移民专列到新疆，我就请他们做好日记，回来给我讲“移民旅途中的故事”，当然也说了“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语。
21点15分，火车鸣响启程的汽笛，这批来自开县（154人）、忠县（226人）、云阳（324人）、奉节（160人）四个县的864名移民启程前往新疆。
送别的人挥挥手，移民泪湿站台……
移民乘了一天的船到重庆，转乘专列经过4天4夜的旅程，于8月16日18点53分进入乌鲁木齐站，然后又分乘汽车、火车分赴新疆建设兵团下属的各个连队。
这批移民在新疆主要从事摘棉花及其他零活。
这一次“投石问路”行动，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还是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一个移民搬迁的突破口？是成功还是失败，谁的心中也没底。
这864名移民到底是到新疆临时打工？还是永久定居？当时社会各界、中外传媒均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果然，移民专列还没到达新疆，各种报道就出现在报刊、电视和各大网站上。让移民走出夔门，在世界上都是极为敏感、复杂的话题。
政府组织这批移民到新疆打工、摘棉花、干零活的真实愿景又是什么呢？事情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
当三峡库区就近后靠安置移民全面启动之后，紧迫感触动了重庆库区开县的农村移民。他们在确认漫漫江水将永远吞噬他们的房屋和土地之后，就开始掂量自己的生存之道，琢磨着为自己找一块新的栖息之地。
三峡水库移民分散在水库两侧约20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内，涉及19个县（市）的331个乡，淹没35万亩耕地和7万亩柑橘。三峡的土地淹了，可外出打工的移民发现，库区之外却有不少土地荒芜、闲置着，他们看着既心痛又眼馋，于是就试探着联系县外、省外的亲朋好友。当地政府认为土地长期撂荒也不是办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同意移民迁到“耕者有其地”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这种由移民个体自作主张、自己联系定居点的迁移方式，叫自主外迁。这是由三峡移民创造的、政府后来肯定的、一个也将载入三峡移民史的特殊词汇。
库区自主外迁的移民从一个到几个，从一家到几家，一天天增多起来。几乎同时，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的移民，也和开县的移民一样，“悄悄地”进行着自主外迁，并逐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三峡移民开始噙着眼泪走西口、闯关东、下湖北……
三峡工程上马，大量土地被淹，峡江人口环境容量成为中外关注的一大焦点。管理层也在不停地思考：百万移民是全部就地、就近安顿下来？还是走出夔门寻求新的安置模式？
从1985年移民试点到1998年以前，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方式基本上是就地后靠。三峡工程库区113万移民，按当时国家制定的三峡移民政策，60多万城市和城镇移民全部在新城市和新城镇安置，40多万农村移民主要采用“以土为本”的办法，通过开垦荒山荒坡、调整原有土地、改造贫瘠坡地等手段，将移民后靠安置。
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这40多万农村移民一人开垦一亩地，就要新开40多万亩荒山，这大片土地又从何而来？
曾经，在对待移民是否外迁问题上，库区管理层一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启齿。
就因为几十年来，水库移民外迁的教训举不胜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修的众多水库来看：移民外迁之日，就是移民返迁的开始，几乎所有的水库无一例外。
水库移民成规模返迁回老家，是中国水库移民从没有走出来的一大怪圈，其风险性更是难以估量。
三峡库区各个管理层都相当清楚，当初之所以让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就是担心移民形成返迁大潮。
三峡库区政府机关、移民部门的办公桌上，都放有中国水库移民外迁方面的资料，不管是公开的和不宜公开的各种书籍、材料、通报和水库移民方面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一位移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很多时候的经验全是他妈的无稽之谈，相反，很多教训才对三峡移民工作有用。”
每当我读到水库移民返迁的一部部“辛酸史”，心中都像塞进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丹江口水库移民返迁共计10万人次，占41万移民的26%左右。移民返迁主要有五次大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库区河南淅川县向青海省移民2.2万人，结果到1961年底返迁1.5万人。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湖北省荆门县的河南淅川移民与荆门老居民发生武斗，导致1万余人返迁。这些返迁移民是1966年、1967年分两批迁入荆门的2.5万移民中的一部分。第三次发生在1969年至1970年间，宜城、襄阳、沔阳、随州、嘉鱼、京山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又有约2万余人返迁。1973年、1981年先后又发生第四、第五次移民返迁，每次返迁人数均超过4000人。
三门峡水库迁移移民41万人，发生规模较大的移民返迁活动，前后算下来就达17次之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水库设计的水位线下调，原计划淹没的土地大部分没被淹没，移民要求返迁态度强硬，写下了黄河移民大返迁的一部艰辛历史。后来经国家批准，库区驻军和农场职工退还30万亩土地，安置返迁移民15万人。
新安江水库移民涉及安徽省歙县、浙江省淳安县、建安县，共移民30.9万人。移民从1958年全面搬迁，但是不久就出现返迁，仅1960年就有2000多人返迁。1961年到1964年又有6000多人返迁。几年后就有2万余人回流库区。另外，从1961年到1970年间，又有8万多人从浙江的安置地重新迁到江西抚州、九江、吉安3个地区的16个县及安徽省的一些县中重新安置；也有少部分移民重新迁入浙江其他地方安置。
山东平湖水库产生移民27万多人，省内安置15万余人，东北三省安置11万人左右，还有1.3万人投亲靠友，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但从1963年开始，移民陆续返迁。到1973年，总计有20多万人返回库区，返迁率高达80%。
河南陆浑水库是20世纪60年代在黄河支流伊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库，该水库移民4万多人，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安置，每次搬迁后都有返迁。1960年水库兴建时，移民迁移安置采取不打乱生产队建制的方式，生产队集体层层上靠库区周边附近的社队，结果至1961年底移民几乎全部返回库区。1962年5月，洛阳决定对返库移民进行第二次迁移安置，仍采用集体层层上靠的办法安置，结果大部分移民又陆续第二次返回库区定居。1973年7月，洛阳不得不决定进行第三次移民，迁移安置方式有：就地后靠，嵩县县内近迁，外迁到偃师、伊川、汝州、汝阳4县（市）安置区进行分户插队安置。也许是事不过三吧，第三次安置效果较好，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库区。
从以上几个水库的移民情况来看，移民外迁是“轰轰烈烈”开始，但最后仍以大部分移民返回库区而告终。
在这么多充满血泪的历史教训面前，谁不对移民外迁畏惧三分？
因此，10多年来，三峡水库移民是就地后靠安置，还是外迁安置？
上上下下属于“争论无果”的迷茫状态。
但是，三峡移民的现实状况，还是把这一谁都不愿碰的超级难题推到了库区各级政府面前。
湖北库区秭归县县委书记汪元良算了一笔账，全县43万人，有50多万亩土地，包括海拔2000米以下的所有土地。如果世居江边的4万多农村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两个人吃一个人的饭”，人均只有2分地，海拔超过600米的地方，移民说什么也不愿去。加之秭归地处峡谷深处，山高坡陡，行路困难，移民即便是去了也难以生存。
县委、县政府对大批无地安置的移民忧心如焚！
农民无地不农，无地不安，无地不稳！不管是古时候陈胜、吴广和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还是现代打土豪、分田地，无数血与火的历史证明，农民失去土地、无法生存，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和剧变的前奏。农民几千年的血泪史换来了一个朴素真理：土地，不仅仅是教科书上说的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是农民的命根子。
汪元良找到宜昌市市委书记罗清泉（现任湖北省长）诉苦：秭归县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置自己县里的移民，移民必须外迁。罗清泉当即拍板，就在宜昌市所辖的14个县（市）安顿秭归的移民。
于是，经过精心的谋划，1995年4月20日，秭归县香溪镇官坪村移民开始了迁出县安置的历程……
巴东县有10268名需要生产安置的农村移民，但大量土地被淹之后，竟有3353名移民根本无土地安置。没有土地，还叫农民吗？
农村移民没有土地，就会变成一群“无业游民”。
历史是一面镜子，三峡农村移民没有土地，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干出来？巴东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制订出一份“不敢公开”的计划，提出了对3353名农村移民的“消化”办法，就是让移民出县不出省，外迁安置1500人，投亲靠友1853人。当时高层的三峡移民政策倡导就近、就地、后靠安置，这份在省内大规模迁移三峡移民计划也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有了秭归移民率先迁出县安置的先例，管理层也没过问，湖北省又“悄悄”批准了巴东县的这份“悄悄”的计划。
湖北省认为这样做也有充分的道理。因为，三峡移民管理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自己省内的移民自己负责安置。把巴东的三峡移民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安置，还是在本省之内，符合“分省负责”的要求。
“各自打扫门前雪”，也是一种责任制。
这种既可以叫外迁，又可以不叫外迁的做法，也是严峻的现实给逼迫出来的。湖北人的聪明，“九头鸟”的智慧，又一次在政策框架下机智地展示了出来。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麻雀飞过也留有影子。不论是移民发明的自主外迁和地方政府“悄悄的行动”，还是惊动了管理层。不过，这一次管理层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大动肝火”，也没有缄默不语，而是决定因势利导，摸着石头过河。具体方式就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组织三峡移民到海南、新疆、黑龙江、山东等地打工。
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如果移民经过一段时期打工，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最后愿意留下来定居，则由当地政府提供各种便利，库区政府就拨给移民补偿资金，这部分移民也就可以“销号”了。
重庆组织864名移民举家迁到新疆务工，由于是“投石问路”，还是显得比较谨慎。为让到新疆的这批移民有一个逐步适应期，他们在三峡老家的房子不拆除，移民承包的土地也不划转给别人。
试点的一大特点就是：期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200多位多巫山农村移民，在政府组织下到海南国营农场打工割橡胶……
开县政府也组织了200多位移民到黑龙江打工，主要方式是在黑油油的土地上种粮……
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移民在生活习惯、劳动方式、生产技能等方面很快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几个月后，移民就不再愿意“务工”，开始举家迁回库区。
到黑龙江种地的有23名移民表示愿意定居下来，其余全回到了库区；到新疆务工的800多名移民中，除10多人愿意留下打工挣钱，其余都回到了忠县、云阳、奉节、开县各地的老家；到海南割橡胶的200多名移民，只剩一个人愿意留下，其余全部返回到了巫山峡谷。
这一次“投石问路”，并没有出现“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移民外迁突破口的理想状态，反而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移民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局。
原水利部门的一位资深专家戏谑说：这一次“喝开水还是烫了嘴”，叫三峡移民外迁的人，还是“闭上嘴巴的好”。
“不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移民外迁的风险性估计不足，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该谁买单？谁来负责？”
“新疆、黑龙江、海南岛，这三个地方可都曾是古时候的‘流放地’啊，虽然土地多，有活干，但移民会怎样想？他们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不是流放者！”
一位对水库移民问题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从我国许多移民返迁的案例来看，库区的环境容量很大程度上与移民外迁无关，因为移民涉及到人，这种迁徙行为是人类社会学中的一个复杂课题，不能认为移民外迁就真能解决库区环境容量的矛盾。
初试锋芒，出师不利，加之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无情的事实给移民外迁浇上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冷得人钻心的痛、透心的凉。
移民迁往新疆试点失败了，这次投石问路必然会在三峡移民史上“记录在案”。但是，从唯物主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来看，正是管理层吸取了这次移民迁往新疆的教训，才有了后来的移民惊心动魄外迁大潮，才有了重庆2006年秋天组织10万民工进疆打工摘棉花的后续故事。
两难相权
外迁碰壁，试点失败。
就在新疆、黑龙江、海南的移民返回三峡老家的同时，库区部分后靠移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水库移民的风险性又从另外一个层面凸现出来。
巫山2000多名移民原来居住在海拔100米左右的河谷，随着水位的上涨，迁到175米水位线以上的200米的地方之后，他们的“原生态”随即发生了变化。
由于后靠的地方崖高坡陡，沟壑纵深，土地贫瘠，庄稼收成骤减，不少移民在陡坡上开垦的小块荒地，戏称为“大字报地”、“屁股大块地”、“一顶草帽就能遮住的地”。土地分散，移民出行困难。以前担着两桶粪走几十米、一两百米就可以浇淋庄稼，现在要跨沟过溪，绕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才能到达耕种地。
水源是生命之源。以前，移民祖祖辈辈居住在峡江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首先选择的条件就是居住地必须有几口水井。三峡涨水把大量的水源淹没之后，移民搬迁到高山坡地，并不是俗话所说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寻找新的水源，解决移民的饮水问题，很快成为乡镇、村组搬迁之后的“抚民”之第一要务。
守着浩瀚的一江大水，怎么会没有水喝？守着“金饭碗”，怎么会像叫花子一样讨饭？这种疑惑来自享受着空调、喝着自来水的城里人。不要忘记，三峡峡谷是贫寒的农村，大多数农民千百年来的饮用水，从来不会花一分钱，更不会计入他们算盘中的生活成本。如果在江中抽水，水泵、水管、水站、抽水机、消毒剂、制水、管理、运行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又冒了出来，谁来为这笔新增的支出买单？
涨水之后交通的不便，还造成了部分移民就医难，孩子上学难，生产交易难等等，后靠安置出现的种种矛盾也使当地政府焦头烂额。
就地后靠安置移民，虽然移民仍可以“听艄公的号子，看船上的白帆”，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到政府的面前：如何生存下去？
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压力大增，而就地后靠移民的生存又遭遇空前的挑战。就地后靠安置难，外迁安置也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移民工作又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
但是，外迁新疆试点失败之后，管理层并没有轻言放弃外迁的打算，仍在忙忙碌碌寻觅安民之策。
护送移民到新疆务工的陈刚回到库区之后，一直苦苦琢磨移民外迁问题。他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水库移民返迁也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水库移民返迁情况复杂，但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返迁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兴建的水库的移民之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移民返迁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但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移民返迁人数就降了下来。这说明，社会动荡是移民返迁的重要诱因，而社会稳定是移民搬迁安置的重要基础。二是1984年、1986年，中央出台了要求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系列政策，极大地稳定了人心，使水库移民返迁人数急剧减少。这说明正确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兑现，才是安置移民、减少移民返迁的一大前提。
移民到新疆、黑龙江虽然出师不利，但从中也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接收移民的地方，与移民的生活习性差异太大，收入也未见得比留在三峡老家好，当地的耕作制度也不尽相同……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难相权取一难。
三峡淹没的大多是良田沃土，倘若移民都守在库区后靠的山坡上，挤在自然条件恶劣和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耕种，大家都得备尝生活的艰辛，怎么谈得上维护移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央政府决定，三峡农村移民必须外迁一部分。由政府组织的外迁移民，不再去西北部地区，主要迁往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的中部以及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诸省市。
这一次，中央高层的态度非常明确，移民不是外出务工，而是迁到居住地永远定居下来。
让10多万三峡移民从祖祖辈辈的繁衍生息地迁到外省市安家落户，是三峡移民政策调整后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1998年12月末，朱镕基总理在宜昌召开的三峡移民工作会上，要求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必须接纳和安置三峡移民。他从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挨个儿点着省长、市长的姓名，叫他们接收三峡移民的任务。
朱镕基总理鲜明的个性，省长市长们是清楚的。他上任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总理指出，要坚持多种方式移民的方针，要因地制宜，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结合起来。特别要制定鼓励外迁的政策，对到外地投亲靠友的移民，当地政府应予以积极接纳；对集体搬迁到库区外、省外的移民，有关政府应热情欢迎、协助定居、开发。
各省市的省长、市长纷纷表态：要为党中央、国务院和三峡库区排忧解难，一定要安置好三峡移民。
上海表态说：谁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迁出容易迁入难，50多年来从没接收过外来的大量人口。第一次就要接收5500名三峡移民（上海共接收7500名三峡移民），在人口拥挤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算是“破天荒”。但是，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了，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援三峡工程，接收三峡移民。
广东省表态说：我们沿海已经富裕起来了，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的三峡移民，如果按国家补偿的移民资金标准来修房子，按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是肯定不够的。试想，如果移民修的房子不如当地居民的房子好，就是歧视移民，我们脸面无光，也对不起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
湖南省表态说：湖南是水库大省，安置水库移民有丰富的经验。尽管本省要安置五强溪水库的20多万移民，但还是要愉快接受安置三峡移民的艰巨任务。
安徽、江西、四川等省都是并不富裕的中西部地区，但这些省、市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出发，还是鼎力支援三峡工程，接收安置了成千上万的三峡移民。
300年前的“湖广填四川”是把移民迁进来，而现在是要把移民迁出去，而这一进一出却有天壤之别，世界上无任何模式可资借鉴。
中央政府强力推动，国家机器快速运转，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开始在重庆江津市试点，先从出县不出省（市）安置开始，逐渐推向全国。
1999年10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江津市召开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现场会，会议由吴邦国副总理主持。
上海市、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浙江省、江西省等11个省市的省长、市长们都到江津试点现场查看了移民安置的情况。吴邦国副总理对江津的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现场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至此，11个省市接收、安置重庆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工作全面启动。
全国11个省市明白，接收三峡移民，已成为一件“捅天”的大事，而且是无条件、无价钱可讲的。这些兄弟省市也深知安置水库移民的苦楚，有的省市虽然背地里嘀咕：本地水库都有几十万移民没安置好，遗留问题很多，但仍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表示要接收和安置好三峡移民。
面对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的苦口婆心，面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谁又能说半个“不”字呢？
三峡移民政策调整，移民外迁，是世界上比较敏感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把水库移民迁到外地，牵涉到“人权”问题，并借此讥讽中国政府的水库移民政策。
“兴建三峡工程之初，不是说移民就地后靠、就近安置么，怎么一下要大规模迁往外地呢？”
“移民外迁，三峡移民政策全变了。”
“中国政府的政策真是变得太快了，真叫人捉摸不定。”
其实，变与不变，是一个简单、朴素的逻辑关系。事物天天在变，世界天天在变。哲学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在运动、嬗变之中。
可是，移民自主外迁是一回事，由政府组织外迁又是一回事。当政府高层决定移民外迁的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具体实施起来，才知道并不是想象之初那么容易和简单。
移民自主外迁，是自个儿在自愿的基础上，先到接收地“相亲”，接收地同意划拨土地、上户口，算是“两情相悦”之后，才迁出库区安家定居。重庆的开县、巫山、云阳、奉节、万州等区县和湖北的巴东县、兴山县等地，一般都是单家独户，最多几家几户零零星星地迁徙，移民称之为“婚姻自由”，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对象”。
移民自主外迁的行动，体现了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博大胸怀，也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肯定。但是，这种自主外迁的方式，一是规模小、迁出人数不多，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库区土地不足的沉重压力；二是移民自己联系迁出地的时间较长，而三峡工程是按期蓄水、按期发电，移民必须在蓄水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内，及早搬迁出水位线。
由政府组织的移民外迁与部分移民自主外迁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国家政府选定三峡工程受益的省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安置三峡移民，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中央指定移民接收地，库区各级政府立即“上门认亲”，迁出地和接收地立即开展热火朝天的移民迁移对接工作。
三峡移民从自主外迁到由政府组织外迁，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坦之路。三峡人能不能走出夔门，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从地理上看，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之前，地处著名的“四川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生存习惯，已演变成为一种相当顽固的“盆地意识”。
历代统治者都感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也与封闭的地理条件造成的“盆地意识”有关。
库区各级政府对移民做了大量的搬迁劝说工作，而移民却认为县里是“指腹为婚”，不了解对方情况就“结婚出嫁”，是“隔着口袋买猫”，是“叫瞎子跳崖”，是……
“我本想迁到湖南，那里有我的亲戚，可镇政府却要我迁到江苏，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广东，县里却要我迁到浙江宁波，我在广东打工多年，听得懂一些粤语了，现在要重新学说浙江话，从小我就晓得‘宁波官话’听不懂。我不迁了，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山东，政府却要把我迁到上海。我就留在三峡不迁了，我就不相信三峡涨水会把我淹死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移民群体中，种庄稼的行家里手，想迁到承包地多的省份；多年做小生意的、打工的移民又想迁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各种想法，各种议论开始在库区河谷弥漫。
外迁是移民群众发明的，政府顺应移民意愿，制定了一揽子移民的外迁政策，鼓励移民迁出库区定居。可再好的政策，也是“宋江难结万人缘”，不少移民表示故土难离，不愿外迁他乡；甚至以前已准备自主外迁的移民，也表示“看看再说”也不愿迁走了。
移民外迁工作又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峡大坝是按期蓄水，等不得，拖不起，移民不及早迁走怎么行？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知道情况后发出话来：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工作如果不按时启动，就把移民迁出地、各省市移民接收地的县长、县委书记统统叫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他们一个一个谈话！
吴邦国副总理语惊四座，再次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坚强决心。
河谷总动员
巫山县大昌镇人多地少，按照安排，镇里的一部分移民就地后靠安置，一部分移民迁到广东、安徽安家落户。
全镇搬迁的总动员，绝不亚于一场紧张的“战争动员令”。
市移民局副局长欧会书带着一大群处长和巫山县的机关干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联合工作组，进入大昌镇挨家挨户进行劝说搬迁和移民补偿政策的宣讲。
《关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出市外迁安置资金构成的发放的通告》贴满街头……
安置地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拍成的碟片在街头农舍放映……
新家的基础设施条件、经济状况、农作物耕作方式、教育、卫生、医疗等移民关心的问题也制成小册子在发放……
“六表一照”（即：三峡外迁移民与随迁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三峡移民外迁安置补助资金情况登记表、三峡外迁移民建房资金测算表、三峡外迁移民建房意向表、三峡外迁移民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三峡外迁移民随迁人员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以及三峡外迁移民人员、房屋照片）的核对工作也在繁忙地进行……
整个集镇这里开大会、那里开小会，干部分片分组、承包到人。喊话筒、扩音器、高音喇叭和鼎沸嘈杂的人声，在这个千年古镇汇成一道强大的信息流：父老乡亲们，为了建三峡电站，你们必须搬迁！
巫山县外迁移民中年龄最大的叫郑英章，93岁，是大昌镇兴隆村人，村民尊敬地称她为三奶奶。这位老人在大昌镇有一个幸福的家，四世同堂，合家欢乐。而动员她外迁广东的正是她的孙子马正伦，马正伦是镇政府的武装部长，作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痛苦的。作为孙子，马正伦却不能把年迈的奶奶留在大昌镇安度晚年，一家人从此分隔千里，血浓于水的亲情又怎能割舍？
“奶奶，广东那边挺好的，搬到那边去吧。”
“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还要搬家到那么远的地方？”
“你过去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马正伦哽咽着劝说奶奶。几经反复，奶奶为了孙子能完成“移民任务”，点头同意了。
在库区每一个地方，凡是与移民搬迁地有亲朋好友关系的政府机关人员和基层干部，动员亲友和家人带头搬迁是他们必须完成的一项“死命令”。这种责任就是“军令状”，是非此即彼的不二选择。
市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其丰富的感情世界并不像政策法规那样“刻板”。在大昌，他面对移民，劝说移民搬迁，并不惧移民法规与移民期望值差异太大而理屈词穷，但在移民朴实、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的感染下，常禁不住热泪盈眶……
郎诚站在一张木凳上向移民们分发《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一会儿就发了100多本，移民们了解政策的渴望心情可想而知。不少移民围着他咨询移民政策。
一位40多岁的移民走到郎诚面前，伸出一双手说：
“你看看我这双手，是种庄稼的手吗？”
“没有一点茧巴，一看就不是种庄稼的手嘛。”郎诚笑着回答说。
“是的，我20年没种过庄稼了，现在要外迁到安徽去种庄稼，我怎么习惯？我怎么生活？”
“你20年没种地，在大昌靠什么生活？”
“拣鹅卵石、开馆子、搞旅游就能生活得很好。”
郎诚一时语塞，他遇到的这位移民的特殊情况，政策的说服力有限。一双20年没种庄稼的手，现在要到安徽重新拿锄头镰刀，这绝不是生活习不习惯的问题。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挤到郎诚面前说：“我在大昌多年都是搞旅馆。现在有80多张床铺，又不属于1992年制定的政策补偿范围，现在我们要迁走，这些财产损失了好心痛，我们一家人几天几夜没睡觉，我眼睛都哭肿了啊！”
又一位中年移民扯开嗓子几乎是吼叫着对郎诚说：“我自己投资12万元打造的一条驳船，在大宁河一直搞运输，现在要迁走，我的驳船又啷个办？”
移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在大政策的框架之内。三峡移民的产生过程和迁徙过程的复杂性，任何前瞻性的政策都无法预料，何况政策方面并不是没有缺陷。事实上，三峡移民政策从制定以来都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移民的诘问从另一个方面启发了郎诚。
他从巫山回到重庆之后，在起草的《重庆市实施“长江三峡移民条例”办法》中的第59条增加了如下内容：“按照国家规定，不予补偿的外迁移民原有的固定资产，可采取拍卖、租赁及转让等方式处置，迁出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给予帮助，依法减免有关税费。”
重庆市出台的这个文件，饱含着重庆库区许多移民工作者的心血，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出台的第一部“移民法规”。
20年的移民搬迁、安置告诉我们，三峡移民运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初对困难的设想远不如实际遇到的困难多。一个矛盾出现，就有可能诱发一连串问题。因此，地方政府不断地完善各种工作制度，及时补充、调整政策，是使移民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忠县有一个富饶的小岛叫搪土坝，岛上一个村、三个社，人口1000多人。由于这个岛最高处海拔168米，三峡工程最终蓄水是175米，加上两米的“风浪线”就是177米了。二期蓄水到135米，就要淹没90%的耕地和75%的房屋。因此，小岛上的全部人家都得搬迁。
移民政策调整后，岛上近700人符合迁往外地的条件。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4月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干部们反复动员、劝说，跑烂了鞋子说破了嘴皮，但没有一个人报名外迁。移民工作陷入了僵局。
兴建三峡工程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坝，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国际国内招投标，定工期、定时间，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化、信息化、程序化大规模地调度指挥生产，工程的工期、时间都是电脑缜密计算决定的，到时就完工，到时就截流，江水就会潮涌般地往上涨。
时间不等人，水火不留情。移民不搬迁，肯定会影响到三峡蓄水。于是，县里抽调了31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带队，于2001年5月11日浩浩荡荡进驻岛上。
当天晚上召开村民大会，绝大多数人不到场，来开会的都是七老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婆和孩子，工作组的人开口说一句，老大爷就说十句，老太婆就流着眼泪拉拉杂杂说上100句……
第二天找移民，家家都关门闭户，不见人影。家里有人，也是一根“抵门杠”堵着，你总不敢“破门而入”吧。
工作组并不气馁，家里找不到人就到田间地头去找。偶尔远远看见一个人，还没打招呼，那人就跑得更远，眨眼间就不知躲藏到哪儿去了。一连几个白天黑夜，村民们与工作组玩着“捉迷藏”、“逮猫猫”的游戏。
工作组想了一着：利用放电影的机会宣传移民政策，村民们该来了吧，凭以往的经验，岛上放电影绝大多数人都会来看。于是，晚上在岛上的空坝上扯起银幕，放响歌曲，可是到场的人少得可怜，几乎都是孩子。几个村民还指桑骂槐地叫骂着把看电影的孩子拉回家。
工作组人员自己办食堂，几十人集体在村里的小礼堂打地铺睡觉，一人打呼噜，所有人睡不着。睡不着就坐起来彻夜商量，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接近移民、接触移民、劝说移民，三峡要蓄水，移民总得按时搬迁。
这个小岛上的村民不会种粮食，都是种蔬菜为生，收入较高，也比其他村社富裕。祖祖辈辈在这小岛上生活，突然迁到外地，生产、生活咋习惯？生活是不是真有保障？谁又能一时说得清楚？
原来说好了不搬到外地，屙一泡尿的工夫就怎么变了？还是这些干部，还是那几张嘴？还是那嘴上的两张皮，横说竖说，东说西说，说啥都有理？好像道理总在干部的嘴上。移民普遍都有担忧、畏惧心理，人人“心有千千结”。
疑虑不消除，疙瘩不解开，移民就绝不会搬迁。
政策宣传，攻心为上。工作组在岛上三个社的中心地带架设了6只高音大喇叭，早、中、晚播放《三峡工程移民条例》，宣传安置条件、补偿标准和迁往外省安家的种种好处，外省接收地的干部也不远千里来小岛，在喇叭里介绍当地的生活、收入情况。调查摸底、出告示、办专栏、发资料、开“院坝会”、开“田坎会”、交心谈心……
经过近三个月艰涩的说服动员，7月30日才全部落实了小岛移民的安置方式：近700人迁往外省安家落户，其余几百人在本地迁出小岛就近安置下来。
劝说移民搬迁不易，就是移民答应走之后，临启程前也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债权债务的处理就发生了很多纠葛，而这些事不处理好，就是车停在门口，移民也不会上车。
开县厚坝镇芦塘村移民李中洲一家人，原定2004年7月23日启程外迁湖南省定居。眼看就要启程，李中洲却向镇村的干部们怒吼着说；“不外迁啦，老子拿不到该拿的钱就不走啦！”
事情原委既简单又复杂。
2003年底，李中洲与同村的移民赵定国发生一起人身伤害纠纷，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赵定国赔偿李中洲3290.72元。判决生效后，不服气的赵定国两手一摊：没钱。李中洲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于赵定国家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官跑了多次，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没拿到钱，我凭什么要走？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拿不到钱，不单是我一家不外迁，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一共20多人也不会外迁。既然他赵定国要耍赖，我也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你把我啷个办？”
李中洲气呼呼地放出话来。
其实，李中洲说的不是没道理，乡镇也说了，法院也判了，拿不到赔偿的钱，说得再多也顶个屁用。乡镇村社干部都找李中洲做说服工作，话一开口，又觉得理屈词穷，因为，道理在李中洲一边。
随着外迁移民启程的日子临近，李中洲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情绪极不稳定，谁要劝他搬迁，他就会给谁一顿劈头盖脸的乱骂，然后态度鲜明地表示：赔偿不到位，拿不到该拿的钱，坚决不外迁。
县乡村社干部们都明白，如果李中洲等20多人不随大队移民搬迁，将会影响这次大队移民的顺利迁徙行动，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21日上午，开县法院再次派出两位法官前往厚坝镇芦塘村找赵定国，可赵定国像“遁地鼠”一样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找不到也得找，掘地三尺也得把他找出来。移民干部、村社干部一起出动，凡是赵定国可能藏匿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不见踪迹。有人提出，干脆把赵定国的移民补偿金扣下一部分用来赔偿给李中洲，法官不同意，因为，即或是强制执行，也得当事人签字画押。
工夫不负有心人，晚上9点，终于在赵定国亲友家中找到了他。
经过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晓以厉害，一直到深夜，赵定国才表示，愿意用自己尚未能领取的移民补偿金作为赔偿款。
此时，时针已指向凌晨零点15分，为确保大队移民预定启程时间，法官立即与厚坝镇移民办取得联系。很快，移民办就把钱送了过来，法官连夜将钱交给了李中洲。
李中洲从法官手中接过3290.72元钱，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即表示：没想到深夜了法官还会把钱送过来，法院和政府说话算话，我也说话算话，请你们放心，我和亲友们绝不耽搁外迁，绝不给家乡丢脸，绝不给三峡移民丢脸！
第二天上午，李中洲和20多位亲友一道，挥泪告别故园，随大队移民踏上了迁往湖南之路……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民在遭遇生存危机和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总是敢于挣脱桎梏，挺身而出。
发明土地承包制的是农民！
三峡库区主动迁移到外地定居、谋生的也是农民！
伟大的中国农民，虽然往往生活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但他们常常是用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各种不幸；他们常常用最简单的方法，为政府解决了大量头疼的问题。
从1999年试点到2006年6月20日止，重庆库区巫山、开县、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涪陵等8个区、县中，每年都有上万移民泪别故园，奔向陌生、遥远的第二故乡……
浩荡移民潮
2004年6月22日，在库区政府强有力的倡导和统一组织之下，长航集团重庆公司出动5艘“江山号”大客轮，满载着万州、开县、忠县、云阳等地的3000多外迁移民，从库区出发，浩浩荡荡向长江中下游地区驶去。
这批移民将分别安排在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区落户，航程分别是三天、四天和五天。这是三峡移民外迁人数最多的一天，是三峡库区移民外迁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一天，也是三峡百万移民的搬迁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天。
运送移民到省外安家，对铁路、公路、水运部门来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出不得丝毫差错的政治任务。
长航集团重庆公司总经理王华说：“公司作为长江上最大的‘国家船队’，已精心运送了5万多外迁移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家。”每一次运送外迁移民，他都要检查船舶，对船员千叮万嘱，在四五天的航程中，必须确保航行的安全。每一批移民平安抵港，都要自发地给船员留下一封封滚烫的、错别字很多的感谢信。可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移民运输过程中，移民与长江海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移民外迁他乡，有很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带“活物”与移民同车同船。所谓“活物”，就是移民在家喂养的狗儿猫儿等家养宠物。
移民外迁出省，从长江三峡到黄河之滨，最近是几百公里，最远是几千公里，要经过几天几夜的车船劳顿，尤其是在当年禽流感肆虐的日子，谁能保证这些动物不患上疾病或传染疾病？
移民搬迁远行之前，把鸡鸭猪羊都卖掉了，但狗儿猫儿就不同了，这两种动物最通人性，也是与移民朝夕相处、感情最深的伙伴。带走吧，不允许且不说，旅途也实在不方便。不带走吧，又实在舍不得。于是，移民为了带走猫儿狗儿，费了不少心机，与护送干部、运输部门还产生过不少矛盾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一次，有5艘大客轮运送几千移民，王华又一次来到了云阳港。这一批移民外迁江苏省。
谁知就在移民上船之时，部分移民把十几只狗儿猫儿都带到了港口，并表示，如果不让其带走猫狗，移民就绝不上船，要与自己心爱的猫狗“患难与共”。
几个蹲在岸边的移民吼叫起来：“不让它们上船，我们就不走了，回家去！”
这一下可急坏了护送移民的县长、移民局长和乡镇村干部，好不容易做通了移民的思想工作，谁也没想到会在狗儿猫儿身上出了岔子，而且是出在上船的节骨眼上。
护送干部说是人畜混装，违反交通运输规定，如发生禽流感，上级责怪下来谁都吃罪不起。而移民说护送干部是不通人情，不讲人性，离开故乡的最后时刻还要“卡”他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双方难耐地僵持着，谁也不让谁。
王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专门在轮船的底舱为猫儿狗儿腾出一间“专舱”来，既解决人畜混装的矛盾，又满足了移民情感上的需求。客轮以前装客人，底舱里也会放一些装鸡禽之类的笼子。
于是，船员们紧急行动起来，把一间底舱腾了出来，并打扫得干干净净，移民们才抱着猫儿、牵着狗儿上了船。
就在一位移民要把自家养的一条叫“黑二”的大黑狗牵上船时，这条又高又大的黑狗怎么也不上船，主人用绳子使劲拉、边打边骂也无济于事。大黑狗不知哪来的力气，双脚使劲蹬着跳板，拽着主人一步一步往岸上退。
这位移民一边往船上拉，一边哭喊着：“‘黑二’，走啊，你不跟我们走啷个办？快走啊，走啊……”
狗都不愿离家，何况是人？
这是“狗不嫌家贫”在三峡库区最生动、最真实的诠释。
趸船上、船栏边的几百移民见“黑二”不愿离家，一个个都潸然泪下……
好不容易，这位移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黑二”拉上了大轮船，并把它牢牢地拴在了“专舱”。
猫儿狗儿上了船，这点小小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移民们开始排队上船，他们在护送干部的搀扶下，挥泪走上跳板，走进船舱，走向遥远而陌生的土地……
那几个在岸边吼着要回家的移民，与岸边送行的众乡亲拥抱、告别，然后也一捋衣袖擦掉眼泪，踏着沉重的步子，跟着大队移民乡亲上了轮船。
船上服务员、水手、二副、大副、船长目睹移民离家感人至深的一幕，无不泪水涟涟。
王华在船栏边哽咽着对船员们说：“希望大家永远记住眼前这一幕，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伟大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移民刚上船，还沉浸在别离家乡的悲戚之中，天气又热，第一天吃不下多少东西，一定要多煮点稀饭……”
王华一声令下，船长挥泪拉响了起锚的汽笛。轮船呜咽、悲鸣着犁开波涛汹涌的大江，掉头向大江东缓缓驶去……
当轮船驶过蜿蜒曲折的峡江河谷进入中下游平原，江面陡然变得宽阔起来，眼前豁然开朗。当年李太白一出三峡就触景生情，除了写出《早发白帝城》这一首妇孺皆知的诗章，还吟出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千古名句。
江上微风习习，波光粼粼……
另一艘“江山号”客轮的船舱里，忠县移民局的老杨和几个移民干部、移民围坐在一块看电视。电视里在播出留学生学成归国的故事，这一下撩开了移民们的思乡之苦，一场论争就此开始，移民们连珠炮似的向老杨发问：
“喂，老杨你看，国外条件都那么好了，留学生还是要回来，故土难离的观念，中国人哪个没有嘛？”
“留学生都不愿离家，还把我们弄走……”
“留学生那么高的文化，还是故土难离。你说说，留学生为啥要回家？我们为啥要离家？”
移民这一问还真把老杨呛住了。他心里直嘀咕：电视台也是凑闹热，移民离家泪痕未干，偏偏在这个时候播故土难离的电视节目。
但面对移民咄咄逼人的提问，不回答肯定不行。
他说：“乡亲们提的这个问题相当有水平，我也表示赞同。留学生们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国，正是热爱自己祖国的表现。每一个中国人热爱祖国就应像热爱自己的家乡一样。中国的国土，就是我们的故土，只要在中国国土上过日子，也仍然是在故土上生活。换句话说，移民搬迁，还是算没离开故土。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移民乡亲舍弃小家，为了国家，还是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嘛。”
对老杨“赋予故土新的含意”的解释，移民们睁大眼睛，似懂非懂，明知老杨巧舌如簧，“偷换概念”，却气得一时语塞，也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驳斥他，但总感到有些不甘心。
“你真是树枝上麻雀都哄得下来，劝我们搬到省外，当然比说服麻雀要容易得多。你说是不是？”
“我晓得移民干部都能说会道，大道理小道理说起来嘴巴像吐枇杷核一样快，一个二个说的道理，比唱的戏文还要好听哩。”
“不管你啷个说，留学生都要回家，我把新家安顿好了，还是要回三峡做生意！”
“留学生是‘留洋’回国，我是‘留省’回家，你敢把我咋的？”
“回家！回家！到外省安顿好了就回家！”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电视里都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回家！”
几个移民指着电视机吼叫了起来。
移民的这个问题一下把老杨逼到悬崖边上，他很快清了清嗓子说：“莫吼莫吼，大家来抽支烟，消消火气，我也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家在新家赚了钱，像留学生一样回来投资、做生意，政府欢迎，我也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要是回来修房子、分田分土，就麻烦了。大家都摸到良心手拍胸膛想一想，新家乡已经给你们建了房子，分了土地，兄弟，你不可能‘屙尿擤鼻涕——两头都想捏住’啊？”
老杨说了一句库区最为流行的歇后语，移民又气又笑。
“老杨，将心比心，要是叫你也搬到省外去，你走不走？”
“只要叫我走，我更没有理由不搬。”老杨语气坚定地说。
“你是政府官员，叫你走你不走，是不是怕饭碗踢飞了？”
“移民乡亲们算是理解我了，比方说，政府叫我这次来送大家，我敢说半个‘不’字？我也怕饭碗踢飞了嘛。”
“在船上，我看你们护送干部一个个态度好得很，一个个忍气吞声像‘龟儿子’一样，我们不会闹事的，你放心吧。”
“看来你们移民干部也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哟。”移民七嘴八舌地“数落”着老杨，心里感到十分惬意。
5艘大客轮一同从三峡库区出发，移民们挥泪告别雄奇壮丽的三峡，告别“截断巫山云雨”的三峡坝区，一同通过葛洲坝船闸，一同驶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天，三峡大移民惊动了长江两岸的城市、港口、乡村……凡是船队过往之处，两岸的群众无不驻足观看，向移民船队投去钦敬的目光；过往的大小轮船纷纷让出航道，并拉响一长声汽笛，向移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5艘大船到达武汉，排成一字纵队破浪前驶，长航集团总经理刘锡汉赶到调度室，拿起高频电话向船长逐一询问安全情况，叮嘱必须万无一失，服务、伙食方面一定要善待移民乡亲。
移民船队经过的长江沿途港口，都是威风凛凛的监督艇领航、护航。各地用最高的礼仪，最安全的措施，一路呵护着远行的移民。移民们为自己能享受“国宾级”待遇深感自豪，到了新家，都不忘向新的乡邻大大地“炫耀”一番。
十几万移民走出夔门，或许，这才是梦真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