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反和平演变”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一目标，整个社会的中心和重心都转移到了市场经济建设上。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政治风波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共有191家报纸创刊，大约平均每两天出现一家新报纸（40）。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1992年底为1666种，1995年底重新回到2000种以上，达2089种。除了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一般省市级报纸都增加到8个版面。《广州日报》每周4天出12版、3天出16版。继晚报、周末版之后，1995年1月，《华西都市报》创刊，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41）。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4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从政策上对媒体集团问题做出了回应。1996年1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全国组建报业集团的试点单位。一种企业化的管理制度正式引入新闻事业单位。在传播手段上，除了通讯社、电视、广播普遍使用卫星传输之外，1995年10月12日《中国贸易报？电子版》正式上网发行，网络传播初现端倪。以上各方面的发展说明，信息观念已经落实为新闻传播实践。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除了完成宣传教育中心任务外，开始不断丰富和扩展。
除了媒介结构和规模、经营管理方式、媒介集团化的变化外，市场经济带给新闻传播界的冲击和影响还反映在从业人员的心态变化以及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上。坊间流传的民谣“一等记者卖情报，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奔商潮，四等记者拉广告，五等记者会上泡，六等记者编文抄，七等记者搞投靠，……末等记者写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波是何等猛烈。1993年，也成了与有偿新闻大决战的一年。（42）
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的关系是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有偿新闻、新闻侵权、新闻商品性和职业道德等。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集中在1993至1994年，1995年有所减少。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新闻伦理道德研究开始深入化。1996年4月23日，中国记协学术部与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闻伦理学纲要》（周鸿书，1995）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研讨会。《新闻伦理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现象、规范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为的著作，填补了新闻伦理学专著方面的空白。当然，除了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外，还包括对新闻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随着媒介结构的变化，党报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所消弱，党报如何发挥应有的功能和影响成了一个问题。1995年出现了党报研究热。稍后出现的新闻策划之争也是市场经济对新闻传播实践冲击之下在学界的反映。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43）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44），五年实现了翻番。第五批（1993）和第六批（1996）合计批准了12个新闻学硕士授予点。（45）
研究机构也有增加。截止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46）。1992年6月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方汉奇为首任会长。该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新闻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其研究方法和模式比较固定化，新闻史学会成员之间有较高的共识，即对于如何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有大概相同的认识和判断标准，所以它在诸多新闻传播学术组织中成为最具学术共同体的特征的一个组织。1994年5月25日，中国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举办的第一次新闻心理学的专题学术会议。199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传媒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越来专业化是知识不断专门化和学术研究注重精耕细作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现。
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社科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于1993年4月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继续出版，所载文章也从以史料收集整理为主转变为以发表高层次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为主。1993年5月，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出版。它是我国目前收入条目和文字最多的一部新闻学辞书，学术性非常强，“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为新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47）。1996年3月，《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出版。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传播专业辞书。
市场经济对高校教师队伍也有影响。1995年6月19-28日，由国家教委高教司主持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新闻教育研讨会，也是一次涉及21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教学方案定位的会议。会议分析到，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存在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现象。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热、“脑体倒挂”等社会现象在高校教师身上的必然反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下心去扎扎实实教书、研究，要么离开教育、甚至新闻界，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
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闻与政治联系紧密，大多新闻传播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整个八十年代更是如此。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在很大程度上把新闻传播研究者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48），学术生态因此而改变。在此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呈现出的面貌可以这样描绘，一是对相关政策的积极表态和论述，阐释其合理性以及如何实现；二是放弃新闻改革的奔走呼号，转向知识本身的精耕细作，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前者如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指示精神，各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此的研究文章，强调正确引导舆论的意义。从此，关于舆论导向的研究长盛不衰，除了大量表态性、经验性研究外，直到1996、1997年，对此的研究才开始有一定深度（49）。后者带来的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另外，一批经过严谨学术训练的新闻学硕士、博士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并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基本地位，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郭镇之、尹韵公、秦绍德、李良荣等。这也使得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入门门槛不断提高，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与业务界的研究不断分化。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1993年出版的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前后花了10年时间，通读了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有关资料，作过10000多条名目索引、3000多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50），把分散的、零星的材料系统梳理、整合起来，并创造性地用“精神交往”这个概念加以统合，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信息传播的诸论点理论化、体系化。这一重大创新性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奇方评价其是研究马克思的新视角，“尚没有人像陈力丹这样全面而有系统地就这两位思想家关于精神交往的学说，从整体上进行阐发”。（51）
新闻史研究方面。1992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社科课题，规划于1987年。全书共3卷25章，约263万字，共有24个单位的50位作者参与了写作。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是目前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个案研究方面，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于1994年出版。作者花了四年时间翻阅了新记《大公报》23年全部报纸，摘录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订正了不少前人研究中史实上的夺失，并且不掩过、不溢美，如实评价其得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该书是诸多大公报研究中的一部力作，“最为翔实，也最见功力”，（52）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53）。
上述研究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新闻理论方面。1995年5月出版的黄旦著《新闻传播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传播学重构新闻理论的著作。它把传播理论融入到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中，以“新闻的传播”作为逻辑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党报”、“新闻事业”为中心概念的新闻学体系有所突破。“以传播学的框架重构新闻学”的思路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效仿，之后以“新闻传播学”为名的著作又出版了近10部。
综上所述，从学术构成要素来看，该阶段的新闻传播研究被迫放弃了1980年代集中论述、倡导新闻改革的思路，转向离敏感地带较远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入探究，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性研究为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跃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2.5 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
1997年6月，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新增设了一个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对促进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国家认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新闻传播事业、教育的特点相一致，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一是指研究内容多样化、分散化；二是指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证研究不断增多；三是指研究机构、研究主体的构成也渐趋多样化。
1997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竞争和变革开始加速。传媒构成上，原来是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成为后起之秀，并给报纸、广播和电视带来深远影响。网络媒体的出现被称为是媒介进化史上的新的里程碑。（54）不仅如此，网络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其是一种新的媒介，还在于它重构了传播生态（如虚拟化、深度卷入、网络犯罪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信息传播世界。因此，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也必须是多学科的、多方位的。
报业方面，报纸种数在1997-2006年间一直保持在2000种左右。2003年7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等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开始对报刊业进行建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整顿。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有所减少，但随着版面的增多，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随着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办，这种继晚报之后的新型市民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大地，三五年间，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55）
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从1997年元旦开始，辽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青海、江西、福建、内蒙古、安徽、江苏、陕西、黑龙江、北京和山西等省级电视台的节目陆续上星。1997年8月，国务院批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电视台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报业竞争（主要是都市报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节目均可上星传送。从1998年10月起，宁夏、重庆、上海、甘肃、河北、天津、吉林的电视节目也陆续上星。1999年10月，我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个省份——海南省的电视节目上星。至此，我国所有省级台的节目全部实现了通过卫星播出。电视上星，开始是高原、山区等地方信号传输、提高覆盖率的需要，后来很快演化为一种竞争态势。与都市报的区域化竞争不同，卫星电视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
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1996年，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经过两年的探索，报业集团家数迅速扩大，至2002年底，全国经批准正式组建的报业集团已达39家（56），报业集团的全国性布局基本形成。1999年7月，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入资本市场。相对于报业集团化，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相对滞后，直到2000年11月7日，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才成立。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
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开始凸显。这是在既有传媒体制框架内所呈现出的新的外延性特征，它并没有带来媒介制度的改变，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体制改造”。（57）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超常规发展。199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我国实力最强的两个新闻学院拥有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继拥有了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之后，1999年11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正式挂牌成立，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已进入新的更高阶段。此外，新闻学重点学科也有增加。2002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为重点学科，复旦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学科。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为重点学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学科的设立和保持，一是说明新闻传播学科在国家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二是说明，起码在官方看来，新闻传播学科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这无疑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空间。2002年度（第四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首次出现了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的身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的博士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这也是我们慢慢摸索出的新闻体制改革的可行之路。观新闻编辑研究》入选。2003、2006年又有两篇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58）。虽然与其他传统优势学科相比，获奖的博士论文数量还非常小，但它说明新闻传播学科起码经得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检验和审视了。
资料显示，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66个。1995-1999年，5年增加58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随着1999年全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2000-2002年，新闻学类专业点增加了204个，平均每年增加68个。其中仅2003年就新增100多个。2004年专业点总数约470个。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到661个。（59）另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总体而言，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60）2001和2002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继成立新闻传播学院。由于这两所大学特有的影响力，进一步刺激了新闻传播教育持续升温。
新闻传播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1998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等目标。2002年6月28日，科技部和教育部下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当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作用，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为此，将选择一批研究力量强的高校，进行创新基地建设试点。通过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加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交叉和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它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和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的能力，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科研力量和较高科研水平的研究型大学（61）。顾名思义，科学研究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4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出台、目标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浓烈的社会氛围，同时也对学术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并为未来的发展规划好了蓝图。
从组织到业界、再到教育和科研机构，都兴起了研究之风。1997年11月，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时，新闻论文首次列为我国综合性年度新闻评选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项目。新闻界最具号召力的、半官方组织设立学术委员会无疑表明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1998年3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教育科研战线以外的、也是全国新闻实务界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分别于2004、2006和2007年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辟了大众传媒机构从事高层次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领域。这说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如集团化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开发、媒介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其本身变得比较复杂，需要高层次的研究以科学决策。高校方面，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也相继被批准为重点研究基地（俗称“小基地”）。从名称上我们不难看出，四个研究基地在研究内容上虽各有偏重，但从其具体成果看仍是比较多元的。2006年3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该基地既是一个跨学科、跨部门、国际性的研究实体，也是一个与相关学术机构资源共享、与相关政府部门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也获准设立国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俗称“大基地”）。“大基地”这种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除上述体制化研究机构外，原有民间学会、研究会、学术会议（如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继续存在并定期举行学术活动，一些新的民间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规格、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有：中国都市报研究会（1998）、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2002）、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2006）；较有影响的、定期举办的学术会议有：“全国传媒伦理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9年11月（62））、“中国传播论坛”（2001，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2001年12月）、“中国传播学论坛”（2001年12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3年10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2004年5月）。
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学理论、方法进一步融汇到传统新闻学中。一是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如徐小鸽著《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6）、李广增著《新闻传播学》（1997）、童兵著《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2001）、李元授著《新闻传播学》（2001）、蔡铭泽著《新闻传播学》（2003）等；二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三是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使其地位不断上升，只要谈论新闻学就无法撇开传播学，以至于出现“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与传播学”等暧昧有加的名称，二者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这些名称见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在学界更是可以畅通无阻。这充分表明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除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纪念研讨会（如2001年6月17日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讨会”）、一般研究性文章和教材的出版和修订外（如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辟专章论述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一项规模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于2004年开始实施。是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决定重新编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2004年12月，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等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的编写问题。目前系列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另外，在“八五”和“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课题规划中，该方面的研究占据非常重的分量。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得到了及时总结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康荫、杜丽华著《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概论》（1999）、李雪著《邓小平新闻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2003）、陈富清著《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2003）、雷跃捷主编《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2005）等。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以及丁柏铨等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2006）。此领域的大量研究，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另外，由于思想的解放，学界不再仅仅把它们作为抽象的条条框框，而是按照学术的基本规则（如实事求是、客观评价等）来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理论专著。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地论述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并且对党的新闻思想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作了总体的概括和评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该书注重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地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注意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些关键时期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的真实情况，对其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概括和评价（63），体现了客观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为中国当代新闻史的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话语方式。
这些论著强调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延续，更强调论述的是他们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因此，虽多为历史研究，但仍不失对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情境的现实关怀。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这将引导着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
该阶段出版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专门史研究。2004年1月，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著作，填补了一个空白。以往的新闻史几乎都属于报刊史的范畴，这部专门史的出版标志着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5年3月，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出版。它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多学科视角的、立体的扫描，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并且对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进行了重新评价。地方新闻史研究开始繁荣，如《香港报业纵横（当代香港报业史）》（陈昌凤，1997）、《太原新闻史》（《太原新闻史》编委会，2000）、《东北新闻史》（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2001）、《山西新闻史：新闻传播与山西社会发展》（王醒，2001）、《福州新闻史略》（潘群主编，2005）等。除新闻传播事业史这个中心外，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外围”史研究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如胡太春著《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8）、戴元光等主编七卷本“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001）、李建新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2004）、杨海军著《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2005）、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2006）等。从目前研究形态来看，虽然多为专门史研究，但仍属通史的范畴。在新闻史的叙述形式上，也作了新的尝试，如2000年9月出版的方汉奇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不仅把时间延续至1997年，更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编年史著作，填补了编年史出版的空白。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图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图史》也分别于2002、2006年出版。
传播学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64）外，在地意识（65）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持续深入。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是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一书。四年之后，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全三册）”出版。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作验证，以期检验本土情境是否适用，试图对原有理论提出修改或完善。代表性的研究是张国良教授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如龙耘著《中国大众传媒涵化功能研究》（2003）、丁未著《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2003）、王玲宁著《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王昊著《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2005）等。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除上述两类本土化研究外，创造性的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当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重点资助项目，表明国家对网络传播研究的重视。网络传播研究，初始多为介绍、描述和前瞻性研究，随后陷入无法深入的尴尬境地，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开始下降。（66）经过2000年的转折，网络传播研究不再限于“媒体”这一单一范畴，开始关注网络对社会的影响，视野打开了，研究随之深入。2000年6月，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召开。中国记协向全国新闻媒体发出创办“中国传媒网络论坛”的建议。2002年7月，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成果《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出版，被称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网络新闻传播最全面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67）。2004年5月，“第一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召开。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网络传播专题进行全方位、深入地交流，它的成立标志着学界开始对此开展制度化的研究。2005年7月，系统总结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专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出版，并获第五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标志着网络传播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版图中开始占据一定地位。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1998年第3、4期《新闻大学》连载了时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学界几个来回的争论。争论的内容除了观点、主张之争外，还触及研究规范、方法问题。孙旭培、刘建明、张允若、姚福申在争论文章中都提及学术研究中的概念、逻辑、规范、方法等问题。由于固守传统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早期硕士、博士课程中没有相关课程）、研究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研究内容倾向于实用性对策式研究等原因，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一直比较随意，有论点无论证，或者仅仅限于举例论证，很多都是一些感想、随感或体会，造成学术研究长期无法深入，少有理论、规律的提出。关于研究方法和规范从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之后，一直有零星的论述，如孙振斌《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1983）、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1994）、《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1996）等，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8年的这场论争无疑是一次研究方法的启蒙与普及。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规范“从边缘话题到主流话语”起于1991年11月《学人》的创刊。（68）之前经济学界、音乐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率先开展过讨论，之后则波及各个学科。学术规范讨论蔚然而成“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69）相比较而言，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是比较滞后的。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也与传播学的影响日益深入、研究的不断积累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