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传》，惟庸与陈宁、涂节谋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上变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讯惟庸，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是节本与惟庸同谋逆者也。然《汪广洋传》，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是节于未告变之前已劾惟庸，则非素与惟庸同谋者矣。盖惟庸恨其告变，而反诬以陷之耳。又《广洋传》，帝问惟庸毒刘基事，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乃赐敕诛之。是广洋之死，以朱文正、杨宪二事也。而《惟庸传》则云，占城贡使至，惟庸、广洋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责惟庸、广洋，未几赐广洋死，是广洋又因匿贡使而死矣。二传殊不划一。匿贡使之事，惟庸、广洋同罪，不应独罪广洋，则广洋之死究以文正、杨宪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严刑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独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草木子》。）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重典。”又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朴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明祖多养异姓为子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举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无期功强近之亲，故亦多养异姓子，幼而抚之，长即命偕诸将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辉传》云，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婺州，柴舍、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皆义子也。案周舍即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高后怜之，抚为子，军中亦呼沐舍，后以功复姓。道舍即何文辉，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抚为子。马儿即徐司马，扬州人，年九岁，无所依，太祖养为子，后立功亦复姓。柴舍即朱文刚，与耿再成同守处州，苗帅之乱，文刚欲聚兵杀贼，不及而死。金刚奴无考。又有朱文逊，史不传其小字，亦以养子死太平之难。又《平安传》，安亦太祖养子，少骁勇，力举数百斤。《沐英传》又言，太祖养子凡二十余人，今皆无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尝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于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亦徙直棣、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日久贫乏逃亡，辄选其本籍殷户补之。俱见《食货志》。谓明祖初意，本效汉时徙民实关中之制，其后遂为厉阶云。案黄润玉以父在徙中，请以身代。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壮。”乃使之。旋举顺天乡试。
明分封宗藩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