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迹而史兴。世愈积，事愈多，其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盖有不可枚举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辽阔数千年，世尽狃于目前之近，沿流既远，前后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为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质、文之运，递相救也，亦递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趋，而前代已启其端；有彼一代之所开，而后代遂衍其绪。世第纷然，交眩于成败废兴之迹；回惶变易，则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后之读史者排比事类，商榷伦物，不过取一人一事而予夺之，毁誉之，盖皆未离乎经生之见也。阳湖赵瓯北先生以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自太史出守，擢观察，甫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辑《廿二史箚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覆卒读之。嗟夫！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然则使先生翱翔木天，径青云，以备经筵之启沃，必能援古证今，指陈贯串，否则攵历外台，建牙仗节，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仅托之此书以传也。昔赵中令自谓以《论语》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则何能然，读是书而有会焉，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世尝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岂不谅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谨述之如此。
嘉庆五年五月宝山后学李保泰拜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