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一块碑石
19世纪只剩下最后的两年。这个世纪末在中国的大地和海域发生过许多悲剧，为着结束这些悲剧，中国人，从皇帝到大臣，从士人到平民，似乎都赶着要在世纪日落之前，做一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事情。被称为灾难的1898年，就这样在中国人的焦躁和急切的期待中悄然降临。
戊戌年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碑石一可能是纪念碑，也可能是墓碑。它记述着中国的忧患，中国的抗争，中国的失败，当然，最真实也最永久的却是中国的记忆。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应是传统的中国年假期中，在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核心的几位决策人物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事务衙门约康有为晤谈。翁同龢在此日的日记中记道：“初三日……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款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他们谈了很久，从白天谈到掌灯时分。在翁的印象中，康有为“狂甚”，大概总指的是他的意气如虹的思考吧。但为何又“愤甚”、“惫甚”呢？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因何而愤，为何又感到内心的疲惫呢？对于这位辅佐皇帝的大臣，其处境的艰危和内心的复杂是外人难以猜测的。
被约见的这位三年前发动公车上书的青年人，于1897年的冬月再次来到京城。这时的北京，满城是迷天的风沙，护城河的冻冰之上也铺满了黄蒙蒙的一片。景山的松桕在寒风中萧瑟，周围是―片悲哀无泪的惨烈气氛。他这次来京是由于危急形势的召唤：这年12月15日，德国舰队侵人旅顺湾，占领旅顺、大连。康“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这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以往的三年中，他对自己的变法主张又有了更加深人和成熟的思考。现在由于外患曰深，他急切地希望能够把心中的蓝图变成现实，以期改变中国濒于危亡的国运。但他的这次上书受到工部阻拦没有呈送皇帝。直至第二年的正月方才送达御览。梁启超描述了皇帝阅读康有为奏折时的情景：
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命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于是皇帝做出指示：“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随即日呈递无许阻拦。”即宣取康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呈览。这样，这位来自广东的普通举子，终于有机会接近权力的核心，而且成为播弄戊戌风云的人物。
早春的激动
1897、1898之交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很快就结束了。春节过后，御河里的冰开始解冻，昆明湖边的柳丝开始泛绿，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御道两旁的槐树梢头虽然还是一派苍劲的静默，然而戊戌年的春天毕竟已经来到。
变法因为皇帝接近和使用了一批锐意进取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显然加快了步子。但随着春天的到来，不仅京城春天流行的疾病开始蔓延，而且谣言也追逐着滋生的蚊蝇而传遍了这里官宦的深院和市井胡同。北京的空气里流动着一种悄悄的兴奋和激动，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随着谣言的传播，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安甚至阴谋。举例说，戊戌四月间有一个定官制和设制度局，并三十二局奏议，命交总署议奏。至四月底，延宕不复。皇帝令“再议”。于是谣诼随即飞扬起来，说是要裁撤六部九卿，设定“鬼子衙门”，要用鬼子办事了。又如，五月二十四日旨，“所有天下淫祠尽改为学堂”。此旨一下，马上又有谣言，说是皇上要人天主教了。并且传得非常具体，说是要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等。这些谣言背后的用心十分阴鸷。
传得最多的消息是光绪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淋病、腹泻、遗精、咳嗽，等等。这传言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都说是传自内务府太医院。而事实却是：“言皇上无时不病重，然皇上日口办事，召见大小臣，间数日必诣颐和园向西后请安，常在瀛秀园门跪迎跪送西后，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总之，谣言是故意制造的，谣言只是表层，而在谣言的背后，的确深藏着两派政治势力决斗的危机。
1898年的春天，北京城里虽然不断地下着改革的诏书，而这些诏书大抵也只是诏书而已。它们只是一纸空文，距离实行还有长长的距离。一些衙门，一些决策的大臣，就是把文件压在案头，他们不办。皇帝发肝火也不行，他们显然是在等待。他们在静观政治风云的流变。
文件多了也没有用，现实的中国是即使挪动一步也需千钧之力，何况是改变国运的非凡之举？摆在这位青年皇帝面前的难题实在是太多了，那些年轻气盛而没有从政经验的文墨之士，他们对困难重重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政坛的微妙曲折毕竟是知之甚少的。这里单举一个小小的事例，可见当日的举步维艰。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当年七月二十日在皇帝召见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并“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样的特权的同时，还有如下一则记载：
又旨，修理京城街道，挑挖沟河。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厅。管理沟渠河道司官，顺天府，大、宛两县，步军统领衡门。前三门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谓严且备矣。究其实，无一人过问焉，以至任人践踏，粪土载道，秽污山积，风即扬尘，雨即泥泞，春夏之交，变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来宴如也。洋人目之为猪圏，外省比之为厕屋。然每年碎修经费，所出不赀，及勒索商民讹诈铺户款，又甚钜，奈众人分肥，无一文到工者。岁修之项，工部分其半，该管又分其半；巡察打扫之费，步军统领衙门营城司防内外分之，讹诈勒索，工部不与焉。近日有人修奏，上尽悉其详，及命该管各衡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以示体恤。于是官吏闾民，皆称不便，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呈恳体恤。上引这一则资料，列于苏继袓著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的大事记中。其实它是首都沟渠管理的一个具体事项。这样的事，本不应惊动一朝天子的，但是，居然要在事关国事变革之中特加一道诏旨。这就是说，北京的河道失修，粪便垃圾不能及时处理，虽有各项主管官员乃至一府二县的主事他们在“管”，但实际上却无一人过问此事。而过问此事者，却是日理万机的皇帝陛下。拨下的经费和向士民募集的钱财，不是投放于修整首都的河道，而是在层层盘剥中，饱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他们无所事事，看着苍绳满城飞，堆积如山的粪土发出奇臭，却照样心安理得地做他们的官。一旦这事惊动了最高当局，北京的市政问题竟然要皇帝亲自过问了，他们又反过来煽动商民“联名呈恳体恤”阻烧它的实行。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有一则“皇上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的上谕。史载：“枢臣奉谕后，即力陈北洋海军仰给此项，如一旦停止，淮饷无款可筹；更兼新政创行，诸多用费，请少缓再停。上不允。枢臣再四渎请，上怒曰：‘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勿多言！’枢臣不得已，即商于北洋，禀知太后，皆谓皇上任性胡闹也。”一般的人读这段记载，很难明白所述的内容。其实所谓“海防捐”，只要对照康有为如下一段记述，大体便知究竟：
颐和园广袤十余里，咸丰十年，与圆明、静宜等园，皆为英人所焚，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舰十余艘，至是令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尅，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曰本，实由于是。既提海军之款，营构园林，即用海军之人以督大工，若内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军之差。又虑不足，别于户部之外，开海军捐，二三千金得实缺州县，四五千金得实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实缺道，皆以特旨简放，吏户两部，然其成数既比户部减数倍，于是趋者云起，皆不于户部而于海军焉。然所谓海军者，特南海子颐和园之土木而巳，非海上之军也。（中国新政，名实相反如此。巳未和议成，复停止海军，外国诧其举措之奇，而中国人以为美政。盖停海军者，停园工也。经割台忧患之后，故有此美政，外国人据其名观之，宜其相刺谬也。所谓“海防”或“海军”，指的是以此为由卖官，名义上用卖官的钱来购买兵舰，而实际上却用来修造园林，而主其事者，又从中得到好处。光绪皇帝的诏停海防捐，显然是革除弊政的一个行动。这当然损害了一些官僚的利益，更断了他们的财源。于是他们顽强地阻挠这一命令的实行。了解了这个背景，对上文光绪皇帝“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的愤怒就不难理解了。
每走一步都是沉重
1898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就是如此模样，每走一步都是沉重；每走一步，也都是陷阱，真可说是寸步难行！而这还只是即目可见的事实，至于宫闱深处、大殿阴影里的窃窃私语，盯梢密报，却是异常的频繁和紧张的。光绪皇帝和他周围的那些励志改革的文士们，他们一相情愿地炮制各种改革方案，夜以继日地不断生产着变政的各项诏书。而这些诏书来到各项主管官员那里，因为他们深知朝廷内部的矛盾冲突的各种内幕，多半都故意延搁不办。“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总之，新政多半沦为纸上的文章，那种改革的亢奋，在传统的因袭势力的抵消之下，散发过程中仅仅变为一种空洞的意愿而失去任何意义。而事实往往是，一个改革诏书下来了，不仅不见任何的实行，却是各式各样怪诞离奇的传闻蚊蝇般蜂起。其中最为恶毒的，莫过于盛传皇帝要“易衣冠废礼乐”之说。关于这点，又有一则记载：
戊戍六月，诸守旧大臣以皇上变法，焦虑不已，多有问之荣相者，荣相笑曰：“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京中谣言四起，谓皇上将改衣冠，有地安门外大估衣店请教于满大臣某者，早有此说，以便出货。某曰：“若容皇上闹去，必至如此，恐其闹不长耳。”
这些谣闻无异于要置皇帝和维新派于死地。因为慈禧曾有言：“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所以关于入洋教，宫中设礼拜堂，易服剪辫等等传言，不论动机如何，等于制造给慈禧以公开干预的口实。
这样就发生了那件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件事从流产的政治改革看，是一次确定无疑的失败。这场梦幻般的改革，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开始，到这一年的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出“训政”止，前后维持了103天，被称为“百日维新”。但是，中国从皇帝到士民，一批深深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有识之士在艰难困苦中的痛苦求索，以至最后的流血和逃亡，却留下了一曲迴荡百年的悲歌。
戊戌政变的参与者和同情者中，多是当日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从事政治，是由于外敌压境、内政腐败、国家危亡的时势的逼迫和召唤。他们的言行，带有很多文人的特征和弱点。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由改良派而坚定地站在保皇派的立场，或是由原先的开明转向保守，他们的表现甚至受到时论的谴责，但不论他们在历史的演进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当世的知识精英，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思考，乃至自己的生命贡献于国家兴亡，则是不容怀疑的垂之恒远的一种品质。
那场由救国的激情所引发的悲剧结束了，这些人被称作失败者的形象留供后人评说，然而由民众苦难和社会沦落以及国土的被肢解瓜分所带来的焦虑和悲苦，以及由此唤醒的拯救危亡的热情，却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彩虹。这彩虹悬挂在19世纪的昏黄的天际，也刀般地镌刻在中国人的百年记忆之中。
永远的存留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许多的作为也许会为历史所疏忽和遗忘。但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相联系的奋斗和牺牲，却是永远的存留。这种财富属于精神，它无形，却有无尽的释放。在戊戌政变的灿烂星群中，谭嗣同是一颗耀眼的星。他的短暂的一生是激烈的喷射，如同燃烧的彗星，划过黑暗中国的上空，充分地燃烧，而后消失。如同对所有的历史人物后人均有种种评说一样，关于谭嗣同，当然也有说不尽的话题，例如他的“思想悲剧性”（李泽厚语，和他的“激进”等。当那些后世的评论者以冷静的理性来评说当年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应当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并不处身于潮流之中。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与那件事无关的事后的聪明人，他绝对不是感到了切实的疼痛的当事人。但是，青年谭嗣同关于“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以及随后他以学识和谋略献身于改革大潮的激情，在维新事业失败之后，他临危不惧，断然谢绝了劝他出走的日本友人的好意：“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及至临刑之前的绝命词：“有心杀賊，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语言和行为，如今都化成了一曲回荡天际的慷慨悲歌。它证明人的生命尽管短暂，由于它自身的辉煌，却可以无限地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