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野兔之死，那一阵，最怕的反而是租住地所在生产队记工员的女儿。她比我们中最大的孩子略大。早几年她就高小肄业不再读书了。大家都说她很快会接替父亲，因为她的文化程度已经超过父亲。记工员的女儿大概患有鼻窦炎，长年累月鼻孔底下若是没有乡间所说的鼻脓，就会现出两股鲜红渍印。在小野兔之前，附近所有的孩子也都怕她，原因是这位记工员的女儿，从会吃东西开始，只要一沾所谓有眼睛的食物就肚子疼。吃斋饭、念黄经的和尚尼姑们还能吃鸡蛋，记工员的女儿连鸡蛋都不吃。大人们所说的佛缘当然难以被孩子们理解，害怕的原因是大人们更为通俗地说，她是受天上菩萨差派下凡的。平时孩子们就有些躲避她，这时候便更明显了。关于记工员女儿最后的印象是在小镇的供销社门前，同我姐姐一起互相教对方打毛线。也只有打毛线时，我们才不怕她。之后不久她就嫁人了，似乎不到十六岁。婆家离开只有十几里远，我们却觉得足够安全，不用怕她了。
乡土的童年，那些大树上，一年四季都会吊着一只只硕大的“葫芦包”。如果要用文字来规范，应该叫马蜂窝。男孩子几乎人手一只的弹弓，最大的用途，同时也是最惊心动魄的用途，就是埋伏在各种各样的地形后面，对着高挂在树梢上的“葫芦包”射去。只要被射中，就会有大群的马蜂沿着弹丸的无形轨迹俯冲而来。此时此刻，孩子们便会齐声喊着：日本鬼子来了！一边将各自的身子一动不动地藏起来。这样的日子每年都有许多，最盼望的就是将那“葫芦包”一举击落。真的击落了，又马上变成我们的最怕。无数失去巢的马蜂，会在头顶上盘旋许久。最长的一次，我们曾趴在一条地沟里整个下午都不敢抬头，眼看天都要黑了，因为怕回家晚了挨骂，大家便学电影中的土八路，一步步地倒着往远处爬。在乡土的童年中，这样的马蜂并不可怕，马蜂个头很大，看得见不说，真的飞近时还能听到嗡嗡声。最令我们不寒而栗的是那种在地下深处做窝的土蜜蜂。土蜜蜂很小，哪怕是一大群飞到头上了，仍看不见。在乡土，能让孩子们害怕到不敢下手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没根没底无影无形虚妄的事物。
关于土蜜蜂的传说深深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土蜜蜂没有马蜂多，其中适合孩子们攻击的更少。那些将巢筑在石缝里的土蜜蜂，孩子们看见了也会熟视无睹，唯有那种在土里安身立命的土蜜蜂才能得到我们的青睐。传说中，土蜜蜂的巢里有大块的蜂蜡，甜得不得了，又说附近的某某人曾经挖开一处土蜜蜂的巢，取出蜂蜡，最大的一块有十几斤重。这样的传说，没有哪个孩子不相信。所以，一旦发现合适的土蜜蜂巢，常常会同时吸引几群孩子上前发动攻击。所用的方法大同小异，都是在锄头柄上系一根绳，由力气大的孩子上前去，挥起锄头对准蜂巢进出口，猛地挖下去，然后扭头跑回预先选好的藏身之处。其余的孩子则抓住绳索，用力猛地一拉，蜂巢上面的一堆火顿时飞扬起来。有一窝土蜜蜂正好在生产队记工员家后面的红芋地边。附近的孩子几乎都来攻击过它们。受到攻击的土蜜蜂，很快就会从被锄头挖得稀烂的土堆中掘出新的出口，疯狂地蹿出来。有一次，正在家门口打毛线的记工员女儿，被愤怒的土蜜蜂当成了报复对象。女儿挨蜇肿成了四大天王模样，记工员一怒之下，拿起生产队的喷雾器，拧掉上面的喷嘴，将长长的喷管直接插入土蜜蜂进出的土门，灌进许多可湿性六六六粉。本以为那些土蜜蜂必死无疑，哪想到时隔一夜，土蜜蜂们又顽强地从土里钻出来，翱翔在仿佛比我们更熟悉的乡土之上。
记工员女儿的怪癖正是趁着这个时候往我们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当我们一边窥探记工员的动静，一边做那重新攻击土蜜蜂的准备，隔得如此之近，一直十分了解的记工员女儿突然被人说成是有佛缘，大人们只说一句话：若是闹得土蜜蜂再次蜇伤记工员的女儿，当心菩萨会在夜里敲你。在乡土，人人都晓得菩萨会敲人。孩子们在一起讨论菩萨如何敲人，方案全部来自大人。其实大人们也不清楚所谓的敲。有人说，就像大人打孩子时最方便的动作那样，将手指弯曲起来，用那坚硬的关节狠狠叩那还没长圆的脑袋。有人说，不过是用手在头上摸一摸。有人说得厉害一些，形容敲就是往人的脑筋里放入一件如紧箍咒般的东西。最为恐怖的一种解释是，菩萨趁人睡着了做梦时，凭空一挥手，将一颗人头变换成狗头或者猪头。关于此种神秘莫测的敲到底如何，至今我也不清楚，甚至连是否应该使用敲打的敲，来约定乡土中人所共知的菩萨的敲，我也不敢说是十分正确。
那些普遍流传在田野上的诸多乡言俚语，从来就是字典与词典的天敌，能用此“敲”来形容彼“敲”，已经是一般读书人的侥幸了。
此前一年，我在一所名叫金家墩小学的学校里读三年级，学校只有一到四年级，要读五年级和六年级就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读另外一所完全小学。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女儿初中刚毕业，在家里没事，听说搞社教的工作组领着一群民兵，要去附近的乌云山，砸那山顶大庙中赫赫有名的菩萨，便跟了去。后来，在我读高中时，也曾爬上了乌云山顶。那一年，松毛虫特别凶猛，漫山遍野青翠的松树全被伤害，远远望去如同山火烧过。从省城里飞来的安二型飞机撒过农药后，当时还叫革命委员会的当地政府又下令让所有学生上山捕捉残存的松毛虫，免得它死灰复燃。刚开始大家还很认真地去捉松毛虫，特别是爱逞英雄的男孩子，大多不按老师说的用筷子夹，而是直接用手指去捉。更有将手掌摊开，让松毛虫在上面慢慢爬行。这种事总是以无趣为结局，随着被吓得往山下跑的女生，在女老师的带领下渐行渐远。留下来的清一色的男生，不知被哪根筋绊动，突然发一声呐喊后，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往顶峰爬。一九九五年秋天，有机会第一次登临武当山，站在久负盛名的金顶之上，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乌云山。在大人的言谈里，乌云山上的庙宇曾经是何等恢宏，不说与峨眉武当平起平坐，起码也是相去不远。在武当山金顶，我更加相信这话。没有成为名胜的乌云山一样很雄壮，能将许多的砖木石瓦运上山巅，再在岌岌可危的险峰上，建造哪怕成了废墟也还动人心魄的乡村庙宇，这样的功夫会将心灵磨出老茧。乡土的神迹，在它认为是必要时，就会表现得十分残酷。王老师的女儿从山上回来，当晚就突发癫痫，在问遍乡间各类名医之后，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王老师也依了乡间盛行的冲喜之术，将女儿嫁给了当地一位只读过初小的农民。婚后不久，王老师的女儿就因癫痫发作，正在洗的衣服没洗完，便倒进水塘里溺死了。凡是晓得的人，全部异口同声地说，王老师的女儿让菩萨敲了。
受到可湿性六六六粉重创的土蜜蜂，复原得比先前还诱人。
只是无人再敢去惹它们，不为别的，是真的害怕记工员的女儿与神灵有某种联系，万一被她在菩萨那里进了一言，换来被敲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
在乡土，几乎处处都能见到这类平凡的神迹。乌云山顶上的那座大庙十几年就又有了新的。仅仅只是恢复还不算，这十几年里还一次次地推倒重修。从第一次的两间简陋瓦房，一步步被当地人重建成颇具规模，既有雕梁画栋，亦有塑金佛像的恢宏庙宇。一般的来看，都会将这最高山峰上的人工建筑当成神迹。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一直是玩伴的一位同学，在九十年代那一阵，因其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曾被称为国内证券界大鳄。那一年，在武汉见面时，他突然说，自己下一个心愿是重修乌云山大庙。原来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经跟随大人们到乌云山上拆过庙上的几片瓦。小时候的伙伴如今已是饱经风霜，看上去起码要比我年长二十岁。他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烁着的是那种童年时明白做错事了的那样羞愧。
是真神迹从来就是化有形为无形。在乡村，如果有幸遇上一位身如枯槁、颜面苍虬的老人，或是背着一根桷子，或是掇着几片琉璃，走在通向山巅的小路，那才是真的神迹。也只有了解到无论那庙宇工程有多浩大，做工艺的当然是青壮男人，那一砖一瓦，多数是由生死两苍茫的老人送来，才能理解神迹在乡村中的真正意义。一如曾经捉到过的小野兔和刺猬，还有那个从小就不向有眼睛的食物下筷子的记工员女儿。在乡村，最神圣的事物也不会与日常生活无关。人生成长，有那么几年，最让我害怕的是上完厕所后所受的煎熬。如今，我最不能接受的观点是说，乡村愚昧无知，对现代文明有着天然的拒绝心理。那时候自己正在读小学，在乡土中普遍流传着一种经典说法，文字是孔夫子孔圣人发明的，谁用有文字的纸张揩屁股，就会瞎眼睛。这样的训诫如果不是对文明的敬畏，对文化的保护，又能是什么哩！那时候的乡土，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户男女老少都不识字的人家；然而，要想找出一户神龛上没有几本枯黄得疑似古籍的人家极为艰难。乡土人家视古籍为镇宅宝物，一代代不晓得传了多少人的书籍万一遭到损毁，主要原因总是那专门吃纸的书虫，并且绝对不是出于主人的故意。
所谓神迹往往似是而非，真正的神迹其实看上去总是如此信手拈来。一辈子以乡土为生，依乡村做伴的爷爷，在八十八岁那年，终于走到生命尽头。目睹爷爷收拾完人生最后一丝风采，让我日后时有感悟：自认高贵的人，只有当面对生命烟消云散时才明白，一切生命，哪怕曾经被他人尊之为伟大不朽，在本质上与那只小野兔并无不同。乡土中最刻骨也最文雅的咒语是说，不再吃人粮了！属于爷爷的最后十几个日出日落，天设地造了一篇篇可以阅读、可以梦想、可以抚摸、可以拥入怀抱的神迹。是谁在使爷爷一点点地断绝人粮，从米汤到糖水，再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清水？恍如夜风中一粒烛光的爷爷，平静地洗净了整个肉身，仙风道骨地躺在那里。终于等到了那一刻，早晚都要来家里为爷爷巡医的大夫，冲着我们轻轻点了一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