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洲的花园山城‘埃博拉被称为“非洲死神”，复杂的改造方案，一串千奇百怪的钥匙塞拉利昂共和国位于西非大西洋岸，北部及东部与几内亚接壤，东南与利比里亚交界。首都弗里敦，意为“自由城”。
塞拉利昂拥有近500公里的海岸线，自由城弗里敦就栖息在这条海岸线上。浸润在大西洋的碧海蓝天之间，弗里敦终年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成为西非洲一座美丽的花园山城。塞拉利昂拥有丰富的矿产，其中最为著名的塞拉利昂血钻石，十分昂贵。
但是，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昂贵的血钻石并没有给塞国人民带来相应的福利。
塞拉利昂，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欧洲奴隶的来源地。现今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无论是购买能力、国民健康或是受教育程度都在世界后列。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2年人类发展报告》，塞拉利昂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87个国家中居第177位，之前曾连续4年位居世界末位。5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2年人均寿命48.1岁，约有19.2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疟疾、肺结核、伤寒、霍乱和拉沙热等疾病流行。
最糟糕的是国家建设严重不足，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因内战而崩溃。直到21世纪初战争趋近尾声，大量的外国援助随之涌入，塞拉利昂才开始了艰难的重建。
抛开抽象的概念，一些具体的现象似乎更能形象地说明塞国目前的状况。
塞国国土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全国唯一的一条不到1000公里的等级公路是我们中国援建的。殖民地时代的铁路40年来从未运营过，最后被卖给了废品收购公司。首都弗里敦有100万人口，但是这座城市没有红绿灯，没有地下污水管道，大街上明沟排水，逢到雨天整座城市污水横流。当地最好的办公楼、最好的体育场、最好的宾馆也都是中国援建的。
塞国的卫生条件更为匮乏。整个国家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防控体系，全国640多万人口，只有注册医师140多人，护士2200多人，以及6辆救护车。眼前的这次埃博拉疫情，已经杀死了一半的医生，报废了两辆救护车，护士也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国家如何对抗埃博拉？
秦恩强是三〇二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二科主任。他从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这所医院，硕士、博士读的也都是传染病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直和“这玩意儿”打交道。
这一次，他被任命为援塞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对于秦恩强来说，任务同样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得让他这个在传染病院身经百战的人都措手不及。
作为一名传染病专家，自从埃博拉在非洲由点及面地蔓延起来，他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此事。就在前一天，他还和李进副院长一起到总后卫生部防疫局探讨了埃博拉疫情的进展情况。
秦恩强曾经两次去非洲执行任务，一次是到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协助两国建立国家抗疟中心，一次是伴随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出访吉布提、肯尼亚和塞舌尔，对非洲的整体状况、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有大致的了解。
但是，关于埃博拉，他的全部知识储备来自网络和媒体。
1976年，埃博拉病毒病首次在非洲发现。在此后的30多年里，它就间歇性地在中非热带雨林一带小范围地流行，主要以偏僻的村庄为主，先后共发生过27次。
因为烈性传染和高死亡率，埃博拉被称为“非洲死神”。
这一次，“非洲死神”是在光顾了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之后，于2014年5月侵人塞拉利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研究成果显示，此轮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很可能源于一名生活在几内亚、已经去世的两岁“小病人”，这名“小病人”生前曾被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果蝠叮咬。
分析称，在受果蝠叮咬后，这名婴儿开始发烧，排出黑色的粪便并且呕吐，研究人员认为其是“0号”病人。此名婴儿在发病4天后死亡。研究人员事后追溯了这名婴儿的家族，发现了一系列埃博拉感染病毒的连锁反应。
在这名婴儿死去后，孩子的母亲出现出血症状，并在一周后死亡。然后婴儿3岁的姐姐也随之死亡，继而婴儿的祖母死亡。婴儿一家所在的村庄位于几内亚南部靠近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的边境地区。而就在几名村庄外部的人员参加了婴儿祖母的丧礼后，陆续出现了感染症状。由于埃博拉病毒随着前来参加葬礼的人越传越远，疫情范围越来越大。
“对于埃博拉病毒医学界所知甚少，尚无可用的已获正式许可的特效治疗方法或疫苗”，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专业人员，其中的分量秦恩强自然知晓。
2003年“非典”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对北京最早的“非典”病例那一家三口的抢救，就在那场抢救中，他的十几位同事被感染，他自己也被查出抗体阳性，所幸并不严重，让他逃过一劫。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急诊室里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抢救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同样是“医学界所知甚少”，同样是“尚无可用的已获正式许可的特效治疗方法或疫苗”，同样是大量的医务人员感染和死亡，今天的埃博拉，多像是当年“非典”的翻版！
所不同的是埃博拉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高于“非典”。
还有一点不同，也是最让他感觉沉重的，那就是抗击“非典”是在我们自己国家，是在我们拥有完备的医疗防疫体系和国家动员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一次却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是在贫穷落后的西非塞拉利昂。
从机场到医疗队住地有四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情景让秦恩强的心瞬间沉到谷底。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人们并无半点防护，甚至连一个戴口罩的人都看不到，好像人们对“非洲死神”漠然无知。几块写着“埃博拉就在眼前！”“把埃博拉踢出去！”的宣传牌零零星星地竖立在街边路口，显示出政府动员能力的苍白无力。这和当年国内发生“非典”时的情景简直是天壤之别。
坏了！这是职业的敏感让秦恩强产生的第一个条件反射。
在一个发生了严重疫情的国家，百姓如此缺乏防范意识，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秦恩强第一次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医疗队的工作地点，设在弗里敦市郊的“中塞友好医院”。从医院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中国援建的医院。塞国人叫它“塞中友好医院”。
塞中友好医院由四栋二层小楼组成，供医疗用的三栋楼在一条轴线上依次排开，中间有修长的走廊相连，是一个典型的王字结构。这种医院造型也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医院的典型造型。
这是一片黄白相间的建筑，若是在国内，它或许并不起眼，但是在贫瘠破败、百废待兴的塞国首都弗里敦，在西非辽阔的蓝天白云映衬之下，它漂亮得让人赞叹！秦恩强在第一眼看到这座医院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赞美。
此时，医院处于关闭状态。关闭的原因是之前医院接收了一名重症病人，接诊的护士就戴了一个口罩、一副手套给病人检诊。几天之后，那个病人去世了，确诊是埃博拉。整个医院都吓坏了，所有的医护人员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看门人，医院就关门了。
医疗队到塞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塞中友好医院改造成一座能够接收埃博拉病人的传染病医院。但这并不容易。
塞中友好医院是一家综合医院，医院的布局也是按照普通综合医院设置的，比如它的第一栋楼是医院的门诊，第二栋楼一半是病房一半是包括X光在内的各种仪器检查室，第三栋才是纯粹的病房楼。
这种医患混杂格局，严重违背了传染病的收治流程，必须加以专业改造。
那么，怎么改呢？
在对医院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以李进、秦恩强为首的几位专家提出了一套改造方案。
在这套方案中对医院“三区两线”进行了重新划分。所谓“三区”就是污染区、缓冲区（也叫潜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两线”就是病人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首先把第一栋门诊楼改为病房楼，即污染区；第二栋楼为缓冲区，用于医护人员从污染区出来以后的消毒和清洁；第三栋楼为清洁区，是医务人员在不穿防护服的情况下值班、办公和临时休息的地方。区与区之间打上隔断，设立门禁。就连院子里也用栅栏按区阻断隔离，把病人严格地限制在污染区。医护人员进污染区走一条通道，出污染区走另一条通道，两条通道互不交叉，不走回头路。每条通道都要依照从清洁到污染的顺序打几道隔断，设几道门，每进一道门应该穿什么，应该放什么，在哪个地方脱手套，在哪个地方洗手，都要有明确标志……这实在是一套很复杂的改造方案。方案一出就产生了分歧。
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否要对医院进行大动干戈的改造。塞方的卡努院长迫于日益严重的疫情压力，希望能简化程序，使医院尽早开诊，收治病人。医疗队的同事也因为所攻专业不同，在认识上存有不同看法。就连我驻塞大使也提出了疑问，因为这样改造下来，只能展开40张床位。大使说，为什么第二栋楼不能收病人？大使对塞国人民的关切之情，显而易见。
但是秦恩强们不肯让步。
他们的理由简单而又充分。
根据塞国政府的安排，他们将要展开的是一个埃博拉病毒病留观中心，所谓留观中心就是把一众有明显症状的疑似病人收集在一处，进行观察和检测，确诊为埃博拉就转去治疗中心，排除了埃博拉就返回社区。也就是说所有被送来这里的疑似埃博拉病人很有可能就是真的病毒携带者。如果不严格按照传染病医院的正常流程设计、改造病房，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医护之间的相互感染，必然无法控制，那么这个埃博拉留观中心就将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病毒传播中心。已经频频发生在各国医护人员身上的感染病例，就是先例。复杂的改造方案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对留观病人的监护，同时也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
各方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改造工程很快由我驻塞大使联络驻正在塞国援助建设的中资企业予以实施。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秦二人的严谨和执着是有先见之明的。
其实到了塞国以后，还有一件事一直让他们耿耿于怀，那就是他们得知在塞国是实行土葬的，这个国家既没有殡仪馆，也没有火葬场。如果真的有队友牺牲在这里，那他就要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所以有一个信念在他们心里坚定不移，决不能让队友们遭遇感染，决不能让同事们回不了家！为了这个信念，宁可做得过一点，也不能留下半点的疏忽和遗漏。
至于这个过一点究竟过在了哪里呢？后来我得知，在设计医护人员通道的时候，他们多设置了一个缓冲区，这个预备的缓冲区不久就派上了用场。
改造的过程依然艰难重重。
医疗组医生李志伟在医院改造过程中，负责监工。这位三〇二医院肝胆外科一中心副主任，在监工过程中遭遇的难题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绝不可能遇到的。
举一事为例。
因为医院的人们匆忙逃离，他们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施工的时候只能将所有的门硬性撬开，然后再重新配锁。出乎意料的是，这却成了一个大难题。原有的门锁是十几年前中国援建的施工队安装的，要配到合适的锁芯真是难乎其难。当地的锁匠也是十分的难请，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到医院改造全部完工，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医院第二天都要开诊了，锁匠还是没有露面。无奈，塞方的卡努院长只好亲自出马去找，这才把锁匠找来了。但是锁芯还是没有配齐，只能有什么用什么，于是各个门看起来就是千奇百怪，有的门是暗锁，有的门是挂锁，有的干脆就在门上直接开一个洞，用自行车的环形挂锁勉强锁上。于是整个医院就有了一串大小不一，长短不齐，千奇百怪的钥匙。
尽管改造的过程很艰难，尽管改造后的塞中友好医院算不上一个理想的传染病院，但是已经符合了作为一个埃博拉留观中心的基本条件。李志伟说，根据世卫组织当时的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埃博拉并不通过呼吸道传染，一般也不通过消化道传染。但是，我们的改造方案还是兼顾到预防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的可能性，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的设计更加严谨。
医疗队还为医院特别安装了两套现代化的保障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体温连续远程监测预警平台。视频监控系统不但能对医院所有重点部位实施全方位立体监控，还能将污染区的病历资料通过专用摄像头传输并储存到清洁区的电脑上，以便值班室随时调取整理，确保了病历资料的清洁完整。而那个体温预警平台，可以24小时连续不间断地对留观患者进行远程体温监控。
从设计方案到完成施工，一共用了7天时间，一所可以收治各类烈性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建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