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之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阴阳伏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後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後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後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後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後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ひ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ひ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後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後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後，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後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囗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後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後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後，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後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牾复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後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後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後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