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反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不很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
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
事隔40年之后，重读邓小平这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在这里不只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作了客观的公正评价，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远未成为党内的共识。
对高岗、饶漱石的结论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入史册的。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强调了增强和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重申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决议明确规定：
“全党高级干部的必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这就不只重申了党的纪律，而且划清了党内组织是非的界限。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然而，在这次全会上，尽管对高岗、饶漱石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但高、饶却执迷不语，不作深刻检讨，痛改前非。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经毛泽东修改批准，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悔改，于1954年8月17日再次取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也拒不彻底认错。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遂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40年后的评说
1954年到1994年，整整过去了40年，对七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
从组织上解决高饶问题来说，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全会通过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防止党内出现类似高饶那样的地下宗派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今天看来，四中全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解决好问题，即未能如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的，鉴别党内的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点，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什么超越时空的、抽象的所谓政治立场。正是在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全会留下了空白。
于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年3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讲话”，诬蔑刘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到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林彪在报告中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对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当然和七届四中全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毛泽东先是要高岗找刘少奇谈清问题，继之要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以及全会根本没有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这就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显然，这与“文革”又是有着潜在的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