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王爱红的诗，我感觉其中与自然有关的句子不再是来源于范畴明确、训练有素、可比较的世俗艺术领域：它们不是严格管制精神作坊里锻打出来的铁块，而是从不可见的灵感天空跌落下来的陨石，充满了自然世界的神奇魔力。一般说来，每一首真正的诗都是无意识、灵感和有意识的艺术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有时这种因素强一些，有时那种强一些。在王爱红最近出版的诗集《清月飞花》里，绝大多数诗篇仿佛只遵循声音的和谐或者只揭示事物的本相；一切制约、间隙或形式都被自然的音符所滑过。因为节奏自身就已经是美妙的，它的原始力量流回了永恒之中。有时候，我还可以感觉得出，这个游离了自身的王爱红也在抗拒这种自然的力，我可以注意到，他是多么努力地想停留在一个诗歌意象上并进一步去塑造它，但那股自然之力却总是把他从尚未完成的主题旁拉开。根据《鱼和鸟的爱情》一诗中的诗意的指向，诗中的鱼和鸟似乎反过来对大自然中的鱼和鸟进行某种修正，而这一美学见解也正是西方古典诗学所津津乐道的：“诗虽然不受自然的束缚，却对自然是有益的。自然中本身丑恶的东西，如残酷的战争，违背自然的怪物，在诗中都变得可喜可爱。……人类的才智在诗人的身上达到了最高峰，几乎可以和造物主进行狂妄的对比。……诗人与学者之比，就像一个蹩脚的画家与一个天才的画家之比。学者只是如实地摹仿对象，诗人则在渊博的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种神明的思考，思考那些概然和当然的事物，他把自然对象描绘成符合理想的、感人至深的形象。”章启群：《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06-207页。不过，自然的力量最终将超越一切，诚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不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相反，自然似乎是有意识的；它有既定的发展方向，亦有受内在法则制约的运作方式和程序。自然仿佛了解自己的希冀，熟悉自己的生产动机和目的。”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第211页。
关于王爱红的诗，我就暂时说到这里。谈到“第三条道路”的现状，除了女诗人之外，我认为我们应当重点关注以下诗人，他们是王鼎、田樾、亦言、孙汝春、竹临石、莫非、云外野鹤、老巢、凸凹、三原、简宁、原野牧夫、卢卫平、青海湖、西北龙、赵思运、唐诗、柳荫、斯如、张选虹、胡应鹏、高梁、王客枫、元谷、叙灵等。这些诗人并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的，他们中有的至今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甚至是“新古典主义”范畴，前者多一些，后者如诗人王鼎，诗很美很典雅，如他的《我匆匆旅铃扰动了你的睫林》、《又是霜街流过月光溪的季节》、《铎声如骤雨倾然而至——一个秋天的童话》，等等。现在我们欣赏欣赏王鼎的《我匆匆旅铃扰动了你的睫林》一诗中的第一段：
我匆匆旅铃扰动了你的睫林
潭秀如许林清如许
你娇柔的酒旗风唤我小憩
何须助译，我读得懂你的鬓角
黄花那有形的偈语
所以我和诗人王鼎在一起时，曾开玩笑说他是中国新诗史上“后现代古典主义”的奠基人，王鼎听后哈哈大笑，一副极其开心的样子。当然，看见他老兄开心，我也就特别高兴。接下来，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其简洁表述即：“在将语言视为从一致性的一种失落的过程中，现代主义常常通过建议表示沉默或破坏语言的作法，力图恢复语言的原来状态；后现代主义接受那种区分，以笛卡尔解释思维方式来使用语言和自我定义——即将其作为同一性的基础。这样一来，现代主义更趋向于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神秘性，而后现代主义尽管表面上具有神秘性，其实则无可挽回地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
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1版，第178页。
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后现代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王鼎的诗创作主要凭借他观察事物和洞察人心的灵敏感觉，这种感觉也就是“诗性感觉”和“神秘感觉”的有机结合。“感觉并不比理性和语言低劣。它是整体的一部分。为了活着，词语必须世俗化。它们不得不成为生命气息的一部分。”
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1页。
在此，我想补充一下“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目前所举办的“第三条道路”诗人们的作品在线研讨会，感觉特别圆满和成功。在网站（论坛）上讨论诗歌艺术问题，其间的热闹、乱中有序、超时空、诗人们之间的种种感应，我觉得实在是充满了后现代色彩。两个多月来，依次举办了雷子、青海湖、简简柔风、夕婉、梅笛和元谷的诗歌作品在线研讨会。这几次研讨会我都参加了，也做了相关的即兴发言。说实话，我感到自己完全乐在其中。
三、后现代方向：走向实践诗学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整个路程的彻底反思，是对历史上已经完成了的各种‘启蒙’的‘再启蒙’；其根本诉求，是在摧毁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寻求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达到精神活动的最大自由，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不断超越的目标。然而，他们不断超越的目标本身，又是在不断更新中被改变。因此，严格地说，他们的超越活动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正在成长，并不断更新的当代思潮和社会文化实践，它是以不确定性作为基本特征的。”高宣扬：《后现代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页。很多人由于没有理解“后现代”的最起码的内涵，所以最初刚读到我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一文时，甚感惊讶。他们以为“后现代”就意味着“混乱”、“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弱智”、“粗话连篇”等等。经过反复地启蒙，现在他们可能知道了后现代的本相和本义其实就是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也是一种实践，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等等。由此观之，我们认定“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是如何充实“第三条道路”的内涵，以及它作为我们当下论述的所谓“实践诗学”的哲学依据和美学旨趣。
通过在理论范畴持续不断地转换，“第三条道路写作”正在从最初的比较偏重于纯粹思辨的、因此从理论和诗歌文本两方面看都比较羸弱的一个普通诗学术语，一变而成为日益走向实践的、因此从理论和诗歌文本两方面来看都充满强大生命力的诗学体系。基于此，我将“第三条道路写作”命名为“实践诗学”，以区别于此前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诗学。
所谓实践，如前所述，显然是相对于思辨而言的。而所谓诗学，根据钱志熙的研究，“诗学作为专门术语并被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元明时期出现了不少以‘诗学’命名的著作。这时‘诗学’一词才与一种理论相联系，但它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严格地说，以‘诗学’命名的这些理论性的著作，并非诗学本身，而是对诗学的一种理论表述，真正的诗学，仍然是指存在于创作实践中，作为创作之前提的实践的学艺。……它是用来指称诗歌创作实践体系的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当然也包括由这个实践体系所引出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并且，同许多概念都内在地含有评价性（因为只有当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完全地实现了其全部内涵时，这个概念的使用才是合理的），诗学一词本身也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内涵的概念，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可称之为诗学，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其诗。所以当‘诗学’用在具体的诗人时，同时也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只有在创作上渊源有自、有道有法、造诣深厚、自成一家的诗家，才可以用诗学二字去概括他的实践体系。”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6-8页。毫无疑问，这段话也适合于一个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错误在于绝对的现代。我们是否可以对“现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引起的兴奋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似乎包含着另一个问题，即关于那种兴奋的真实性，以及它从中产生或是对其作出存在主义反映的那种概念的真实性。如何根据历史证据比较这些反应，甚或单个地演绎和重构它们？但文学文本似乎一向都提出这种问题，因而它变成了一种“期待的视野”（加德默语），一种同时期的阅读与我们自己的阅读的兼容性。“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尽可能避免“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所犯错误的历史性产物，因此它总是在后现代的视野逡巡，并常常将自己的目光停留在“现代性”上，不是为了回忆，而是基于一种创造的需要。“人们不可能建议安全放弃现代性这样一个术语，除非接受那些痴迷者怪诞的观点，而对于我们，熟人们会告诫我们，当着他们的面‘不要使用禁忌的词’。无论如何我已经表明，如果只是把现代性用于过去，那么对于形成选择性的历史叙事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转义，尽管它必然继续承受意识形态的指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称作乌托邦的欲望全面代替现代性的主题。我们需要把庞德确定乌托邦倾向的使命，与本雅明关于它们的根源的地理学以及对它们现在在多种海平面上的压力的衡量结合在一起。现时的本体论需要未来的考古学，而不是过去的预测。”
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80-181页。
蓦然回首，“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理论体系之所以迄今并没有完全成型，究其实质，乃是因为“第三条道路写作”从1999年正式问鼎诗坛以来，其诗学理论脉络均处于不断生成、不断调整、不断重构和不断阐释的过程之中。一言以蔽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理论体系其实就是不断敞开、不断走向实践的诗学探索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写作”天然地属于“实践诗学”。在无休无止的“实践”的基础之上，“第三条道路写作”已经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以及由此而必然派生的文学运动。而后者的出现显然应归功于王代生、竹临石、简简柔风、夕婉、亦言等于2006年2月8日创办的“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该网站包括“诗歌论坛”、“小说论坛”、“散文论坛”以及“哲学论坛”、“宗教论坛”等栏目。需要说明的是，该网站在创建之初，正逢我生病之时，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的创建，在最关键的时候挽救了“第三条道路”的命运。
自从1999年12月我亲手缔造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之“诗歌流派”运行至今，令人欣慰的是已初具大型诗歌流派规模。因此，目前我开始构思“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小说流派”和“第三条道路写作”之“散文流派”，其理论探索的前景可能将寄望于亦言、斯如、周慧、张延文（上帝的拇指）、杨沐、李祖德、紫陌红尘等实力评论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发现我们身边的事物是多么困难啊。”而我的兴趣恰恰就是这些“身边的事物”，比如“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优秀诗歌、优秀小说、优秀散文和优秀评论，等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试图将构建“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小说流派”和“散文流派”纳入当下的思想范畴，主要在于“第三条道路写作”之“诗歌流派”迄今已拥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诗学文章：李祖德的《论第三条道路》、赵思运的《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我之辨析》、罗云锋的《“第三条道路”诗歌——无道之路》、斯如的《舌头上开赌场——兼议“第三条道路”》、赵四的《“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文本史纲》、周慧的《论“第三条道路”的“是”与“非”》和黄玫的《“第三条道路”诗学思想及其文本分析》，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上述几位青年诗评家的振臂一呼，使“第三条道路写作”一跃而尽显大流派或预示着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学思潮的风范。
（一）“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实践诗学的理论基础：实践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