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56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批判运动连年不断，肃杀的板斧已欲抡起，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由于刚刚摆脱三十多年的战乱和殖民地的屈辱，无比珍视久违了的统一、独立、大规模的建设局面。他们尚未感觉到这些政治运动会殃及自己，也料想不到一个更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会接踵而至。他们在自1949年到1956年这一相对安定期里，满怀热情和信心，建设着一个新的中国。“建国文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
由何其芳的抒情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登记》、长篇小说《三里湾》，老舍的三幕话剧《龙须沟》，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曹禺的四幕话剧《明朗的天》，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构成的“建国文学”，表现的是统一、独立、建设“三位一体”的思想。歌颂结束几十年内战而实现了的国家统一：我祖国的疆域是多么广大：北京飞着雪，广州还开着鲜花。我愿意走遍全国，不管我的头将要枕着哪一块土地睡下。（何其芳《回答》）表现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的屈辱，获得独立之后，精神上站了起来的现实，奏出了民族主义强音：“美国人为什么要那么慷慨呢？我看强盗不是随便发善心的。…‘文化侵略是他们最恶毒的办法，那是攻心，叫你成为自己的敌人。”（曹禺《明朗的天》）建设是“三位一体”思想的中心。“建国文学”反映了建国初期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局面和强烈的建设思想。《三里湾》呈现的是一幅农村建设的图画。《青春万岁》表现的是准备投入建设事业的热情。而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代表的“干预文学”，则主要是暴露干部中存在的有碍于建设事业发展的不良作风，表现关于人及人与人关系重建的思想。
“建国文学”这种强烈的建设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长期的阶级斗争现实的告别，而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并非由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自然产生。它给中国带来的是动荡、纷争、内战——这决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也决不是作家给社会提供的“家园”。
因此，《三里湾》描写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时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忽略了敌我矛盾，赵树理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没有发现嘛！“建国文学”体现出的务实精神、人格理想以及伦理关系，都没有表现为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是承继。建国初期，毕竟尚未开展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尚未开展全民性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动全国性的“内战”，尚未给社会造成结构性的破坏，中国人民是按照自己的文化理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表现为稳健、宽容，与中华传统文化呈交融、互补状态：《三里湾》中的王金生，作为建国初期农村干部的思想品质，与儒家“修平”人格一脉相承；《青春万岁》表现出健全的人格理想；《我们播种爱情》描写浓郁的西藏雪域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
“建国文学”虽然满身的稚气，且又昙花一现，但它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坚实的基点、永久的“精神家园”。日后，“伤痕文学”将它当成精神支柱，“反思文学”将它当成衔接的起点。《班主任》中的张老师，王蒙小说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人公，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金东水、许秀云……“建国文学”精神支持他们度过了“大灾难”，“大灾难”过后他们便立即着手实施建国初期的建设蓝图。
“建国文学”在1957年即遭摧折。
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中国的思想界、文艺界遭到肃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严冬”。1958年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给文学创作加上了“指令”，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随后，以阶级斗争极端化为实质的教条主义长时间地统治着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造成中国当代文学的“冰河期”。加上十年“文革”，实际上五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二十年的“劫难”。
在此期间，文学创作的自由权利被剥夺，文学自身也没有自觉地确立自己的责任，长期处于盲从状态，独立性丧失殆尽，使浩然的《艳阳天》（1964～1966）这样的“左”倾路线的政治图解成为“十七年”反映体制思想的“压卷”之作，饮誉于该书出版的当时和十年“文革”，这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的“悲惨”。
“劫难”期间，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在按照“两结合”的方法创造的先进人物身旁，还设有更为复杂的“中间人物”。“中间人物”是“两结合”框架中的现实主义内核。它体现着中国作家对农民的关怀，是文学精神所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经年而不腐烂的现实主义“内核”。
赵树理以他长期对农民的关怀，对“写真实”现实主义原则的坚守，自1958年底忧患意识开始加强。不论是1959年的“万言书”，还是1960年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的《实干家潘永福》，以及最后一部因“文化大革命”发起而未完成的作品《焦裕禄》，都表现出了敢于针砭时弊、顶风而上的真理精神和在大难临头面前作家的良心。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在“大灾难”中以不同方式坚持履行文学责任的作家，体现着中国当代文学“悲惨”中的“光荣”。
“大灾难”过后产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可以说都是对于被毁坏了的“家园”的修补、重建。面对废墟，作家思考历史、社会、人生，思考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伤痕文学”是从民族的“浩劫”、也是从文学的“浩劫”中走出来的文学。“伤痕文学”集中暴露“文化大革命”的黑暗现实，揭示“四人帮”实行的法西斯专制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创伤。“伤痕文学”突破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束缚，描写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悲剧，真正实现了“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原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自觉。与其他民族类似的文学思潮相比，中国的“伤痕文学”没有那种颓丧、迷惘和极端倾向。它在暴露“文化大革命”黑暗现实的同时就描写了正义力量在其中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是“内战”而非“外战”，中国人民不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口号蒙蔽下参与对外的不义战争，对外制造“创伤”。中国的“伤痕文学”表现的是中国人民的理性，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