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就是说，上帝虽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但是人从世界上万物的奇妙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和上帝伟大的权能。基督教神学也认为，上帝对人类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这个大自然，人们从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这种普遍启示是给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
《易经》是宇宙的动变规律的概括，即宇宙的日月“阴阳二重性”与物质变化的“周期流变性”、“五行生克制化”和“天人感应”关系，这便是中国所独有的“天人合一”论。《易经》包含了中国人的长期实践经验和世界观。
后世将易经的宇宙图式推演到中国政体上，则形成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王朝更替，争权逐利者穷追“天道”，为争得“上天”即天子的话语权，刀兵相见。
“天道”之下“一朝天子一朝臣”，江湖之上“替天行道”。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
天子定立，论资排辈，三教九流，等级分明的情景，是历史的大生动。
兴了败，败了兴。
这就是天道。兴败中的充满“乐感”的大追逐生生不息。
《易经》是中国人的宇宙坐标系统和思维源泉。它具有“系统性”和“全息性”。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穷究宇宙奥秘”又涉及社会、科技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易经》里的语言非常美妙，如能读懂，则中国文字可百通。
孔子以《周易》为背景，阐释《易》的规律。对后世的影响在社会科学方面，老子更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神。“儒教”和“道教”代表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两个主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而优则仕”，“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历朝历代，为官宦者，必是这条线上的蚂蚱。
“隐遁飘逸”，“救民疾苦”。
“道济天下”，“穷究宇宙大道”。
顺从“宇宙的德行”，“顺其自然”，“师法自然”等等。
易经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冶炼、地理、地质、中医药、城市、建筑乃至绘画、诗词、歌赋、武术、气功等都有很深的影响，无人出其左右。中国人不懂得《易》，就很难理解自己本土上所有科学的门类。比如中医，也称“易医”；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也称“易理风水”。
5．千年易经话圣“儒”
在这里，我谈谈易经与儒家思想的发生关系。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这在司马迁《史记》中有所记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荀子日：”阴阳大化，风雨博施。“（《荀子·天论》）
易经讲变易之道，即日月星辰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肯定变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事实，是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在孔子八卦方位里，体现“有天地，然后万物焉”。这就是天地定位，统领万物。在乾卦的左边，是坎、震、离三卦。震为雷，雷是闪电之声，闪电是雷的火光，雷电又伴生雨水，这均与天有关，表示天道。在坤卦的左边，是兑、艮、巽三卦。艮为山，山脚连泽，这均与地有关，表示地道。而人道则融于天道、地道之中。
孔子统天地、合时空的八卦方位观，融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为一体。
孔子的门徒聚在一起，讨论八卦方位问题，有的学生就谈起伏羲、文王、孔子在八卦方位上，同一方位为什么列卦不一样？孔子说：伏羲利用河图、洛书教导子民，创立八卦启发子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图象表情意，卦象也表情意。既不能把它们看作完全相通，又不能把它们看作完全不相通。比方，按河图方位，水在北，是从生数的静态上讲的；按伏羲八卦方位，坎在西，坎为水，是从水自西向东流的动态上讲的；文王又把坎放在北方，是对应洛书方位的；我将坎设在东南方位，是从东南地区多雷雨的天象上讲的。
孔子认为伏羲氏和文王八卦，看似有变，其实是变中有通。对于八卦只讲通不讲变，那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图象上。只讲变不讲通，那就很难知道我们这种文化的源头了。
孔子认为，“道”是易经的根本。《周易》包含日月运行，但不能用日、月、辰概括它，周易之道中，“阴、阳”表述天道；《周易》有地道，但又不能用水、火、金、土、木完全概括它，“柔、刚”是它的根本；《周易》有人道，用父子、君臣、夫妇、先后等概括它又失偏颇，可用“上、下”来理解它；《周易》有君道，权势和封地能完全概括君道吗？不能！损、益观念足以体现君王得失存亡的根本。
孔子翻阅到损卦、益卦，琢磨了许久许久，突然兴奋起来，咧着嘴踱起步来，随即，他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这损、益两卦，非同一般。你们不可不重视，它们是吉凶的依据啊！你们看，损卦开始凶恶，最终吉善；益卦开始吉善，最终凶恶。这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观察天地的变化与君王的事业。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把握损、益之道，而不感情用事。贤明的君主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不搞卜筮，却能知道凶与吉，遵循天地自然规律，这就叫做易道。”
《周易》中的“它”概念，万物不能表达，“八卦”所指是它的根本；《周易》称“易”，简单的概念不足以概括八卦所指天道、地道、人道、易道的内涵，以变化的原理来表述它，对于理解它完整的概念，是确切的。
6．“易”理中的道法
孔子把《易经》视为华夏道统的灵魂而将它置于六经之首，把学易视为传承道统的关键。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王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万章》下）
孔子纂辑六经，述而不作，使中华文化古籍与华夏道统系统化、条理化，就是智与圣，就是素王与先师。必须明白，孔子是经由“下学上达”的心路历程之后才超凡入圣的。从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这四十年为下学阶段；从五十学易而知天命，六十知人而耳顺，七十成圣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三十年为上达阶段。前个阶段矢志于进德修业，读书人一般可以做到。后阶段从“韦编三绝”知天知人到进入圣境，从心不逾。则是圣贤功夫，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从孔子的经历与思想看，选拔国家高层领袖，能博通天地人三才易道，懂得易经与道统的依存关系，知天知人，最为理想。
“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这是《中庸》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表明：华夏道统是建构在宇宙宏观、物我一体、知天知人、体用并及基础之上的至道与至德。
中庸至德，是人类的中心价值。
孙中山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学易首在理解它的哲学底蕴并运用于人文哲学领域与生命哲学领域。易学是希贤希圣的大学问，把它视为占算个人吉凶祸福的工具，是对易学的极大曲解与误用。古圣作易目的在于，“知同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而不是如阴阳家那样“使人拘而多所畏”。（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万物莫不遵道。”
这是老子的话。意思是，世上万事万物必然遵循和把握“根本之道”，是“道”生存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以各种形态呈现，环境使万物成长…生长万物不据为己有，造作万物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却不主宰，这里提示人们遵循自然规律（道），不干涉自然规律（道）。
老子认为的道，是自然无为的。
老子劝告世人做人处世，要认识把握“根本之道”，才能应付得当，办起事来，纲举目张，条理分明。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天地万物都有本始，即其根源，要识得其根源。如果能够认识万物，能持守着万物的根源，一生都不会有危险。
《易经·系辞下》说：“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始作八卦。”这里同样提出了人们仰观俯察万物与地理环境，结合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问题。两相比较，《老子》与《易经》围绕同样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界的总的问题：“把握宇宙本源，遵循自然规律。”综观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提法不同，《易经》上称宇宙本源为“阴阳太极”。老子则称为“道”。
老子一再提到“道”，“道”究竟是什么？实质上它指的是宇宙本源。在这里，老子不采取具体落实某种自然元素实体来解释宇宙本源，他用一个抽象的“道”来代替，这是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其实质是指宇宙的本源。
回过头来，《易经》中又是怎么说“道”呢？
“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易传·系辞》）对立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既相互差异又相互转化，这是最根本规律。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思想是对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描述。
《易经》与道家思想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层面的互相沟通，我们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可以发现，《易经》与作为道家思想基础的道家哲学有着同源关系。
《易》曾经是一种占卜的学问，属于巫教文化的范围，而道家出于史官，原先也是从巫教文化团体中分化出来的。两者的因缘关系决定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的必然性。
汉代道教产生之后，易学曾成为道教中的必修课。现存道教经书总集《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以及台湾出版的《道藏精华》等大丛书中都收录了为数不少的易学专著，如西汉时问世的焦赣《易林》，杂采神仙典故、灾变之说，在思想宗旨上与道教根本追求相合拍，故能为其所用，成为道教预测的工具。
在中国历史上，道士葛洪的《周易杂占》，范长生的《周易蜀才注》，陶弘景的《卜筮要略》，吕岩的《易说》，李道纯的《周易尚占》等著述，使道家开创了《易》图书学派，它对于宋代以来我国易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北宋道士陈抟将《易龙图》传出之后，图书之学便成为易学领域的突出分支。人们不仅应用图像显示《周易》秘义，而且其他学派也有数量众多的学者效法陈抟，以图书学为宗。
“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
李约瑟博士所指的“道家”，其广义意义为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与包括汉代以后的道教。
有关道家对于世界科技的贡献，西方的学者已有精彩的论述，像美国的大昆虫学家惠勒（Quentin Wheeler）和伯格曼（Bergman）。
在有着“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卷七十二，有这样一段类比性的阐述：“凡一斤药有十六两，每两有二十四铢，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铢。《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有二十四气。每月合一两一铢半。一累阴阳之气候，从冬至建子日辰起火，此年日月大小，数至阳生…”这里，体现《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合，以循卦炼丹以调整火候，表明了《周易》在道门中人炼丹过程中起了一种指导性的作用。
周易的阴阳五行、辩证逻辑的思维原则实际上已成为道门中人进行科技活动的根本理论原则，易学的根本思想与道教科技学说已经相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