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二十五日），遣使迎母妃蒋氏于安陆。戊申（二十七日），诏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时上即位甫六日。于是礼部尚书毛澄请于大学士杨廷和，廷和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为典据矣。”澄称善。五月戊午（初七日），澄会文武群臣上议，引汉定陶王嗣成帝，宋濮安懿王之子嗣仁宗，略言：“陛下入承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祐杬，益王为宪宗第六子祐槟）主后兴国。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议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命再议。是月乙亥（二十四日），澄复会廷臣上议，执如初，因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帝不从，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澄乃复会廷臣上议，略言：“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并录上魏明帝诏书。时廷和、蒋冕、毛纪复上言：“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唯陛下取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七月壬子（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略言：“廷议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兴献王。夫汉哀帝、宋英宗旨预养宫中，立为储嗣，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陛下以伦序当立，循继统之义，非为孝宗后也。且迎养圣母，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可以臣母乎？长子不得为人后，兴献王子唯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谓陛下入继祖统则可，谓为人后而自绝其亲则不可，盖统与嗣不同，非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今宜别立皇考庙于京师，以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皇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遂手诏杨廷和、蒋冕、毛纪，欲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还手诏。于是给事中朱鸿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交章劾璁。帝不听。九月癸酉（二十五日），上母妃蒋氏自安陆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议奉迎礼，毛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上不可。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又不可。比母妃至通州，闻尊称未定，止不肯入。上闻而泣，欲避位奉母归藩。澄等仍执议如初。上乃自定议，由中门入。仍下廷臣前疏，更令博采舆论以闻。张璁知帝意向己，又闻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礼或问》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章下礼部，毛澄等知不可已，乃谋于内阁。十月己卯朔，以皇太后懿旨，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妃蒋氏为兴献后。帝不得已，乃报可。并尊宪宗贵妃帝祖母邵氏为皇太后（兴王之藩，妃不得从，世宗入继大统，妃已老，目眚矣，喜孙为皇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是时清议皆目璁议为邪说，唯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附和之。未几，浃外转佥事，璁出为南京刑部主事，韬自知为众论所龁，引疾归。壬午（初四日），兴献后至京师，谒奉先、奉慈二殿。初欲庙见，以廷议而止。十二月己丑（十一日），复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内阁杨廷和封还手敕，尚书毛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皆不纳。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十一日），清宁宫后殿灾，廷和等因言兴圣帝后加称，列圣神灵容有未安。给事中邓继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之火灾，废礼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勉从众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三月丁巳（初九日），上慈寿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曰庄肃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寿安皇太后，兴献后曰兴国太后。十一月庚申（十八日），寿安皇太后邵氏崩，谥曰孝惠皇太后，别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称太皇太后）。二年二月丙申（二十五日），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帝欲袝葬太后于茂陵，数下廷议，杨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数兴工作，惊动神灵。帝不从。庚子（二十九日），礼部尚书毛澄罢。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澄，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意。’”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誖[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复力请，乃许之。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帝雅敬澄，虽数忤旨，恩礼不衰。
孝宗既称皇考，兴献帝后既称本生父母，事已逾年，不复有他议矣。三年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以议礼不合内阁意，调南京刑部主事），日夜私诋朝议，而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亦各具疏与璁意合，因朝议诋璁为邪说，惧不敢上。萼揣帝意，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并录书、献夫二疏以闻。帝得疏心动，手诏下廷臣议。于是礼部尚书汪俊会廷臣七十三人议萼疏非是，议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萼及书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帝亦留之十余日，始报可。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
廷和、俊皆以议礼不合罢。然当时士大夫之气骨则大有可观，以廷和定策迎立时之大功，及议大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本雅重廷和，及是左右乘间言廷和专恣无人臣礼，意遂内移。会帝遣内官提督苏、杭织造，工部及台谏皆以江左比岁不登，请毋遣。不听，趣内阁撰敕。廷和因极言苏、杭诸府，旱涝相继；淮、扬、徐、邳，田庐漂没，幼稚计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诏书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言：“臣等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独能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以织造为累朝旧例，不知洪武以来，何尝有之（《食货志》：“洪武时，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于后湖置局织造。”）？创自成化、弘治耳。宪宗、孝宗，爱民节财，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独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诏，中官之幸路绌塞殆尽，天下方传诵圣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为谢不审，俾饬所遣中官毋纵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累疏乞休，帝遂听之去。言官交章请留，不报。
汪俊以帝谕建室奉先殿侧，祀兴邸祖宗，上疏争，帝严旨切责，趣立庙益急。俊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令集群臣大议，俊等复上议：“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荐享，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帝不纳，仍命遵前旨再议，俊再疏乞休，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代之，书未至，令侍郎吴一鹏署部事。一鹏持议如俊言，并请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责以欺朕冲岁，党同执违，遂趣成之，名观德殿，而命一鹏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陆。一鹏等复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且安陆为献帝启封之疆，神灵所恋。伏乞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之庙，其观德殿中，宜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纳，一鹏乃行。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章圣皇太后。时疏谏者有编修邹守益，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而修撰吕柟亦言大礼未正，御史段续、陈相请正席书、桂萼罪，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侍言张璁等议礼之失，俱下狱，谪官夺俸有差。五月，罢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冕自杨廷和罢，为首辅，帝更逐汪俊以怵冕，而用席书代之，且召璁、萼，冕极谏，并再疏乞罢，帝令驰传归，以石珤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珤初已为吏部尚书，杨廷和有所不悦，改詹事，典诰敕，以夺其权。帝知珤不附廷和，欲引以赞大礼，乃命代冕，而珤据礼力争，大失帝意。璁、萼既赴召，阁臣以献帝已追尊，请停召命，帝不得已，从之。二人复合疏言：“本生对所后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则虽称皇考，实与皇叔无异。”疏入，复召。二人比至都，众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毙之于廷。萼惧不敢出，璁越数日始朝，恐有伺者，出东华门走匿武定侯郭勋家。勋大喜，约为内助（自此勋遂挟大礼邀宠，恣为奸利不法）。时给事中张翀等连劾璁、萼及献夫、书诸人，章下所司，翀汇送刑部尚书赵鉴，即列璁等罪状上请，私相语曰：“倘得俞旨，便扑杀之”（以其罪应廷杖，冀以杖时尽法）。帝廉知之，特命璁、萼为翰林学士，献夫为侍讲学士，切责翀、鉴。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张衍庆、编修王思等皆不愿与璁、萼同列，乞罢归，帝怒，俱夺俸。璁、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七月，帝召见群臣于左顺门，示以手敕，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群臣骇愕，而张璁、桂萼复列上礼官欺罔十三事，且斥为朋党。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诸司各上章争之，皆留中不下。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倡言曰：“诸疏留中，必改称孝宗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宪宗朝议慈懿太后葬礼，姚夔率百官伏哭文华门，此我朝事也。”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击之。”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斋居文华殿，命中官谕之退，不听。帝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丰熙、张翀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德纯八人下狱，杨慎等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尽录诸臣姓名，时有不在列者，其亲故以不与义举为嫌，多为代书，遂系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狱；孟春等待罪。越数日，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有七人杖死。自是衣冠丧气，萼、璁等势益张。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尊称自是遂定。
明代尊宋儒，以程、朱之言为科律，独于程子之濮议则反之，不唯反之，且矫枉而过其直，至不可以道里计。宋英宗欲尊所生之濮王，程子议止宜称濮王为皇伯父，欧阳修不以为然，当时遂以欧公为邪说，然英宗于所生止求至称本生考而止，皇字帝号，皆所谨避，虽太后有诏而英宗避不敢当。故欧公之论，谓父子之名不可以强改，虽与程子意不合，在欧公固心安理得也。嘉靖议礼，其始杨廷和辈皆挟程子之成见，固亦觉其过拘，至谓奉迎兴国太妃时，若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不可以臣母，则至称以本生，亦可以已矣。嗣是而热中[衷]之徒，假此为进取之快捷方式，本生不已，称皇称帝，更进而称在庙之孝宗为皇伯考，见在之太后为皇伯母。如璁辈所持之议，不且入庙而臣皇伯考，入宫而臣皇伯母乎？若以为称伯母伯考而非臣之，则前此不受叔母之称，于义亦无当矣。然犹未已也，侥幸之门既开，但能设一说以导帝纵情以蔑礼，即富贵如操券，其变幻又何所不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