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茄燃尽的那一刻，我们才渐渐品味到一种困扰内心的失落感：昔日的同窗好友都已长大成人，如今重聚却发现彼此之间少了默契。卢瑟福现在以写小说为生，维兰德则成了使馆的一名秘书。维兰德刚在特贝霍夫饭店请我们吃了顿饭，席间，他的兴致并不太高，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外交官在这种场合下应有的泰然自若。或许是因为身处异国的首都，并且都崇尚独身，才使我们这三个英国男人得以相聚，而且我发觉，记忆中维兰德身上的那股自命不凡劲儿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卢瑟福。那个当年我曾时而欺负时而保护的瘦骨嶙峋的小男孩儿，现在已经变得相当成熟老练。很可能他现在挣的钱比我和维兰德都多得多，而且过着更滋润的生活，这一点让我和维兰德心生一丝嫉妒。
还好，那个晚上还算不上沉闷。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窗外来自中欧各地的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飞降机场的情景。黄昏时分，机场的弧光灯亮了，光彩耀眼，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座金碧辉煌的剧院。其中一架班机来自英国，飞行员穿着飞行服信步走过我们的桌旁，并向维兰德打了招呼。一开始，维兰德没有认出他，当想起他是谁后，连忙跟大伙做了介绍并请他一起入座。这位活泼爽快的年轻人，名叫桑德斯。维兰德向他表示歉意，说穿着飞行服还带着头盔，实在让人难以认出。桑德斯大笑着说道：“可不是，对这我太清楚了，别忘了我曾在巴斯库尔（Baskul）待过。”维兰德也笑了笑，但不是很自然，随后我们便换了话题。
桑德斯的加入使我们这个小聚会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约十点钟的时候，维兰德离开了一小会儿去跟邻桌的一个人说话，卢瑟福便借机突然捡起刚刚中断的话题：“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巴斯库尔，我对那个地方了解一点儿。你是指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吗？”
桑德斯有些顾虑地笑了笑，“噢，不过是我在那里服兵役期间，经历过的一件有点刺激的事罢了。”然而，到底是年轻人，他还是忍不住心里的秘密，说道：“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阿富汗人或者是什么别的人劫走了我们的一架客机，你能想象后果有多严重，这是我听过的最胆大妄为的事了。那个混蛋拦住飞行员，一拳把他打昏，脱下他的飞行服，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进了驾驶舱，接着还给导航员发出了正常信号，之后便像模像样地驾着飞机飞走了。但问题是，他再也没有飞回来。”
卢瑟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应该是一年以前吧，也就是1931年5月，当时那里爆发了革命，我们正从巴斯库尔往白沙瓦疏散平民，也许你还记得这件事。当时那里很乱，否则我想不会发生劫机这事，不过事情还是发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那套飞行服让他得逞的，不是吗？”
卢瑟福对此仍然很有兴致，“我还以为在那种情况下，至少得有两个人负责一架飞机呢。”
“没错，所有的普通军用运输机的确如此，可是这架飞机特殊，原本是为一些印度土豪制造的，只是个噱头产品而已，所以印度勘探部门的人员一直用它在克什米尔一带的高海拔地区做探测飞行。”
“你是说这架飞机从来没有到过白沙瓦？”
“从来没去过那儿，而且据我们所知，也从来没有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降落过。真是令人费解。当然，如果那家伙是一个当地土著，他也许会把飞机开进山里，绑架乘客，然后勒索赎金。不管怎样，我估计那些乘客应该都死了。边远地区有很多那样的地方，飞机很容易在那种地方坠毁，之后便杳无音信。”
“是啊，那种荒山野岭我知道。机上有多少乘客？”
“我想应该是四个，三个男的和一个修女。”
“是不是有个男的叫康维？”
桑德斯感到很意外，“啊，是呀，确实有，‘荣光满身’的康维——你认识他？”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念过书，”卢瑟福有点不自在地说道。尽管事实如此，但他还是觉得这样说有些不妥。
“他在巴斯库尔所做的事，大家都有所耳闻，这小子确实很不赖。”桑德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对，这点毋庸置疑……可是，太离奇了，太出人意料了！”他在胡思乱想之后缓过神来，继续说道，“报纸上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件事，否则，我应该读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桑德斯顿时显得很局促不安，我甚至觉得，他的脸都涨红了。“说实话，”他答道，“我说得似乎有点多了，不过现在也许无所谓了，我是说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你也看到了，这事并没有被张扬出去，我是说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听起来不太光彩。政府只是宣布有一架飞机失踪了，并且提到了机上乘客的名字。这种事通常不会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
这时，维兰德回来了，桑德斯有些歉意地转向他说：“我说，维兰德，这几个哥们儿一直在谈论‘荣光满身’的康维。我恐怕把巴斯库尔的事情泄露出去了，希望你别介意。”
维兰德一脸严肃，沉默不语了片刻。显然，他在斟酌如何使自己既不在同胞面前失礼又能维护政府官员的公正形象。“我觉得，”他终于开口了，“仅仅把这事当作逸闻趣事来谈有点儿遗憾，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些航空人员会以人格担保不泄露秘密的。”奚落完这个年轻人，他又转向卢瑟福，冠冕堂皇地说道：“当然，对你来说，这没有什么错，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懂的，有的时候，让发生在边远地区的事保留点神秘色彩是必要的。”
“话得说回来，”卢瑟福一本正经地说，“每个人都渴望了解事实真相。”
“这事对于任何有必要知道真相的人从未隐瞒过，当时我就在白沙瓦，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你和康维很熟吧？我是说，上学的时候你们就认识的？”
“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有一点儿了解，之后见过几次面，你经常见到他吗？”
“我被派驻在安哥拉的时候，彼此见过一两次面。”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他很聪明，但很懒散。”
卢瑟福笑道，“他确实很聪明，他在大学里非常活跃，但后来战争爆发了。他在学生会可是个领军人物，获得过牛津大学划船比赛的蓝色荣誉，其他各种奖励也得过不少。我还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他真是多才多艺，其实，他是那种让人觉得会像乔伊特那样成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顶尖人物。可是，实际上，牛津大学一别，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当时他还很年轻，我猜想他经历了大部分的战争。”
“他可能是被炸伤了，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维兰德说道，“但并不怎么严重。他混得还相当不错，在法国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后来，他回到牛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1921年，他去了东方国家。因为会好几门东方语言，使他没有经过通常的筛选过程就直接获得了这份工作，此后还干过几个不同的工作。”
卢瑟福纵声大笑，说：“这就说明了一切。破译情报，在使馆的茶话会上倒倒茶水，这种一板一眼的生活怎会名留青史呢？”
“他在领事馆工作，不是外交部。”维兰德自视甚高地说。他显然无心打趣，也不作任何的异议。之后，卢瑟福又说了些类似刚才嘲弄的话，便起身要走。毕竟，时间不早了，于是，我说我也要走了。道别时，维兰德依旧是摆着一副官腔，内心却茫然若失；而桑德斯则非常热情，说希望再次见到我们。
大清早，我要去赶一趟穿越大陆的火车。在等出租车的时候，卢瑟福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打发这段时间。他说他住的房间有间客厅，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我说那再好不过了。然后他说：“好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康维，除非你对他的事没什么兴趣。”
我说尽管我不了解他，但对他的事很感兴趣。“在我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就离开了学校。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有一次，他对我特别照顾，当时，我只是一个新生，真想不明白他为啥对我那么好？尽管这只是件小事，但我一直记着。”
卢瑟福也深有同感。“嗯，我也很喜欢他，尽管我同样极少有机会见到他。”
接下来是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显然，我们俩都在追忆那个曾对自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影响远非是从那种普通接触所能判断出的。从那以后，我经常注意到，那些遇见过康维的人，哪怕只是在正式场合，只有一小会儿，也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说，他的确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对于当时正处于英雄崇拜年龄的我来说，对他的记忆清晰且充满浪漫色彩。他高大英俊，不仅在运动方面表现出众，而且将学校其他方面的所有奖项也收入囊中。一位充满感性的校长曾用“荣光满身”来形容他取得的成绩，于是，这便成了他的雅号。也许只有他才配得上这样的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还曾是学校一流的戏剧演员。他多才多艺又英俊潇洒，智慧与力量的结合让他仿佛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才，就像菲利普·西德尼。然而当代却少有这样的人才。我跟卢瑟福说了这些想法，他回答说：“是啊，是那么回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你刚才说的那种人——半瓶子醋，我相信有些人，比如维兰德，会认为康维就是这种人。我不太喜欢维兰德，他这号人，我受不了，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而且官欲极强，不知你注意到没？什么‘以人格担保’和‘别把事情透露出去’，就好像皇帝驾临圣多美尼克教堂似的！然而，我特别瞧不起这些外交官大人们。”
之后又是一阵沉默，车子穿越了几个街区，接着他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今晚没有白过。听了桑德斯关于巴斯库尔发生的事，这对我而言真是个特别的经历。你知道，我以前听说过这事，但是我根本不相信。那听起来很像一个离奇的故事，我觉得难以置信，或者说能让我相信的理由只有那么一点儿。但是，现在有两条不太重要的理由让我相信这事了。我敢肯定地说，你能够看得出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我闯荡世界大半生了，知道世间无奇不有——如果你是亲眼所见，你就会相信，但是如果你是道听途说，就不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他说的话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就大笑起来。“啊，有件事可以肯定——我不愿意和维兰德交心。那就像给《珍闻》杂志推销一部史诗一样。我倒更乐意和你说说心里话。”
“你是在高看我。”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从来没提我写的那本专业性很强的书（毕竟，一个精神病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光顾的），但让我吃惊的是，卢瑟福竟然听说过这本书。我给他讲了很多书中的内容。卢瑟福说道：“是啊，你知道，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康维曾一度患有失忆症。”
我们终于到了酒店，他到前台取了房间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康维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他还活着。”
在正上升的狭小电梯里，此时此地谈论这事似乎不太合适。于是进入走廊我才迫不及待地问道：“你能肯定吗？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边开门一边说道：“因为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他一起乘坐的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前往檀香山旅行。”之后他又沉默不语，直到我们坐下来倒了些喝的，点上雪茄，他才接着说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一直都喜欢四处游逛。在那之前我也有年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也没通过信，因此也就淡忘了，不过我要是偶尔回想一下，仍然能够很容易地想起他的模样。当时，在汉口看望了一个朋友之后我便乘坐北平的快车返回。在列车上碰巧遇上了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慈善机构的女修道院长并和她聊了起来。她要去重庆，那里有她的修道院。因为我懂一点儿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和我喋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琐事。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没什么兴趣，但是，和当今的许多人一样，我绝对承认教徒们毕竟有所不同，至少他们在努力做事，而不像当今的各级官员那样装腔作势。当然，这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个修道院长在谈到教会医院时提到了几周前送进医院的一个发烧的病人。她们认为那个病人一定是一个欧洲人，尽管病人无法说清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任何证件。他穿着本地人的衣服，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在修女们把他抬进来的时候，他的病情很严重。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很棒。这位修道院长很肯定地说，在这位病人知道修女们的国籍之前他一直在用很纯正的英语和她们交谈。我说我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景，我还打趣地问她是怎么能够判断出一种她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一路说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去她的修道院做客。当然，这在当时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不可能。火车到了重庆，我们握手道别，我感到由衷的一种遗憾，我们的偶遇到此为止了。然而，巧事发生了，我在几个小时内却回到了重庆。列车在离站走了一两英里远时就出故障了，费了很大劲儿又把我们拉回到火车站。在车站我们得知备用机车要在十二小时后才能到达。这种事情在中国铁路经常发生。因此，在重庆我要有半天的时间消闲——由此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不错的女士。
“我到了修道院，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院长自然对我的到来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来说，最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天主教徒是如何轻松地做到把刻板严肃与宽舒心境完美结合。这不是很难吗？但是，不用担心，这些修士修女们是相当令人愉悦的群体。到那儿还没一个小时，饭菜就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陪我一起用餐，席间，他一直在用一种法、英混杂的语言和我愉快地聊天。饭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了那所他们引以为傲的医院。我告诉了他们我是一个作家，他们竟然天真地激动起来，认为我或许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我们顺着病床走过，那位医生一一向我介绍病例。那儿一尘不染，井井有条。我已经全然忘记了那个说一口纯正英语的神秘病人的事，直到女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方才想起。我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后背和头部；他显然在沉睡。我觉得我应该用英语和他打声招呼，便顺口来了一声‘下午好’，当时我也没想好怎么去招呼他。那人突然转过头来回了一声‘下午好’。的确，他的口音可以听出来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吃惊，就已经认出他了，尽管他一脸胡须，容貌也改变了不少，而且我们好长时间也没见面了。他正是康维。我当时肯定那个人是他，如果我稍有犹豫的话，我很有可能断定不是他。幸运的是，我一时冲动，我喊出了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盯着我没有认出我，但是我确定我没有认错人。他脸部的肌肉奇怪地轻轻抽搐一下，我以前就注意到他的这种情况，他的那双眼睛与我们在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时常看到的一样，还是‘剑桥蓝’多于‘牛津蓝’。而且，除此之外，他就是那种很容易辨认的人——看一眼就会被永远记住的人。当然，那位医生和修道院长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位先生，他是英国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即便他认不出我来，也仅可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同意我的说法，但表现得相当惊讶，接着，就他的病情我们谈了很多。至于康维是如何在这样病情下来到重庆的他们却一无所知。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两周，希望用什么办法或许能够让他恢复一些记忆。虽然没能成功，但他已恢复了健康，而且我们也交谈了很多。当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时，他很听话，没有一点儿争辩，甚至隐隐约约地还有点儿兴奋，看样子他很高兴和我在一起。我提出带他回家，他只是说无所谓。很明显他变成了一个无欲无求的人，这真的有些令人难过。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带他离开。我在汉口领事馆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没费多大周折就办好了护照等必要手续。在我看来，为了康维，这件事最好还是避开媒体，也别上什么报纸头版头条，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要不然，这件事肯定早成为爆炸性新闻了。
“我们是沿着很常规的一条线路离开中国的。我们坐船顺着长江来到南京，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刚好在当晚有一班去往旧金山的日本客轮，因此，我们匆匆上了船。”
“你对他真够意思啊，”我说。
卢瑟福也不否认。“我觉得我以前没为任何人做得这么多，”他回答道。“但是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一种东西，而且一直都有——很难说清，那是一种让人乐于为他做事的东西。”
“说得对，”我应和道。“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甚至现在想一想都令人愉快的气质，当然，我现在想起他的样子仍然是一个身穿法兰绒板球衫的学生形象。”
“真遗憾，在牛津你不认识他。他真的很出色——没有其他词汇更合适形容他了。听说战后他似乎变了个人。我个人觉得他确实变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凭借他的天赋他本应该做些更重要的工作。我认为在女王陛下的手下做个小职员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职业。而康维是一个人才，他本应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你和我都认识他，我认为在我讲述那段我们都记忆犹新的经历时我没有夸大其词。而且，甚至当我和他在中国的中部偶遇时，虽然他的头脑一片空白且过去也迷雾一团，但他身上仍散发着昔日那种非凡特质的气息。”
卢瑟福陷入了片刻的回忆，然后继续说道：“你可能想象得到，我们在客轮上重续我们昔日的友情。关于他的身世我讲了很多，他认真地听着，那股认真劲儿似乎有点儿荒唐可笑。他对于到达重庆之后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是他竟然没有忘记那几门语言。比方说，他告诉我他一定和印度有某种联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
“船到了横滨，又上来一批旅客，其中有一个叫西夫金的钢琴家，他要去美国参加一场音乐会。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有时候他与康维用德语交谈。这种时候从外表看康维非常正常。他丧失记忆，一般交流也表现不出来，因此，他似乎也没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客船离开日本后的一个晚上，西夫金被众人盛邀在船上搞一场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也去听了他的演奏。当然，他弹得非常棒，有一些是勃拉姆斯（Brahms）的作品和斯卡拉蒂（Scarlatti）的作品，但大多是肖邦的作品。我瞥了一两眼康维，看得出他完全沉浸其中，这与他过去学过音乐有关。在演奏接近尾声时，西夫金盛情难却，又多弹了几首乐曲，热心的听众围拢在钢琴周围。他弹的主要还是肖邦的曲子；看来他还是非常擅长肖邦的作品。最后，他起身向门口走去，后面还跟着一群崇拜者，但是，他很显然感觉自己已经为他们弹奏的不少了。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康维坐到琴旁开始演奏一首我听不懂的欢快乐曲，西夫金听到演奏后转身回来，兴致勃勃地问康维这是什么曲子。康维好半天没作声，最后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西夫金惊叹那不可能，反而愈加兴奋不已。康维似乎在绞尽脑汁地回忆着，最后说那是肖邦的一首练习曲。我个人认为那不可能是肖邦的曲子，所以当西夫金坚决否认这首曲子出自肖邦之手时，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意外。然而，康维却突然显得有些激愤不平，这倒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一直以来他几乎没对什么事情动情过。‘亲爱的朋友，’西夫金劝慰道，‘我对现存的肖邦的作品了如指掌，我敢肯定他从来没写过你刚才弹奏的那首曲子。他很有可能写这样的曲子，因为那完全是他的风格，但事实上他没有写过这首曲子。我不相信你能拿出任何版本的这首曲子的乐谱。’康维这时也终于想起来了，于是回敬道：‘啊，对了，我想起来了，那首曲子从来没公开出版过。我曾经遇见肖邦过去的一个学生，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的这首曲子。……还有一首未发表的曲子，我也是从他那里学的。’”
卢瑟福用眼神示意我别着急，然后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精通音乐，但是即便你不懂，我敢说你也能够想象得出当康维继续演奏时西夫金和我的那种激动。当然，对我来说，突然之间对于他的过去又有了了解，这是找回他已忘记的过去的第一条线索。西夫金自然沉浸在那个让人费解的音乐问题中，我一说你就知道，肖邦可是早在1849年就去世了。
“这件事很难追根溯源，当时在场的至少有十多个人，包括一位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当然，从时间上来看康维说的这件事很难站住脚；这乐曲出处仍是个谜。如果不是康维说的那样，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西夫金向我肯定地说，如果这两首曲子公开发表的话，它们不用半年就能成为钢琴家们的保留曲目。即便有些夸大其词，但还是能够看出西夫金对这两首曲子的至高评价。当时，大家争论不休，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因为康维坚持自己的说法，再加之他开始显现疲惫，所以我想赶紧带他离开人群，回屋躺下休息。最后我们决定用留声机把曲子录下来。西夫金说他一到美国之后就将安排好录音的事，康维也答应到时候去演奏。现在想来，他没能信守诺言，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卢瑟福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赶火车，因为他讲的故事就接近尾声了。“因为就在那个晚上——船上演奏会的那个晚上——他恢复了记忆。当时我们两个分头回屋休息，但我没睡着，这时他走进我的客舱并告诉我说他记起了他的过去。他表情凝重，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巨大悲伤——一种世人常见的悲伤，你明白我的意思是——有点儿渺茫或失去自我的表情，一种沉重或者悲观。他说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实际上在西夫金演奏的时候有些记忆就开始在他的大脑里恢复，虽然一开始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他一直坐在我的床边，我安慰他别着急，慢慢说，让他用自己的方式讲给我听。我说我非常高兴他恢复了记忆，但是如果记忆的恢复并非他所愿我也为此感到难过。他抬头看着我，表现出对我极大的敬意。‘感谢上帝，卢瑟福，’他说，‘你真善解人意。’过了一会儿我穿上衣服，我劝他也穿上衣服，然后我们相伴来到船的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星光璀璨，暖意融融，大海上雾气昭昭如同炼乳。如果没有机器的震动轰鸣，我们就像漫步在平坦的广场上。我任由康维继续他的讲述，没有打断提问。天近破晓时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故事，在早餐时分，在烈日普照之时，他讲完了他的经历。我这里说‘讲完了’一词并非是指在这第一次告白之后再没有什么要讲给我的了。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他又利用很多空隙给我讲了很多。他很不快乐，无法入睡，因此我们几乎一直在不间断地交谈。在第二天午夜左右轮船如期到达了檀香山。当天晚上我们还在客舱里喝了酒；他大概在十点左右离开的，而且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你的意思不是说——”我一下想起了曾经发生在从霍利黑德到金斯顿的邮轮上的一个从容镇静的自杀画面。
卢瑟福大笑起来。“噢，上帝，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是趁我不备偷偷溜走。上岸很容易，但是我派人找他时，他一定也感觉到很难摆脱跟踪，当然我这么做了。后来我听说，他当时设法上了一个南往斐济去的运输香蕉的货船，当了一名船员。”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很简单。三个月后，他从曼谷给我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一张汇票，说是用来偿还我为他支付的费用。他对我表示了感谢，并且说他很好。他还提到他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向着西北方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他的意思是要去哪里呢？”
“是呀，很含糊，真的很含糊。在曼谷西北方向的地方太多了。要那么讲的话，柏林也算。”
卢瑟福稍作停顿，把我的酒杯和他的酒杯再次斟满。是那个故事本身太离奇了还是他有意把它讲得太怪异了，我有些搞不清。故事中提到的关于曲子的事我倒不是特别感兴趣，但康维来到中国教会医院之谜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卢瑟福说，实际上，那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那么，他又是怎么到的重庆的呢？”我问道。“我想在船上的那个晚上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了吧？”
“他告诉我了一些情况，已经让你知道这么多了，如果不把其余的告诉你，我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先和你说，这可是一个相当长的故事，在你必须离开去赶火车之前恐怕连个大概也讲不完。不过，正好有一个更便捷的方式。虽然我对自己的文学水平有些缺乏自信，但是康维的故事在我反复回味之后确实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们在船上的每次交谈之后我都马上做个简单的记录，防止自己日后忘记那些细节；后来，当某些情节开始深深吸引我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并把一些片段整理成一个单独的故事。那样做我并非想编造和篡改什么。他给我讲的东西足够作为写作材料：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而且天生具有制造沟通氛围的能力。再有，我认为，我感觉我开始理解这个人了。”说着，他起身拿起一个公文包并从里面取出一捆打印好的手稿。“好吧，还是给你吧，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会相信这份手稿？”
“噢，可别这么早下结论。不过要记住，如果你确实相信这个故事，那倒也符合德尔图良的著名言论——你还记得吗？——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也许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不管怎样，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我带上手稿和他话别并且在开往奥斯坦德的快车上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回到英国之后，本打算写一封长信并归还手稿，但都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还没把信寄出去，我就收到了卢瑟福的一封短信，说他又开始云游四方了而且未来几个月也不会有固定的地址。信中说他向克什米尔方向进发，之后去“东方”。对此，我感到毫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