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打碎了一个袭击者的膝盖，那人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手里的枪也被打掉了，手指因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击而失去了知觉。一秒钟后，他被五个人一起扑倒。格斗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一位医生估计，在最终晕倒之前，他的脑袋至少被包着皮革的木棒重击了十二下。一只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满脸是血，像戴了一个深红色的面具。他格斗时大多是出于本能作出反应。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了他的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卧室的另一头去了。他最后脸朝下扑倒的时候，攻击他的人中，只剩下三个还在用脚踢他。
当他们搞定了这一切，这个巨大的身躯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只有绽开的头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还活着。那三个幸存者站在他身后，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于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个蜷缩着靠在门边的墙上，脸色煞白，他双手摁着自己的膝盖，满是鲜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间不断骂着一长串脏话；另一个人跪在那儿，慢慢地前后晃着，双手向下紧捂着被打穿的腹股沟；最后一个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高高肿起，科瓦尔斯基全力一击正中那里，他直接被撂倒了。
这组人的头儿把科瓦尔斯基翻过来，背朝下，拨开他一只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好吧，得用吗啡，送医院。我给你打一针安定让你睡觉。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我的孩子，你在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圭里尼又骂了一串。
维萨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一脸呆相。卡尔佩提现在靠着墙站直了，不断干呕着。他的两个同伴从腋下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里到了走廊上。第二辆救护车上的担架员把打了镇定剂昏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圭里尼抬走的时候，这一组人的头儿正帮着维萨特站起来。
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大的钢闩插回原位。
“你们用什么打的他，特快列车吗？”他们一起走过通道的时候，医生问。
“用了六个人才把他制伏。”罗兰上校回答。
“嗯，他们够狠的，差点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牛，他早就完了。”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废了我们三个人。”
“肯定打得很惨烈。”
“确实如此。他现在伤势如何？”
“用外行人的话说，右腕可能骨折——记得吗，我没给他做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有多处伤口和青肿。有些轻微的内出血，如果恶化会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会好起来。他天生结实，或许是练出来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头。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则很难说。没有头骨骨折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的人无能。他的头骨硬得像象牙。不过如果不让他静养的话，脑震荡会恶化的。”
“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上校盯着手上闪烁的烟头说。医生的监狱诊所和通向底层的楼梯是两个方向。两个人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有些反感。
“这里是监狱，”他平静地说，“没错，它是用来对付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个医生。在这个监狱里，无论在哪儿，我所说的都事关犯人的健康。往那边走，那个走廊，”他把头向后晃了一下，指向他们来的方向，“是你的地盘。那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那里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那个人恢复之前用你的方法‘问’他问题，他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一个疯子。”
罗兰上校听着医生的警告，无动于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复原？”
医生耸耸肩：“说不准。也许明天他就能恢复知觉，或者再过些日子。即使他苏醒过来，也不宜接受审问——从医学角度来说，要至少两个礼拜才能审讯。这还仅仅是在轻微脑震荡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药。”上校轻声说。
“是的，有。但我不想开那种药。你们也许能弄到那些药，对你们来说并不困难。但绝不是从我这儿。无论如何，他现在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任何意义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乱语。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他也许能清醒过来，也许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让他的脑子按照自己的时间清醒。引发幻觉的药物只会制造白痴，对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很可能要一个礼拜他才能睁开一只眼。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说完他转身走回诊所。
但是医生错了。三天后，八月十日，科瓦尔斯基就睁开了眼。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来的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去了汽车协会总部，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驾照。他在那儿弄了一张同样名字的国际驾照。
他在一家专门卖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皮质衣箱。其中一个装着用来化装成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如果需要的话——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衣、圆领和黑披肩上的英国生产商的标签都拆了下来，换上了从哥本哈根买的那三件衬衣上的丹麦生产商的标签。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袜子、内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轻便套装，是为了某天装扮成詹森牧师用的。在同一个箱子里还装着用来扮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物——运动鞋、袜子、牛仔裤、衬衣和风衣。
他撕开箱子的里衬，把他可能某天要扮演的两个外国人的护照放进箱子硬盖上的两层皮革间。和衣服一起放进箱子的东西还有一本丹麦版有关法国天主教堂的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扮丹麦牧师，另一副扮美国学生），用卫生纸小心包好的两副彩色隐形眼镜以及染发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场买的法国设计生产的鞋子、袜子、衬衣、裤子，黑色贝雷帽和那件长及脚踝的军大衣放在第二个箱子里。这个箱子的皮革夹层里他放的是伪造的名为安德烈·马丁的法国中年人的证件。这个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稍后还要装那套装有狙击步枪全套部件和子弹的狭长钢管。
第三个箱子略小一些，里面装着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用的东西：鞋子、袜子、内衣、衬衣、领带、手帕，还有三套考究的套装。这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几卷十英镑的钞票，一共一千英镑，这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时候从自己的私人银行户头里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箱子都小心地锁好，又把钥匙穿在自己的钥匙环上。那件鸽子灰的套装已经洗净熨平，挂在公寓的壁橱里，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护照、驾驶证、国际驾照和一沓一百镑的现金。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巧的手提箱，里面放着剃须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来的东西——一条精织的网状吊带，从巴黎买的一包两磅重的石膏，几卷用棉绒布粗织的绷带，半打卷状胶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钝但很结实）。这个手提箱是随身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任何机场通关时，手提箱通常不会被海关官员选中要求开箱检查。
采购装箱的工作均已完毕，接下来是他计划的最后部分。他希望，化装成詹森牧师和马蒂·舒尔勃格，仅仅是以防万一。除非事态恶化，亚历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须被放弃，否则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马丁的身份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他很可能不会用到另外两个身份。如果那样的话，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把整只箱子丢在行李寄存处。他想，即使那时要逃脱的话，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了。办完事，他再用不着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和枪了，也可以丢掉。他将带着三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进入法国，而离开时估计只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肯定不会再多了。
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启程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卫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世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二十五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一边等着这两封信，一边在公寓周围练习一瘸一拐地走路来打发时间。两天之后他很满意，他瘸着走路已经很逼真了，没人能发觉他的腿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〇一与你的朋友联络。自我介绍‘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尔米’。祝你好运。”
苏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来。他微笑着读起这封确认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他的余生都将很富有。如果他将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话，他将更富有。他毫不怀疑他会成功。机会难得，不容错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机票的电话预订系统上，他把出发时间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后面五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绑着的人发出刺耳的“咯咯”声。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墙上的颜色也模糊一片。整个房间只有一束光，笼罩着橡木椅和囚犯。这是一盏普通的阅读用台灯，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灯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过热的地下室里的热度。灯被夹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灯罩被扭转过来，灯光直射着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线照在污渍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一支香烟被人夹在手指间冉冉飘起一缕细细的蓝烟。
地下室的其余部分都掩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衬出雪亮的灯光。五个男人坐在桌后，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但犯人是看不见的。唯一能看到对方的办法就是离开他的坐椅，走到侧面，避开光线的直射才能辨别出他们的轮廓。
但他办不到。厚厚的带子把他的脚踝死死绑在了椅子腿上。前后的椅子腿儿都用“L”型的钢条固定在了地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被厚厚的带子捆在上面。另一条带子围着他的腰，还有一根捆着他毛茸茸的胸部。每根带子都浸透了汗水。
桌上除了那几只一动不动的手之外，几乎空无一物。只有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槽里向外伸出一个细长的手柄，这个黄铜手柄的顶端用胶木包住，可以上下或是前后移动。手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桌子末端的人把右手很随意地放在开关旁边，手背上爬满短短的黑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