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
（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
（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
“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晦，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
《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旧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进入30年代，香港新文学处于一个转弯的年代，即由短暂的消沉进入另一个高潮，尽管文学刊物相继停刊，但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坚持写作，千方百计创办新的刊物，为新文学摇旗呐喊。
1931年10月，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期《白猫现代文集》，转载国内作家如穆木天、张资平、郁达夫、陈学昭，王独清等的作品。这种转载性质的刊物在当时是不易行通的。于是第二年又有新的尝试，由张辉主编了《新命》和《晨光》两种刊物，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可见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后来，更有《南强日报》副刊“铁塔”，公开打出“欢迎无名作者”的旗号，以“严肃的态度，整齐的形式”，刊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
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30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在香港这些文学青年中，比较有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不能不提到侣伦。
侣伦（1911—1988），原名林下风，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香港。侣伦当时是以积极的文学青年的形态，加入到香港新文学的行列的。他15岁时，就在香港《大光报》副刊发表诗歌《睡狮集》，1928年在《伴侣》发表《殿薇》、《试》、《0的日记》等短篇小说，1930年在上海《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发表小说《伏尔加船夫曲》。他的散文集《红茶》作为“岛上社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他是最早运用形象化的白话文去刻画人物、记叙情节的青年作者。
侣伦是一位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觉心的作者。他在《岛上》第1卷第2期发表的散文《夜声》，多是伤感的调子，带有点无病呻吟的习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立意不再写这样闲愁的文章，但一次、一次都依然懦弱，真是无法可想，但愿这是最末一篇了”，表现出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香港的新文学从1927年的兴起，发展到1937年，已经从当初的新旧两种文学力量对比，基本上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过程，这也是新文学从渗透到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以后，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而形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辉煌的局面，掀起了另一个文学活动的高潮，从而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