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集天，苏兆伦会被锁在屋里。一直要到下午两点钟，我妈才得空把他放出来，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时候，苏兆伦表现得很乖，他在椅子上安静地坐着，脸冲着阳光，双眼微闭。门里飘出他喜欢吃的饭菜味道。大家很乐意帮我妈一把，但他们各人都有更重要的事做。我上大学离开后，我妈还一直住在那两间平房里。医院后来终于建成了一座合格的二层楼，样式很老派，二楼是职工宿舍，给我妈也分了一间，但我妈拒绝了。我妈搬到苏兆伦宿舍旁边的房间，后来的院长也一直照顾苏兆伦，他还把乡下的婶子介绍来帮我妈照看苏兆伦。
慢慢地，人们都相信了这个事实：华大夫有个精神失常了的弟弟，为了照顾这个弟弟，华大夫不能跟她的女儿去城里生活。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了，我妈才回城。
[流经小镇的河]
我妈一直想回小镇去看看。我跟我先生处理好一堆事，带着我们的女儿开车陪我妈回去。
一路上，我妈一直在睡觉。她睡着的样子，像个天真的小孩。这种时候，我对我妈心里满是歉疚和怜惜。我无从猜测，我妈心中的全部，是被一个无关紧要的病人全占据着，还是有些地方还空着。那空着的地方，这辈子，我妈还有无时机来填满它？
车子过了县城，渐往小镇驶近，我妈在座位上变得极为不安，像个等候上舞台表演的小姑娘。车子终于驶在了能望见小镇的山坡上，远远地，我们望见一个现代化的城镇，高楼耸立，车流穿梭。与这世上别处的小城镇没多大区别。只有那黄埃埃的黄尘天气，依旧没变，车过处，一缕黄烟，久聚不散。瘦河里，架起了桥，再没有大水冲刷的河道被大肆治理，而河水还在变浅，在通往公路的方向，几乎瘦成了一条白线，河滩里修筑起了堤坝，矮矮的树正在长高。远处，一个水上公园还未建成，几只小木船上，欢跳着几个光屁股的孩子。
我记起，苏兆伦下河里摸鱼的样子。那时，我站到河里，水面还能淹上我的膝盖，我喜欢去河里玩耍，那个陪我的人，多数时候是苏兆伦。我尤记得，他把脚背尽量弓起的样子，因为他怕痒，他的皮肤白得耀眼，我就觉得自己简直黑得不像话，都不敢朝自己的胳膊多看两眼。不管我提什么要求，他都会尽力满足我，在我还没有学会骂他之前的日子，他既像我的父亲，又像我的哥哥。在我妈训斥我之前，他会变着法子把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因为他的存在，我一直没意识到，在童年我缺失了什么。我对我爸的记忆后来越来越稀少，反是苏兆伦这个人，像我的家人那样实在可触，并且，除了过对他的怜悯，对他曾经含义不明的厌恶和抵触，更多的是些温暖的黄融融的记忆，他又是呵护我的哥哥。我们一同在平房的宿舍里争论、谈笑。下雨天，他会带着雨伞来学校接我，我老被他背着回家，鞋子从没脏过，而他的近视眼老把他带往积水里。他是个极度爱整洁爱干净的人。偶尔去外地，他会给我和我妈带意想不到的礼物回来。在我还不那么讨厌他之前，我家水缸里的水都由他去水井里挑，后来有一天，我站在门口，挡住他和他挑的两桶水。那以后，他仍往学校送伞，但我只是远远地望他一眼，转身就跑。
此刻想起来，他那个人，除了上天赐的、无知的邻人施加的，还得承受多少我的恶毒呵。
我不知我妈在想什么。我把女儿抱坐在前座上，没去打扰我妈。
终于到了面目全非的我和我妈的小镇上。
过去种种，我们已无从在这个新鲜的镇上辨认。
我妈带着我们去一一拜访镇上的老人和她的好姐妹们。
一大帮人陪着去医院。街道拓宽，铺了柏油路，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挪了位，记得从小街的下方走到医院原本很有一截距离的，可这天我们似乎只走了几步就看见了那座样式老旧的二层楼，它的位置没变，只是周围又建了许多楼房，感觉上它也似乎挪了位，这栋楼，如今成了住院部，新建的医办大楼竖立在东边的位置，后面的平房早拆除干净了，连我们过去走出走进的小径也不见了。我往老楼上的窗口一一望着，除了下沉的夕阳映在玻璃上的闪光，什么也望不见。
我妈没有久留，匆匆往四处扫了一眼，就往外走。
我们在学校旁的一家影像店里看到了人过中年的马乐，我妈翻翻架子上的货，不用怀疑，全是当年马乐背着蛇皮袋从我妈那收走的旧碟片。马乐把它们当成宝贝租给学校里的老师。马乐说，你轻易再也找不到那么老的片子了。
马乐的诊所还开着，像个顽固的爱开玩笑的老头儿。
流言和记忆一同消失了，再没人能轻易地记起。
我不知我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像过去那个小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人的一生是一次长长的孤独的行走，我们跟一些意想不到的人，跟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间屋子、一块我们碰巧遇到的石头、一张招贴画，还有那高远的天空，组成一个伟大的亲密集群，在命运的队列中，用我们的手势，也用言语，用我们的臂肘互相捅来抵去。真正的坚忍之课是我们从一些碰巧坚忍过的人那里得到的。
这是费尔南多的意思，我妈在后面补充道。
回去后，我妈写下这段话，像是一封信，不知我妈要把它寄给谁。
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我妈引经据典时唯一标明出处的一次。我妈回到了她的故乡，如今，我妈没事就读书，偶尔，她写点什么，也不怕被我们看到。
我差不多快到了我妈当年在小镇的年龄，我依然改不掉小镇人的许多生活习惯，小到系纽扣的方式，大到对这个世界有点见解和看法。尽管我极力抗拒着。我先生很是吃惊，我身上没有我妈身上的那种优雅、内涵以及坚忍。我更少有我妈的文采。照我先生的说法，我连条短信也写不通顺。我不知我妈怎么做到的，我是说，忍受那么多的事。
有人终于想起什么来，告诉我妈，朱碧玥如今是教育局的局长。
哦，很好啊。我妈表示一点儿也不惊奇，倒是我大吃一惊，看看我妈，我忍住强烈的好奇心没再接着打听下去。
在我妈当年的一姐妹那里吃过晚饭，我们到河滩里走走。
我们沿着瘦小的河水一直往上走，当年只要下点暴雨，这条河就会发洪水，从三面来的河水一齐汇聚，河湾里流得漫不经心的河水，被裹挟着往前奔流，这时候，小镇人都跑到河边观望暴发的洪水，浑浊的河水蹿得几丈高，一路汹涌向前，流向那时的我们都还没有去过的方向。波澜壮阔的景象一直延续到夜晚的梦境里。我仍记得望着洪水时，苏兆伦脸上的兴奋，那一刹那，你问他什么，他都像听不见，他双手攫紧了自己大腿裤子上的一块，紧紧攥着。再去看那张脸，满是茫然。
左侧新修了一条公路，卡车经过，尘土飞扬，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当年我们观洪水的那个高台还在，人们从上面不停地取土，四周已被削得方方的。我扶我妈爬上高台。我妈颤抖着，像晕船的人那样，她一定要站在上面看看。
他极有可能是从这里掉下去的。那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个正常人。我一走进去，他就从桌前站起来，看着我说，姐，我想起来了，我二十六岁了。我妈呆呆地望着远处，自说自话似地说，那天我在诊所里一阵阵莫名的心悸，我感觉很难过，就在那时，我已预感到，他要离开了。
我便又重新记起，被我妈讲述过了无数次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来。那天是逢集，因为天阴下雨，人散得早，不到中午，就没什么人了。我妈往后面的平房走，看见那个看管苏兆伦的婶子从里头跑出来。
苏兆伦是从窗户里爬出去的。为了通风，我妈整天都把窗户大开着，下暴雨这天，她虽然关上了窗户，却忘记锁上了。
几个人出去寻找了。我妈奔回房间，她看到屋子里被精心打扫过，地上洒扫过了，被子叠成了四方块，我妈随意丢在桌上的书摆得整整齐齐，书上放着一个手镯，是我妈送给苏兆伦的生日礼物。
我妈后来在一本书里翻到一张纸片：
姐，本来该由我照顾你的。
我妈从没说起过这张纸片。
·短篇小说·
最后一个木匠
杨仕芳
[作者简介]杨仕芳，男，1977年9月出生，侗族，当过乡村教师、党办秘书、报社编辑等，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山花》《花城》《青年文学》等刊物，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转载，获得2007、2008、2009年度“广西文学奖”，2011年“广西少数民族山花奖”，出版小说集《我看见》《白天黑夜》。
爷爷回来了。爷爷身后没有跟着父亲。父亲仍旧没有回来，不知他是不想见到我，还是不想见到母亲。父亲是一个木匠，是爷爷带出来的木匠，名头响过十里八乡。这样的木匠怎么会忘掉村庄里的老婆和孩子呢，令人费解。母亲总是信誓旦旦地说父亲会回来的，我对此怀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父亲甩下这句话就离开了村庄，从此不再回来。当时我想追上去抱住父亲的大腿放声大哭，许多时候我都这么干，结果被父亲眼里飘散的凶光吓坏了，立在路旁瑟瑟发抖，一声不吭。母亲也被吓坏了，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搁置，抓着衣角使劲地揉搓。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一片暗淡的夕阳里。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爷爷回来那天，我和母亲到车站接他，想把他从车上搀扶下来。爷爷看了看我们，目光疲惫而茫然，在确认我们是他的儿媳和孙子后，风干似的手颤了颤，费力地抬起来，越过我们头顶，指向车厢里一只肥鼓鼓的帆布袋。我们在镇上租了一匹矮马，那是招揽游客用的。这些年小镇上拥来许多外地人，还掺杂着不少外国人，他们对小镇陈旧的楼房以及被无数人踩踏过的石板感兴趣。爷爷不是来旅游而是回家，母亲还是租了一匹矮马，把爷爷当旅客一样扶上马，迎着中午的阳光向村庄走去。我们组成一支古怪的队伍：驯马人在前头牵马，爷爷弓着腰伏在马背上，后边是背着肥鼓鼓的帆布包的母亲，我拖着一条瘸腿紧追不舍。一路上，爷爷沉默不语，沉浸在某种回忆里，目光深沉，欲说还休。我不敢问，母亲也没问。我悄悄看一下母亲，母亲恰好抬眼望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却在对方眼里看到彼此的心里话。我们在想爷爷正在思考该如何解释父亲为什么没回来，我们只需耐心等待，我们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不急于一时半刻。
“这就是南山了？”
爷爷说话了。我和母亲同时抬头望去，看到一个脸色苍白、脑袋耷拉、眼里游移着一道暗光的老人。多年前父亲离去那天，母亲的眼里也游移着同样的暗光。我猜想那是由于夕阳掩映的缘故。多年后，夕阳还是那片夕阳，爷爷已不是当年的爷爷，他已老去。老去的爷爷在重复着母亲当年的隐忍和悲伤，爷爷为村庄感到悲伤。在他的眼里，村庄到处是破败、腐烂和荒芜，已然不是他记忆里的村庄。我和母亲没说什么，是不想解释什么。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无数次写信告诉他和父亲，村庄被一家巨大的企业收购，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他们要把我们的庄稼埋葬，要把我们的树木砍光，连同我们的祖坟都要挖掉。村里人在权衡之后纷纷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领到一大笔赔偿款，拖儿带女走向山外，摇身一变成了小镇居民。最后，村庄里只剩下我们家了。我们到小镇上买油盐和寄信，时常碰到不再是南山村的南山村人。他们劝我们别再执拗，早日搬到镇上。我也想跟他们到山外生活，兴许还能讨上一个女人过日子。母亲怎么也不同意，她说父亲要回来，要回到他的家，这里是他的家，家就是一个人的根，我们不能没经得父亲的同意而连根拔起。母亲说那是在造孽。母亲说这话时满脸悲凄，泪眼涟涟，这使我不得不觉得她的话有道理。就这样，村庄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在等待。我们每天陪伴着被抛弃的房屋，没有行人过往，也没有灾难发生，那俨然是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岛。我们越发觉得被我们自己抛弃了。我们来不及关心村庄的房屋，任由它们在风雨浸淫下日益腐烂，摇摇欲坠，似乎风一刮就会哗啦倒塌。那是爷爷和父亲建起来的呀。此情此景，爷爷怎能不悲伤？泪水滚出了他的眼眶。
回到家，夜幕降临了，母亲点起煤油灯，灯光从窗口漏出来，洒落在石板路上，风影摇曳。路两旁挤满野草，几只老鼠试探着露出脑袋，发现安然无恙，放心地打量着坐在门框上沉默的老头。它们不认识老头，猜不出他因何而来，又在深思什么。老头也看到了它们，眼里闪出一道光，手臂跟着抖了一下，似乎想抬起来，又僵持不动，他转脸茫然地望着我和我们家的狗。我和我们家的狗发现了那几只老鼠，没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村里人离开村庄时，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连电线杆都扛着卖掉了。我们只能用煤油，灯对付漫漫长夜。这年头很难买到煤油，母亲总是有办法，搁在墙角里的那只油桶，常年都盛得满满的，我不得不佩服她。我们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听到老鼠、田蛙和野猫的古怪啼叫。风雨之夜，山野里更是一片鬼哭狼嚎。我害怕这些声音，多次以此为借口搬到山外。母亲总是一口拒绝，说：“再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了。”我听懂她的话，她所说的安全在看得见的等待里，我找不到驳斥她的理由。那时月亮没有出来，煤油灯也暗淡，我看不清爷爷脸上的神情，猜想他的心里应该和满地的野草一样杂乱无章，他没想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如此落寞：芒草长在屋顶上，不远处的溪水快断流了，田野被一片枯草淹没。
“吃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