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释然间，指导员咚咚咚的脚步声到房门口了，我赶紧闪开到离办公桌稍开的距离。但指导员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窘迫状态，而是一进门就朝我喊：“李霖，原来你躲在我这里。快，跟我开紧急会议去！”
“报告指导员！我……”我有些尴尬，我想说出刚才我看到的，我也想问指导员什么紧急会议。但我都打住了。我毕竟清楚刚才想说的都不适宜问，便莫名地给指导员来了个军礼。
指导员愣了一下，盯了我一眼，又命令道：“快走！”
我还是有些迟钝，站着没动，因为心中有事。指导员其实也就30挂零，要他经常板着脸扮大爷还真做不到。此时他用一中指做成的小锤子在我头上敲一下，说道：“别磨蹭，跟我走。”
我立着不走，苦下脸来说：“指导员，您就行行好，听我说说找您有什么事嘛。就两分钟。”
“什么事？”指导员这才停下准备跨出门的脚，侧着头，帽檐下那双犀利的眼睛睨视着我。
我将请假的事说了。
指导员不屑：“我还以为大事呢。准你！”然后往回走几步，拍着我的肩膀说：“上级来了命令，年后一批死刑犯要在春节前提前执行，你明天执行了任务，后天就批准你回家。回去多休息几天，问你哥哥、爸爸妈妈好。”
可我伫步不前了。我听出了指导员话中的意思：又要我枪决死刑犯！我为什么这么倒霉？连请假都要以此为条件。
指导员过来推我的身子，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小子想赖在我这里？走，马上走！”
我迈开了步子，但我亦步亦趋道：“指导员，我服从命令。但……如果我请假要以做射手为代价的话，我情愿不回家。机会留着给战友们吧！”
“说什么呢？跟我犯犟是不是？你就这政治觉悟？走！”指导员最后一声走，带着怒喝的味道了。
到会议室，凳子都挪一边了，几十名战友分两排站在那，中队长正给他们训话，旁边有副连长和几个排的排长，都很严肃地站着，好像专门等着指导员和我的到来。我一眼扫去，左边一排的战友中有周彪悍，以及上次跟我当过副射手的向李弘，即向结巴。不过，周彪悍站的那一排都是84年入伍的，向结巴站的一排则是第二年的。向结巴其实并不怎么结巴，要不也入不了伍。他只是一急的时候，说话就口吃。他上次跟我当副射手，这一次看来还是副射手。
“李霖入队！别磨磨蹭蹭。”中队长见我不迅速，有点不高兴，大声喊着，那后一句算是对我的批评。
我畏怯地站到队后。我个子最高，站在后面正好合适。如此，也离中队长最近。
这时，指导员走到中队长面前，附耳小声说：“李霖家里有急事，刚刚他哥哥打来电话，说是老娘病了。我看是不是换周彪悍来？”
可中队长嘴巴一撮，用嘴朝队伍里一指：“周彪悍在那呢。”
“那是不是换一排长？”指导员又说。
我看了指导员一眼，带着感激。
可中队长此时声音很大，几乎是喝道：“不行！你别惯着他们。他有事，先执行了任务再说。”
我瞪了中队长一眼，心里骂道：你这个黑鬼蛮子！
中队长开始布置任务。
其实，中队长即使不说，对明天的任务，我们也能猜出个大概。但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有点震惊的是，这次死刑犯有28个，是我自当兵执行死刑犯以来最多的一次。两个队员负责一个死刑犯，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我没来之前，这队伍里已经站好了55人，加上我站进去就是56人了。56人，对武警中那些小的连队来说，总共就这么些资本。我们机动中队，是大连队，但即使这样，接近年关，人员还是紧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中队长硬要将我补上了，毕竟我在中队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积极分子”。
我哭笑不得，说：队长，我是说跟周彪悍换，我去提11号犯人
我又睡不着。
一年多前第一次执行死刑犯的晚上，我睡不着，但那纯属正常，可是，昨天，昨天晚上，即这大年二十三、明天就是过小年的晚上，我居然继续睡不着！翻来覆去怎么也合不上眼。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眼合上了，却又被一个恶梦惊醒。
恶梦中，我的哥哥李舸接电话时被雷触了，我回家乡探亲，恰好看到他倒在办公椅上，我惊吓中大声喊着哥哥。
这一喊，我醒了。
醒来后，我干脆不再睡。爬起床，在营房外踏步。
这时东方微亮，但冬天的寒云却充斥着天空，大地也久久得不到亮光，我望着眼前阴沉沉的一片，等待着早操的军号响起。
比平常提早半个多小时吃了早餐后，我们五十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赴看守所。我继续当指挥车的司机。这次是中队长亲自带队，可见任务和责任比平常重大。按昨天晚上的布置，我是射手，不应该坐在指挥车的位置，但中队长在出发前，命令我继续担任边三轮的“司长”，我当时愣了一下，有过短暂的高兴，高兴可以不当射手了。但马上意识到，是中队长习惯了坐我的车，忘记了我今天是另外的身份。
在行走的路上，中队长说，这次刑场选在岳江的河床，并吩咐我开完宣判会后记得往河床开。河床是以前去过多次的地方，中队长一说，我自然明白。
但我看了一眼中队长。我这一眼其实是想提醒中队长：你长官可能忘记什么事了。
中队长这才想起我今天是射手，便“哦”了一声，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一句“看我这记性”，还将帽子取下，在头上摸了摸。
中队长其实也有憨厚的一面。
刑场一般是前一天由参与这次宣判、执行的武警、法院负责人决定的。关于刑场选址，通常有三个预选，比如河床，比如山坡，比如废矿。宣判会后，指挥官坐在指挥车上，走在最前面，带领所有的车往刑场赶，这刑场只有前面的指挥官知道，后面的人是犹如跟着妈妈往外觅食的鼩鼱，一个咬着一个，并不知道带路的人的所到之处的。
在我参与的执行任务中，指挥车都是边三轮，也就是我现在开的这辆。边三轮上，我在左边，右边是中队长，即指挥官位置，后面是通讯员，即中队长的勤务兵。区别指挥车和其他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车上有一面飘着的红旗。我每次坐在红旗的旁边，双手握着笼头，腰间挎着手枪，所坐的位置比指挥官高，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感觉是颇为神气的。
但今天我却似乎有些紧张，也讨厌那些羡慕的目光。
继续说刑场预选。
三个预选刑场，最终只选一个，这最终的一个就由指挥官临时决定。指挥官可以心血来潮，决定哪就哪，但一般还是根据当天情况和当时情况临时决定。当然，武警指挥官决定了，马上会通知法院、检察院、公安的负责人。
至于说“当天情况”和“当时情况”，那是多年惯例，也就是说，属于保密程序吧。毕竟谁都知道了，无形当中增加了执法难度，撇开劫法场的可能性，单就那水泄不通的围观群众，就够公安、武警喝一壶的。
车子停在岳州市第一看守所后，风风火火习性的中队长即刻从法院负责人那里拿过名单，跟他们耳语几句后，就雷厉风行地吩咐工作。
张明亮、肖扬，5号，带文天兵！
罗浩秋、李光，6号，带余单钦！
周彪悍、向李弘，11号，带李毅！
我吓了一大跳——李毅？哪个李毅？
难道是我那穿开裆裤长大的兄弟？
我的头嗡嗡起来，第一反应是拉过一个看守，避开中队长，悄悄地问：“11号的李毅，是哪个李？哪个毅？哪里人？”
看守也悄悄地回答我说：“木子李，毅力的毅，岳州人。”
我的头立刻炸了！“你说什么？”我差点喊了起来。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马上和周彪悍换。我去带李毅。我要看个明白，我不相信这样既是晴天霹雷的大事也是拉屎碰上大狗熊的巧事，要发生在我李霖的身上！
不过，我又冷静了。“岳州人”，看守说这个李毅是岳州人，而我的兄弟并不是岳州人呀！看来，世界上同名同姓的多，尤其是我堂哥李毅这样大众化的名字。
我于是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立刻又踏实了些。“算了吧？应该不是我认识的李毅。”我对自己说。
但，我的脑子还是乱，仍然嗡嗡嗡地响，心里还是放不下——“木子李，毅力的毅”——这又如何能让我放得下？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知道，弄明白——到底是哪个李毅？”我又对自己说。
我于是顾不了那么多，马上举手：“报告！我要去11号。”
中队长正一路念着名单，突然有个杂音说去11号，不耐烦起来：“你******屎也来尿也来，这个时候上什么厕所？”反过头来见是我，虽然脸色好了些，但还是没好气：“李霖，你搞什么名堂？去！要拉肚子快去！”
我哭笑不得：“队长，我是说跟周彪悍换，我去提11号犯人。”
“你要干什么？”中队长突然停下，瞪大了眼睛，像发现了恐怖分子一般，死死地盯了我一会，见我也认真地看着他，大概想到这个李霖也不是什么坏家伙，平时很看重他的，现在的要求虽然让人不怎么明白，但也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阴谋，便嘴巴一扭，算是通过了。
我于是拍一下周彪悍的肩膀，说一句“谢谢”，领着向结巴去11号号子。
周彪悍也没说什么。这一年多来，他对我能文能武的本领领教了不少，也知悉了我跟中队长指导员尤其是指导员的关系相当好，因而对我越来越刮目，从而我俩的关系就修复得如中越关系一般正常化了。
看守在前面走，手里的钥匙发出悉悉的脆响，我的心也似那反复碰撞的钥匙串，噗噗地跳着。
我强迫地告诉自己：不是，不是！
我拖慢了脚步，我让向李弘走到我的前头。
不行！我告诉自己。于是，我又抢步，走到向李弘的前面，还越过看守，抢到看守的前头。
我直奔11号监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