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深刻的阐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清朝统治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一切都按他的预见而逐一实现。
在清朝勃兴史上，具有命运攸关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四月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八日，七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多尔衮受敕印，行三跪九叩头礼。顺治帝又赐给黄伞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其他随征将领也都按军级赐给衣服、鞍马等物。
九日，多尔衮率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还有留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李，齐聚堂子，奏乐行礼，再向天行拜。拜礼毕，炮声大作，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
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以清入关前总计兵员12万计之，满洲与蒙古八旗兵抽调十之三四，应为8万人；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此次投入的兵力约在10万以上。“孔耿两将四万骑，领率大炮车子大路直行。”此四万骑当包括尚可喜部及续顺公沈志祥部在内。又云：清兵前后“军兵之数十余万云，而蒙古人居多焉”。渡辽河后，又有朝鲜国王奉召派出兵员600人随征。据李氏朝鲜方面报道：清朝征集“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可见清朝在它所统治的范围下达了全面的******，出倾国之师，志在必胜。不过，它不会把六七十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童投入前线，而让这批老少辈人代替出征的青壮兵留守后方。可以肯定，留守沈阳及各城镇的兵，除了少量的青壮，多属老弱病。出使朝鲜的清使臣郑命寿对朝鲜使臣不无忧心地说：“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这番话，反映了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孤注一掷、冒险一战的共同心情。为夺取全国政权，不惜倾国出动，把清朝的命运寄托于这次战争。
师出沈阳，每天大约以60里左右的速度行军。此据《沈馆录》之《西行日记》所记每天行程而计。时值仲春，不时刮起大风，广阔的辽河平原一无遮拦，尘土随风而起，加之军兵车马浩浩荡荡，搅得灰尘乱飞，弥漫如雾，连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行军也难以加快。此时，多尔衮对于山海关方面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疾进，边行军边探听情况。沿途只见野兔、野鸡到处奔窜，还组织行猎，鸡、兔无一逃脱。《沈馆录》。
四月十三日，大军已渡过辽河，前进至辽河西120里的地方宿营。多尔衮身任统帅，全军乃至清朝兴亡命运系于一身，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在肩上。实在说，他对此次事关重大的进兵似乎还感到没有把握。这也难怪，因为清兵多年来一直同明兵作战，已熟知它的作战特点，但从未与农民军交过锋，能否取胜，他确实有几分担心。他无法入睡，便请来洪承畴，征询他的见解。洪承畴原是明朝蓟辽总督，在松山决战中战败被俘，降了清朝。他出任蓟辽总督前，已任陕甘三边总督，统率明军征剿农民军达十余年，积有丰富的经验，一度把自成军打得溃不成军，逃到商洛山中隐藏。多尔衮正是考虑到洪承畴了解农民军，才召他来谈谈想法。承畴稍事思索，便一口气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以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重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
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岩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成功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清世祖实录》，卷4，11~13页。
洪承畴这篇议论是在范文程奏疏的第九天发表的。他再次强调申严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改变清军以往抢掠财帛所造成的令人惧怕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现，这就是要扭转范文程奏疏中被删掉的“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清军状况，要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是不容忽视的“要务”。其次，承畴以他的经验，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同时，他根据同农民军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农民军得京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的致命弱点，料定它一经听到清军将至，必携财焚宫殿而遁，清军应限定时日，以精兵为前驱，速行追剿，即使农民军据京师不撤，更给清军造成攻破和消灭它的最好机会。但是，他也明白地告诫多尔衮，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不可与明军等同看待，轻视不得。为慎重起见，保证清军万无一失，他建议用马步更迭之法，防止误中农民军埋伏。遗憾的是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承畴从军事上不得不防，实为计虑周全之法，亦见承畴用兵之细密。关于进京路线，他认为，须从蓟州、密云接近京师的地方突破。这一方略，当然没有把三桂开关请兵考虑在内，换言之，他没有料到三桂会有如此惊人的举动。说明直到十三日，多尔衮、洪承畴等对山海关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洪承畴一席谈，确实进一步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念，大军按着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
十五日早晨五点以后，大军进至翁后（辽宁北镇附近），才行军五里，突然停止前进，众将士都感到很奇怪，随军的朝鲜世子李指使翻译官徐世贤探听消息，听范文程神秘地告诉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副总兵一人，游击一人来，说山西“流贼”犯围皇城，三月攻陷，皇帝与后妃自缢。国事至此，已无可为，“贼”锋东指，列郡瓦解，惟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指多尔衮）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
原来，来的两个人正是郭云龙、杨珅。他们兼程疾驰，终于在翁后遇到了清军，面见多尔衮，递上吴三桂的信。多尔衮展读后，一下子了解了目前形势变化的真相，大感意外。他为李自成攻克北京，逼死崇祯帝及后妃自缢不由得暗暗吃惊，而对先帝（清太宗）曾一再招降而不顾的吴三桂如今自找上门来，又是一阵惊喜。但他细细推敲三桂的信仍无降意，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年仅三十余岁的摄政王确实精明过人，他思前想后，没有轻信三桂千恳万恳的话语，却是更多地想到了此中有诈，又不便说明。他很友好地安顿好郭、杨二位使者休息，便急忙召来阿济格、多铎等人商量。结果，他们都无法确认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明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积怨甚深，很难取得相互信任。三桂一直同清军作战，拒降坚守，这封求援的信来得太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仅凭一纸书信，怎能叫他轻信！最后，议定取慎重戒备态度，先搞清虚实再说。于是，多尔衮把杨珅留作人质，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