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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有点乏善可陈的意味。
我和小华依旧各自忙碌在校园里。本来有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家庭的欢乐就被现实的忙碌淹没了。在小镇上我们这样的教师家庭算是别人眼中羡慕的对象了，可是个中的辛苦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明白的，面对春蚕和红烛这些伟大的比喻，有时候老师们真的微笑不起来。小华总是说头疼，以至于医务室给她的止疼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和她商量了几次要去大医院好好地检查，多少个周末也没有能够成行，最后只能寄希望于暑假了。好在天已经热起来了，春风不再是吹面不寒了，春天的尾巴已经燥热起来了。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我接到了校长的电话，他说：“你的春天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这所乡村小学工作了近十年了，确实没有过什么好消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已经让我们不再期盼什么好消息。到了校长室，见到教育局的领导也在，因为我平时参与学校各种材料的撰写，所以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和教育局的领导打交道也是常有的事情。我心里想不知道又要写什么重要材料了，不然领导也不会亲自到学校来。亲自这个词本来是很庄重的，但是这些年被领导用得有点没有意思了，什么场合都是亲自，大有吃饭都要用亲自这个词的意思，这个世界的确是哪里都在忙，什么人都在忙，什么时间都在忙。
所来的领导是教育局办公室的主任，这位忠厚的长者是我们大学时候的学长，姓柳，柳主任是教育系统里有名的一支笔，我和他合作写过很多材料。他开门见山地说：“小孙，这次来是想征求你意见的，刚才情况我和校长也谈过了，局里办公室负责文字的同志公务员考试高升了，现在我们缺个人手，想借用你去帮忙。你也知道的，教师里想进城的多的是，进机关更是挤破了头，可是写材料这个是要行家里手才能做的技术活。我第一个想到了你，所以今天先来征求学校和你的意见，如果可以的话就正式请人事科来办手续。”
“如果可以……”这句话说得很艺术，工作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如果可言，再说谁也知道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校长说的你的春天来了对我个人而言确实一点也不夸张。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出了校长办公室，心里觉得无比的轻松，从学校到机关这是一步登天的事情，我的脚下真的是满路春风了。学校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大家都用那种艳羡而又猜疑的目光看着我，我也明白换着是我也会私底下想一想这家伙究竟是有什么背景，能够一步登天去了机关？这所村小和初中在一起，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虽然在近郊的乡镇，但是因为人口迁移，学校的生源也连年滑坡，学生想进城教师也想进城，进城是许多人朝思暮想的事情。
但是小华似乎并不那么兴奋，她觉得头疼，这回她不仅是真的头疼而且是心里也烦恼。我们大学毕业时候一起分配到这所学校，当时是满心的不如意，慢慢地总算是适应了下来，过了几年结婚因为工作压力大，一直没能有宝宝。这不，今年好不容易有了孩子，家里忙得一团糟，我又要调到城里去，小华说这种日子真让人头疼。
但是，离开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她也知道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一步，我宽慰她：“等我安定一两年，总归可以和领导求情，把你也调到城里去的。”小华笑笑说：“我就不指望你了，我觉得在这个学校蛮好的。”她是那种很拼的性格，刚到学校就在初中教毕业班英语，就再也没有到其他年级去，有一年一定要申请到低年级去，年级组长就坚决不同意，最后发动学生家长来和校长发难，校长没有办法坐在家里谈。最后只好答应教一个重点班，哪知道另外一个重点班的家长又不愿意了，又来校长室发难，校长没有办法，最后有点强迫的意味让她教两个班的英语，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毕业班。
校长在为我送行的晚宴上说：“你们两个都是拼命三郎。”小华苦笑着说：“为了这工作真要拼了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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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的岗位，依旧是各种各样的忙。除了先学着接触一些综合材料的撰写之外，我还负责新闻宣传稿件的撰写和网络留言答复的事情，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定数，临时性都很强。老柳说，办公室工作经常是“一马当先，两厢站立，三餐无味，四肢无力”，好在他又说：“你现在还年轻，正是吃苦的时候。”这句话好像年轻人总是在听，学校里校长这么说，到了机关领导还是这么说，自己好像也感觉到年轻真好。
教育上的新闻多，热点事情也多，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的关注度很高，有十万个学生就涉及十万个家庭，这就几乎和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这些年来网络平台迅速发展，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联系更多更方便了，这客观上也给工作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我因为要处理各类寄语的答复，每天早上都要提前到办公室，先到网站的管理主页上看一下有没有重大的舆情。如果是一般的情况还好，影响重大的事情还要请领导定夺。这天早上，因为小华说她头疼，让我迟点去上班帮忙丈母娘把孩子打理一下。因为住在近郊，我晚上都是骑摩托车六公里回家的，想想这天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在家里帮忙打理孩子。
哪知道说有事情就有事情，小华前脚才出门，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是一个校长打来的。因为小孩子在哭闹，我没有听清楚究竟讲的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寄语市长帖子，是一个学校的小孩子和一个老人跌倒的事情。我一听这又不是简单的事情，教育内部的事情还好处理，和社会发生关系的网络舆情真正是一点不得马虎。我把孩子丢给丈母娘骑着车子赶紧去办公室，在路上又接到局长电话，说刚刚看到寄语市长有一个帖子，这是件好事，要好好地报道一下。我被搞得一头雾水，从来也没有过网络舆情是好消息的，一般都是反映问题的，至少也是咨询事情的。
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一看，这才明白原来是市区甘雨中学的一个学生放学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骑车摔倒了，这个孩子帮着扶起了老人，又送到医院去治疗，然后又默默地走了。因为老人的家人没有来得及问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只知道这孩子穿的是甘雨中学的校服，衣服上有校徽。老人的家人想感谢这个小孩子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想到了到寄语市长上发一条信息表扬这个孩子助人为乐的行为。甘雨中学是市区一所品牌学校，这个学校的孩子做出这样的好事本来也平常，可是我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电视上关于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一度成为热议的焦点，这个学生扶起老人的事情自然也是令人敬佩的。
于是，寻找这个学生的事情就成了当务之急。我这也才明白一早甘雨中学的校长打电话给我的用意，他也敏锐地感觉到找到这个学生对于学校和教育系统的意义。找一定是不难的，我才把事情搞清楚，那边甘雨中学的电话就来了，终于在各班“排查”出来了，这个小孩是学校初二六班的王一诺，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学校请求一起撰写一篇新闻报道。这件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我脑子里就想着是不是从“最美中学生”这个角度来写这个新闻，这样可以将这个新闻做得更抢眼。
才理好思路，县里日报社电话又来了，说已经了解到相关情况，要来采访，我知道这条正面新闻势必要发酵了。这在过去真正不是什么大事，我们上学的年代扶老奶奶过马路的事情是常有的，那时候学雷锋成为热潮，学生们真心地想做好事，巴不得像雷锋叔叔那样，“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但是这些年来，学雷锋这件事情似乎确实也不那么简单了，一些好人做了好事却又落得尴尬的下场。最著名的是那个扶起来老人却被老人诬赖说是他撞的，最后讹人家赔偿的事情，一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老人跌倒了路人见了要不要扶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竟然成了社会进步发展时期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是世风日下，但是道德所遇见的困境真正是令人尴尬甚至是伤心。
所以，王一诺同学的小小善举却也真的扶起了良心，扶起了一代人的担当，说她是最美中学生也是不为过的。和日报社的记者刚刚采访完，就接到小华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埋怨我脑子里只有工作，早上也没有把孩子弄好就走了，孩子都有点发烧了。我只好应付着说：“晚上我早点回家就是，这不实在是忙不开嘛。”可是晚上看来我也是不可能早回家了，下午省市的多家媒体都闻风而动，纷纷到县城采访，一帮子记者火速到达小县城，也可见大家对这件“小事”所蕴含的巨大意义的关注，我为自己的工作中能遇见这样的好事而满心鼓舞，但自己心里也实在有些着急，小华身体不好，家里一摊子事情没有人问。我也只好全程扑在一线陪记者跑，拍镜头找花絮，一直忙到夜幕降临才舒了一口气。
想着第二天央视的记者还要来采访，我想今天一定得早点回家去，把家里的老小安抚好了。才启动摩托车，小华的电话就来了，她头疼得厉害，我让她打的进城来，去县医院看一看。等到她挂上静滴，已经是七点钟了，我饥肠辘辘地坐在她旁边陪着，给她讲着这个最美中学生的事情。她脸色有些苍白，似乎也没有什么心思听我津津有味地讲述。本来要给她做一个CT扫描，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第二天再来做。我知道这第二天也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她那满满的课表根本不允许她请假。
挂完静滴，我骑着车带着她回家去。
晚风吹过来，很久没有这么安静地在一起一会儿了，她紧紧地抱着我，我们在清凉的晚风里呼啸而过。
3
第二天，王一诺的事迹上了各大报纸和电视台，中央台的午间新闻也播出了地方台的片子，说还要准备到现场来采访。教育局对这个事情也重视，趁势在教育系统开展最美中学生大讨论活动，以此鲜活的事例在师生中开展广泛的道德教育。王一诺这件举手之劳的事情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采访见到王一诺的时候，和我想象的那种青春活力的形象不一样，她就是一个安静的女生，偶然间会腼腆地笑一笑，并且一直在强调：其实也是偶然的事情。她不知道的是，社会正是需要这种不经意间的善良，我们已经见惯了那种搞运动式的文明活动，那些活动虽有一些成效，但是要将文明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就需要这种不经意的善举。当这些小小的善举成为一个城市百姓的日常习惯的话，那么关于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就只能是个不攻自破的伪命题了。
想不到的是，一个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被一个文弱安静的小女孩解决了。
这一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了解到王一诺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她被评为“最美中学生”，还得到了很多应该有的荣誉。这件事情忙完了，暑假总算是开始了，虽然机关并没有暑假，但是学校放假后机关的工作节奏也相对轻松了一点。我打算让小华休息几天，然后自己请假几日陪她出去走走，顺便去省城的医院看一下专家门诊，治疗一下她这个顽固的头痛。放假之后，小华休息了几天，头疼也缓解了，她说，哪里有什么病，都是烦出来的。我笑着说，不让你拼命你更会烦出病来的。
大多数老师都有这种拼命的病。老师的拼命真是让人心疼，这一点从讲台上走出来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一面是为了学生的成绩拼，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拼。教师的发展无非是职称的晋升，这是许多老师为之奋斗的目标，尤其是农村的教师晋升的机会相对少一点。每年暑假里，为了评定职称也是令人头疼的事情。按照工作时间，小华今年也是可以评定一级教师了，按照工作实绩来看也该是当仁不让的时候了。
但是，校长和她的谈话也让她头疼。学校里职称评定，每年的现实情况都是“僧多粥少”，许多老教师苦了一辈子，也等不到一个名额，有些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也难以解决。校长找她的意思很明显，无非是请她高风亮节“让贤”。小华不表态，校长就说：“你还年轻，以后机会有的是。按照道理来，讲你这么优秀的教师就应该先上，但是学校的实际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的先生现在去了机关工作，你更要有点奉献的精神，不然人家会拿这个说事的，会说你一定是因为老公的关系暗箱操作评上的。”
小华听着就掉眼泪，她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校长就安慰她，会在来年给她尽早安排，这样高风亮节大家也会感谢的。
暑假里正好有个国培计划，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校长就让她出去走走，学习一段时间充充电。
这算是一个安慰，反正心里觉得委屈。她忙着整理行李，国培计划的先期是集中培训十天，她正好也可以出去透透气，不用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头疼事。我倒也松了一口气，孩子被丈母娘带回家了，自己也可以过几天快乐单身汉的生活。暑假正好也轻松，自己可以看看那些买了没有翻过的书。虽然离开讲台很久了，但是我还是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还把自己当成一个语文老师，喜欢做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这个要比写那些讲话稿好多了。
小华人才走，事情却又来了。看来暑假也是个空头支票，夏季的作息时间下午三点钟才上班，两点半就被电话叫到办公室，说安全上出了事情。领导就是有艺术，电话里不告诉你什么事情，到了地方才和你说，生怕你情绪受不了一样的。到了办公室，柳主任已经去会议室等着了，所有的局长都在，临时的办公会按道理也不用叫我这个办事员的，可见事情也是很着急的。
杨庙乡的两个学生在河边玩耍落水差点殒命，被一个路过的大学生救起来，那个大学生却没有上来，到现在还在找尸体。杨庙乡是本县北部的老区乡镇，西接运河东靠河荡，是个典型的水乡，境内一条干渠是北乡的水利要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暑假开始前早就印发了暑期安全的提示，但是暑假学生分散在各地，难于管理，家长们大多数在外打工，留守的孩子都跟爷爷奶奶生活，免不了出点情况。学生被救起来了，可是落水的大学生也成了一件大事。局里面组成领导小组，火速赶到杨庙乡去处理情况。
到了杨庙乡的现场，打捞工作还在进行。因为是汛期，上游水量充足，干渠里水流湍急，水深浪大，岸边是几乎垂直的石工，打捞工作非常困难。救人的大学生叫殷华，是本乡考到省城一所职业大学的学生，暑期返乡回来休假，看见这两个小孩子落水，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他们。殷华的父母呼天抢地，母亲已经晕倒了几次，大热天里大家顶着火热的太阳围聚在干渠边等待着打捞的消息。
傍晚时分，各路媒体再次聚焦杨苗镇上。几个小时的打捞，结果只能是悲剧，殷华被抬上来的时候，大家无不泪流满面。现场一片混乱，我忙着配合记者采访，英雄救人落水的新闻从这个革命老区的乡镇传播出去，成为这个夏天里感人落泪的新闻。我被安排住在镇上，配合当地学校处理相关事宜，毕竟是事关学校的大事。没有纠纷只有伤痛，我们帮着殷华的家人处理丧事。他的母亲已经哭成了泪人，父亲斑驳的白发显得很憔悴，他们始终无法接受儿子远去的事实，似乎等待着寒冷的冰棺里会有奇迹发生。他的父亲喃喃地说，他是还了一条命给这绝情的河流。
原来村里人都知道，就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他顽皮的儿子也是在干渠边和一群孩子嬉戏，哪知不慎掉进了水里，吓得一群玩伴手足无措地哭喊。在这紧急的关头，村里的刘德志跳下河去。当时虽然是枯水期，但是干渠里的水位还是很高，河底的淤泥沉积，加上冰窟里救人危险可想而知。刘德志是个残疾人，行动不方便，殷华掉下水时还有一辆小自行车压在他的身上。老刘先移开自行车，可是手上没有力气去抓小孩，他就用嘴咬住孩子的衣领，一把搂紧孩子移到岸边。就这样殷华捡回了一条命，以后就认这位老刘作干老子。大概是受到这件事情的深刻影响，这位身体残疾而品德高尚的老刘一直是他的偶像。后来老刘的事迹被县里面知道了，县里文明办还评选这位不识字的老人做见义勇为的标兵，拿了八百块钱的奖金和一张奖状。这个奖状老刘送给了自己的这位干儿子，他看不明白上面的字，但是他知道自己做了好事，他希望自己救的干儿子将来也能有出息。老刘是个单身汉，一辈子孤苦伶仃的，从此自己也算是有了点寄托。殷华小的时候还会说将来我养你的话，虽然孩子不知道这话的轻重，但老刘听了脸上仍然是乐开了花。
老刘也来到殷华的灵前，默默地磕了几个头。按照道理他是长辈不必要磕头，但是人死为大，而且孩子做了长脸的事情，他觉得殷华受得起这三个响头。镇上的师生们自发地组织了送行的队伍，为这个二十岁的英雄送上最后一程。最为感动的是，在殷华的追悼会上，数百个素不相识的乡民也到殡仪馆送这个英雄最后一程。
这几天，我写了无数的材料，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样紧急关头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我们用再多的词汇也无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县里文明办给殷华的父母送去了抚慰金，他的事迹登在省里和全国的好人榜上，短短几天就以几十万的点击量成为对英雄在天之灵的告慰。
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再次被身边的英雄所感动。作为一个写材料的人，我时时刻刻被这种精神感染，所写的每一个字在自己的心里就像是春风一样，虽然殷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太过悲情，但还是鼓励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善良和伟大，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抱怨工作繁忙，厌恶社会冷漠，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感动中活着，至少我们还活着。
眼看着小华培训的时间要结束了，她在省城里还打了几次电话给我，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殷华的事情，我给她讲这个孩子的许多故事，她也只能报之以叹息。然后说：“好像我们的师生不把命搭上去，你们是不会关心的。”我笑着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社会不是很关心我们嘛。”
她说：“是的，关心得我头疼。我的头确实疼。周末的时候，这边培训也结束了，你来省城和我一起去查查吧，正好也出来走走。”
我好像是很久没有陪她出去走走了，尽管这个季节的省城是著名的火炉之一，但我自己也觉得有陪陪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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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没有等到我周末去省城，电话就来了。听说小华晕倒的消息自己也差点晕过去了，又不是上课的时间她难道培训也累成这个样子么？老柳安排了单位的车子送我去省城，一路飞奔到了军区总医院。到那边的时候，她已经醒过来了，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陪着她的是一起来的县里的一个女同事。
我进病房不久就被主治医师请到他的办公室。这位和蔼的女医生说出了一个令我眩晕的事实：小华是脑肿瘤，已经晚期了。听到这个结果使我扶着她的办公桌良久都没有办法站稳。我有些孩子气地问她：“会不会是误诊？”医生说：“我们也希望是误诊，但是凭我几十年的专业经验看是确诊无疑。留给她的时间大概还有三四个月，我看还是不要告诉她，让她安静地接受治疗，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我告诉小华：“省城的设备就是好，医生也尽心，你就安心地住上一段时间。”她笑着说：“头疼能有什么大事？我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现在闲下来倒是更觉得头疼，一忙起来就没有事了。”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在她的坚持下，8月下旬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她出院的时候长长叹一口气说：“还是外面空气好。我这顽固性的头疼就是不能闷在病房里，一到教室里就好了一半了。还有几天就开学了，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咱可不是那种躺着休养的命。”
校长听我和他说了情况，这个黝黑皮肤的汉子也掉下了眼泪。我不想她走在病榻上，也许让她再上一次讲台，会给她一些安慰，也许真的会有奇迹的。并不是我狠心，而是我知道她的性格必须再拼一下。我有几次觉得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又竭力地隐瞒着一切。看着她伏案写教案的样子，似乎又不像是一个病人。我强作欢颜地骗她：“什么时候去听一听你讲课，让我感受一下你以前拼搏的精神。”
她有些不屑地说：“你现在已经内心浮躁了，不适合来课堂了。”说完埋头做起自己的事情，孩子跌跌撞撞地在屋子里转悠，练习着蹒跚学步。他有时候跑到妈妈身边，一下子把她的书本拽下来，扔在地上然后得意地笑。小华无可奈何地笑骂他：“是个小坏蛋，和你爸爸一样的捣蛋鬼。”
开学的第一天，她真的走上了讲台。我这一天没有去上班，原来开学的时候机关还是很繁忙的，我把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事情都推开了，在家里带着孩子。她觉得我有些反常，我告诉她今天开学检查就在你们学校，我正好在学校等他们检查组，就不用再去学校了。她没有怀疑，也没有时间和我多说，夹着自己的书走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想到一摊子的事情来了，想想又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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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她彻底倒在了病榻上。
我们不在的时候，她满屋子地找东西，把家里翻得凌乱不堪，我知道她要找一个证据，找一个关于她头疼的证据。我不想她带着疑惑走完人生最后的日子，哭着将一切都告诉她。她终于像是安心了一样倒在了病榻上，说了一句：“我终于不要为那么多做不完的事情而去头疼了。”
她走的那天，很多家长哭着来送她，几公里的乡村公路两边站满了人，和送殷华的那个场景如出一辙的悲伤。我抱着儿子在昏暗的世界里无奈地走着，那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问了一句：“妈妈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悲伤，我用再多的词汇也无法组织好一句话来回答孩子这个问题。以至于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都无言以对，像我当时问别人很多问题一样。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些被采访的人为什么总是不能回答好我们的问题，而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两句话。其实就是一两句简单的话都已经太沉重了。
我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包括所有登载她事迹的报纸一起，全部付之一炬。不是我心狠想迅速地忘记一切，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根本不会被忘记。那些妙笔生花的记者我得感谢他们，替我将妻子的事迹写得那么好，一个女记者写的名字是《一路春风》，她的善意是对小华最好的纪念。其实，季节慢慢地冷却下来，秋风才起来的时候真的像是春风荡漾的样子，只是人的心里只有悲凉的气息。我拒绝去参加任何的活动，我觉得对她的宣传和表彰都恰如其分，她用生命鼓荡起的春风真的值得最为深情的赞美。我也很感谢那些好心的人为她身后的奔走，让她成为一份材料里的先进人物，成为红头文件里的学习标兵，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她让这个世界得到了很多，让同行们得到了骄傲，让学生们得到了记忆。
而让我们得到的却是失去，这种失去让我无法回答孩子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不想去面对那些属于小华自己的荣誉，尽管这些荣誉如今看来依旧是实至名归。我把小镇上的房子卖了，虽然那里曾经有我们奋斗青春的微笑和汗水，但是我早已经将他们铭记在心里，至于故人已经不再，就不必再故地重游了。我想假如我的孩子哪一天懂事了，非要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只能用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来回答她：你的母亲在春风里。
这话一点儿也不虚妄，虽然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在第二年的春天里，我因为工作的事情又去了那个小镇上，去采访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几个大学生村官，他们因为帮助留守儿童成为市里面的文明市民，他们建成的“留守儿童快乐家园”在省市都小有名气，镇上的23名留守儿童在这些稚气未脱的大学生的帮助下也是如沐春风。因为他们所在的村都很分散，我又熟悉那边的情况，单位就安排我去陪同。
我们到了约定好的地方，省台来的记者将准备好的提纲告诉孩子，让他们按照已经制订好的计划去回答问题。有一个孩子在说到受到社会帮助的时候，突然哽咽地说：“我曾经受过一个老师很长时间的帮助，她像我的妈妈一样关心我，可是她已经不在了，我能不能借着你们的镜头向她表达我的想念呢？”
我知道，这个孩子的回答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记者的问题，记者也并不能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泪眼婆娑。我想这些也都不重要了，我想这个回答对于我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为我将来回答自己孩子的问题确定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是的，她在春风里，一路上的春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