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眼前，陈独秀的故居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不是毁于兵燹，不是毁于“文革”，而是毁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时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方兴未艾。先是被蚕食，一切在悄悄中酝酿，不显山，不露水。到了某一天，突然来个鲸吞，明火执仗，大张旗鼓。这或许就是哲人说的“量变引起质变”。于是乎，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前后五进的百年“陈家大院”，顷刻间就被摧枯拉朽，夷为平地。
即使没有被拆除，“陈家大院”也不可能完璧归于陈氏后裔。这是无须证明的时代公理。独秀三子松年长期留守老家，数种访问记都表明，他多年间赖以栖身的，仅仅是蜗居陋室。房内唯一能点明主人身份的，只是墙上挂着的陈独秀的相片。那是拍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年份为1937.历经半世纪的日磨月蚀，烟熏尘染，望上去，依旧双目炯炯，英气灼人。
而今，2001年4月11日，当我来到安庆城南水关，追踪蹑迹，不仅报道中的蜗居陋室，无处觅影，松年本人，也早已撒手西去。昔日的“陈家大院”，已化为安庆市自来水公司的花圃、鱼池。春阳恍恍，春风惚惚。葡萄自在牵藤，红鲤即兴悠游。转去院墙外的深巷，勉强在新旧杂陈的楼阵中寻到两间低矮的破屋，据说，那便是独秀长子延年和次子乔年童年读书的地方。但是，一，没有挂牌说明，二，也没有任何陈列，是与不是，难以确认。问邻居，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别瞎搅和了行不行？！什么读书处不读书处？生拉硬扯，搞得现在拆也不让拆，修也不让修！
一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或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这样在近年内消失了。安庆至今仍保留有元代的“桐城文庙”，明代的“四代翰林宅”、“钱牌楼石牌坊”，清代的“铁砚山房”、“六尺巷”、“古戏楼”等等，并引为门脸。但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从秀才到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故居！飒飒江风，漠漠浮云，黯黯心绪。此中况味，岂是一个“遗憾”所能概括！站在自来水公司大院的假山前，北望，依然临登云坡，东望，依然耸振风塔，南望，依然濒长江，方位，走势，与独秀儿时所见一般无二，但中间已冒出了若干又若干犬牙交错的建筑，临江又拦起了一道大煞风景的防洪墙，视野就难免被挤逼得横狭竖窄，七零八乱。此时此地，若想啸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得如王之焕，“更上一层楼”。
一
独秀两岁丧父，六岁跟着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老人家望孙成龙，法教森严。独秀背不出书，常常招致无情的体罚。然而，令这位“白胡爹爹”愤怒而又伤感的，是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咬牙硬挺，一声不哭。未必他小小年纪，就已懂得沉默是最好的反抗？气急败坏的祖父忿而诅咒：“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必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还对乡人预言：“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白胡爹爹”没有看走眼，独秀长大后，绝对是一条猛龙。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领航五四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搅得四海鼎沸，卓然不同凡响。“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独秀自谓）他的一生，称得上是行如其名。许多掀天揭地的大事，众所周知，本篇就不再缕述。试看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培养、训练子女，也莫不烙上他一贯主张的“兽性”，即“龙性”。话说1915年，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延年和乔年从老家安庆接出。当时，老大17岁，老二13岁，独秀不让小兄弟俩与自己同吃同住，享受主编公子的特权，而是让他们睡在下属发行部门的地板，白天出外打工，自食其力，饿了就咬大饼，渴了就喝生水，夜晚燃灯苦读。两个小知青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日子过得可怜巴巴。继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独秀向赞化剖析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延年、乔年生于忧患，日后都自创成响当当的革命家。兄弟俩曾一道留学法国，苏联。都是先加入法共，而后转为中共。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延年曾职至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浙省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早期的红色风云人物，一度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凡先驱人物，都有他独特的个性。延年的个性，就是乃父的叛逆基因、底层的艰苦体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情愫、广州的骄阳、热浪和木棉树花的链接。譬如，延年为了深入人力车夫，时常破衣赤膊，和他们一起上街拉黄包车，挣来的钱，也一文不留，统统交给工友；延年白天黑夜忙于工作，忙到根本顾不上找对象，热心的同事多次为之介绍，都被他以“没时间考虑”而婉拒；延年在党的会议上和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面，向来都是以“同志”称呼，公而废私，革命第一，等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策动反共“变脸”，延年在上海被捕。起初，延年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打工谋生的烧饭师傅，与任何政党任何主义无关。因他粗衣破裳，又一副皮糙肤黑的劳工模样，裤脚还扎着一圈刺拉拉的草绳，咋看咋都像一员伙夫，国民党军警信以为真，打算草草发落。节骨眼上，孰料胡适好心办了坏事。胡适出面找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要他设法开脱延年。胡适找吴稚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吴是陈独秀的老熟人，又曾帮助过延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的吴稚晖，已不是当初陈氏父子的朋友，而是国民党铁杆右派。吴得知延年被抓，立刻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贺喜”。吴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并且咒骂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延年的身份，就这样为吴稚晖暴露了。杨虎大喜，亲自出马审讯。
敌人的软诱、刑逼，只是为志士的崇高气节雕像，前者的手段愈狡猾，愈残暴，后者的丰碑就愈高大，愈不朽。杨虎束手无策，恼羞成怒，只得下令将延年秘密处死。临刑之际，延年昂首挺立。敌人喝令他“跪下”，延年回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敌人不得不一拥而上，用力强按。然而，当他们的手稍微一撤，延年又一跃而起，惊得负责施刑的刽子手一刀落空，差点儿扑倒在地。
二
独秀次子乔年，从在安庆老家念私塾，到赴沪半工半读，再到留学巴黎和莫斯科，一直是大哥延年的伙伴与战友。1924年夏，延年从莫斯科返国，被派往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第二年春，乔年也回到北京，奉命作李大钊的助手。乔年小哥哥四岁，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但处事已颇为老练，斗争尤为坚决，深得大钊先生的器重。陈独秀与李大钊，是社会转型期的两颗巨星，世称“南陈北李”。乔年少时得“南陈”训练，现在又得“北李”指导，进步自然神速。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五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独秀一门，“五大”出了三个中央委员，也是党史之精粹，典籍之传奇。
乔年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与湖北籍女生史静仪相识，回国后结为伉俪。1927年5月，静仪在武汉生下一个男孩，起名“红五”。独秀对这个小孙儿十分疼爱，因为同年7月，延年在上海遇难，8月，他又因“右倾投降主义”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正处于丧子、失势的生命低潮，红五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他内忧外困、弹痕累累的身心。谁知风云不测，祸不单行，1928年2月，乔年继哥哥之后在上海被捕，6月，就义于龙华。这期间，红五也不幸染疾夭亡。
乔年之妻静仪，在丈夫牺牲后，曾再度留学苏联，而后迭经政治挫折，婚姻打击，忍辱负重，九死一生。但这都是传闻，无从查实。我仅在一家内部资料上，觅到一则短讯：静仪后来改嫁李氏，生有一女，为中央美院出身的著名雕塑家，年前，有感于陈独秀的悲剧命运和与自己的特殊因缘，她立志要为陈独秀塑像。
独秀长女玉莹，年龄排在延年、乔年之间。延年就义，是她带着三弟松年，瞒了母亲，到上海料理后事。隔年乔年被害，又是她同了松年，到上海收尸。哪里还有什么遗体？哪里还有什么日月？朝前看，茫茫人海，不见老父踪影。往后瞧，生离死别，又如何向老母交代。玉莹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不起，殁于沪上。
延年、乔年相继死难，有一段日子，独秀终日沉默不语，陷入刺骨椎心的悲痛。1938年抗战高涨声中，国民党为了装潢门面，企图拉拢陈独秀出山，派员居中斡旋。独秀严词正告说客：“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三
独秀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三十年代初，独秀在南京坐牢，松年前去探监，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骨肉情深，不免潸潸泪下。独秀却双眼一瞪，大声训斥道：“没出息！”
1937年夏，抗战烽起，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为陈独秀减刑，并将其释放。1938年春，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长女长玮，离开安庆，乘船西上，与父亲相会于武汉。随后一起转去重庆，最终定居在四川的江津。江津对于陈独秀，不啻是吼狮的沙漠，猎鹰的囚笼，头戴“叛徒”、“托派”、“汉奸”的高帽，辩白无门，进退失据，兼之病骨支离，穷愁潦倒。“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病中口占》）；“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寄魏建功》）。独秀始因旋转地球而独步神州，终因地球旋转而失去重心；大江流日夜，载走了他多少怅怅望眼、苍苍白发，和浩浩悲叹。在这段流寓僻远、百事维艰的日子里，松年夫妇一边教书，一边尽其孝心，勉力侍奉老人。直至祖母、父亲相继辞世，第二任继母潘氏返沪，抗战胜利，才又举家迁回故里。
新中国诞生，鉴于陈独秀的路线错误兜天盖地，延年、乔年的烈士功勋，向不为人重视，不言而喻，松年一家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首先关心：怀宁的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答：原来就叫独秀山，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毛泽东继而问起：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末了，毛泽东作出指示：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毛泽东发了话，地方立刻雷厉风行。注意，毛泽东这里肯定的是陈独秀本人的历史贡献，而地方，却只能靠肯定他两个儿子的革命业绩，间接体现政策。具体作法是：确立延年、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烈士证书。因为延年终生未娶，乔年也没有留下后人，烈属的种种待遇，自然就落实到松年一门头上。
正是由于烈属光环的庇佑，松年及其子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才能涉险不惊，平安过渡。松年本人，仍留在窑厂干他的技师，他喜欢和砖头瓦块打交道，一干就是30年，直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才脱下工装，走进市文史研究馆。大女儿长玮、二女儿长玙，依靠国家的抚恤和补贴，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分配去外省，也都能援情调回家乡。儿子长琦，“文革”中下乡插队，两年后顺利回城，隔年又如愿进了大学。
四
独秀四子鹤年，秉承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的虎虎生气，中学时就投身革命洪流，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怎奈陈独秀这个品牌，越来越只剩了负效应，鹤年意识到自己将无法为赤色社会兼容，于是和妻子许桂馨，远走高飞，去了香港。
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交道。只听说他长期在报馆服务，罹患贫血，时常晕倒。终生不涉政治，也不回内地，至多到广州，便不肯往北再走半步。松年晚年，曾积极谋求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见面。有一次，松年到了广州，发电报通知鹤年，希望他能来深圳或广州一晤。彼时彼刻，鹤年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将是陈氏两位仅存的兄弟，有生以来第一次聚首。那也应是陈氏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的无上安慰。生者翘首。逝者引颈。情殷殷。意拳拳。
但是，鹤年没有应约。
2000年，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连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研究动态中发个讣闻，简叙几句生平，也被峻拒。
独秀次女子美，早年学习无线电技术，兼妇产接生，经历不详。
“文革”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遂与两个儿子泅海偷渡香港。那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想想看，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选手，也不敢贸然入水，而老妇弱子，仅凭一根稻草一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就与回头无岸的“苦海”展开了孤注一掷的搏击。同一海域，小提琴家马思聪当年乘快艇偷渡，已经是惊险万状，赢得世人的大声唏嘘，大把热泪。子美母子的“难度系数”，比起他来，更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这应是敷衍小说、演绎剧本的绝佳情节，可惜都被海浪拍散，岁月尘埋。子美母子逃港成功，尔后又转去加拿大，最后落脚美国。那年头，这一切不会有人投眸，故事的主角也不愿被人关注。就此隐身异域。就此销声匿迹。时光流驶到1998年，纽约的华文报纸突然刊出一篇报道：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近来，因为连续多月交不起房租，也得不到儿子的帮助，将有可能被房东逐出，流浪街头，云云。消息传出，在海外华人圈内，引起强烈的情感地震。读者纷纷致函我国驻纽约领事馆，要求伸手援助。引发震荡的，是现实，更是往事；是子美，更是独秀。古老的记忆复活了，陈独秀的名字又传递在人们暖融融的舌尖。听檐前黄鸟，声高声低，在为谁啼鸣？叹天际浮云，忽虎忽狗，在为谁怅惘？谁是青史不易传主？谁是舞台匆匆过客？
关于子美，最后的消息，据说是由我国一家驻美机构出面，帮她还清了拖欠的房租。
五
松年生有一子三女。儿子长琦，在合肥工业大学下属某学院，任兼职总支书记。按他的这个职务需要，完全可以脱产。他不肯，情愿一肩担党务，一肩担教职。长琦是副教授，带研究生。“双肩挑，累，自然要累点，但人活得舒坦。”他说。
要想在千百人中，一眼认出长琦，是很容易的。前提是你要看过一张照片也就是陈独秀作《新青年》主编时拍的那张。这张照片传布甚广，你仔细对照，长琦的相貌，从脑门、眉毛、眼睛、鼻梁，到嘴巴、面颊、耳朵、发型，莫不和其祖父酷肖。如果穿上西服，系好领带，出演中年独秀，不用化装，绝对可以乱真。唯一出格的，是身材略高于乃祖。不过这无关紧要，你想普天下又有几人，晓得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身高仅有区区的一米六十三呢！
血，总是浓于水。隔天，我在安庆见到长琦的妹妹长璞，琢磨她的面孔，极像乃父，又像另外一个人。那人是谁？一时回忆不起。待稍后见到她的二姐长与，端详之下，方才恍然大悟，姐妹俩长得很像她们的二伯父乔年，尤其是长玙，活脱神似。
长璞是松年最小的女儿。她出生晚，在需要打基础的年纪，没能正经读上几天书。然后就运动，然后就下乡。等到有一天招工回城，已经错过了继续深造的黄金岁月。但她也有引以自豪的经历：她对爷爷陈独秀，从小就有一种天然的仰慕。招工后，一有空暇，就千方百计收集爷爷的资料。爸爸不许，小心翼翼地告诫她：“孩子，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千万不要插手！”长璞不听。偏想：我爷爷的事，我不做！谁做？从此她就瞒过父母，把收集、整理资料的地点，由家里改到单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结果，单位改换了几家，她的研究，也上了几个台阶。如今，她是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访问长璞，适逢她因腰病住院。长璞不愧是爷爷的隔代追星族，即便卧病在床，只要一说起爷爷，她立马就神思飞越，激情澎湃。印象最深的，是她讲到1994年，爷爷的老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举行百岁庆典，她前往上海祝贺。在海翁家里见到爷爷的手迹：“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爷爷当年在南京坐监，应前来探望的刘海粟的要求，当场书赠的。海翁告诉她：我一进监狱，见到你爷爷，就握着他的手说，“你伟大！”你爷爷回答，“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也许是触发了沉沉家世，悠悠国运，长璞今天谈起，犹然情不能抑，热泪泉涌。
六
前文说到，鹤年当初远走香港，一去不再回头。这只能说明他晚年的心性。早先，应该不是这样。否则，你又如何解释建国伊始，他把妻子许桂馨和四个子女，统统送回北京？
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一条心寒骨惊之路。
鹤年的大女儿祯祥，回内地时，还只有12岁。赶上抗美援朝，她踊跃报名。她太小了，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但她的心劲，得着时代的确认。很快，她就成了少年行列中的青年团员。祯祥尔后读中学，读师范学院，一直担任班上的干部，并且梦寐以求地争取入党。1957年整风，她竭忠竭诚、尽心尽力地靠拢组织。哪知，愈靠愈远，最后反靠成了“右派”。
起因，是她响应上级号召，给所在学院提了一些纯属竹头木屑、鸡毛蒜皮的意见，譬如什么“图书资料太少”、“新教师的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等；而根源，却在弥漫朝野、愈演愈烈的血统论。且看人们对她的定性批判：
“你祖父是陈独秀，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天啊，这就叫在劫难逃！
母亲许桂馨惶惑了。她该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向年轻的共和国剖示自己的赤诚？又要怎样才能保护另外三个孩子免遭厄运？
利剑断腕，快刀斩麻，许桂馨狠狠心，和滞留香港的丈夫解除婚约。
没曾想，离了婚，依然摆不脱陈氏家族的阴影。“文革”，大女儿祯祥，受到更残酷的批斗，连累她的丈夫刘邵也被迫害致死；二女儿祯荣，因为在思想汇报中说过“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上纲为“替陈独秀翻案”，而后又被一脚踹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祯庆，在买毛主席像章时，脱口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从此祸从口出，沦为现行反革命；小儿子祯祺，1968年去内蒙插队，一去就是13年，不管他如何玩命表现，就是招不了工，回不了城，更不用说入党、提干、上大学。
难怪陈鹤年多年来望北却步。
以后的日子当然有大变化。个人的大变化从属于客观环境的大变化。
原子时代、宇航时代的全方位观照，绝对优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大字报加红袖章的时代；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
变化之一便是陈独秀的显影。且看《红色后代》一书披露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
一九九一年八月，祯祥去香港探望老父。
祯祥说：“爸，今天陪您看场电影。”
鹤年摇头：“你自个去吧。我都三十年不进影楼了。”
“今天您一定要去，这是内地拍的片子，讲的是我爷爷。”
“那就更不能去。内地都是说你爷爷坏话，拍电影也是糟踏他。”
“这部不同，是新拍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架不住劝说，鹤年终于随女儿走进了影院。片名《开天辟地》，上下集，长达三个小时。然而，年届八十的陈鹤年，一开头就被吸引住了。在整个放映期间，他一直屏息凝神，挺胸端坐，没有靠过一下椅背。
片终，鹤年痴痴地望着银幕，半天，不说一句话。
他在想什么？是为了首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叱咤山河的高大形象而血波鼎沸？或是为了首次看到生母的光辉艺术造型而心旌摇曳？还是勾起了他也曾有过的那一段段慷慨激昂，金戈铁马？……
可惜，鹤年因为年老体弱，最终也没能回内地观光。倒是他在建国初期返回北京的子女，一个个，除了老二祯荣，如今都已作孔雀东南飞，重新回到了香港。
七
陈独秀祖传的老屋，已从安庆城内彻底消失。所幸，郊区还保留有他的坟墓。
墓地遭际，也是人世荣枯的投影。
陈独秀一生结过三次婚，元配为前清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再婚为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晚年又与女工潘兰珍同居。独秀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背弃晓岚而与君曼结合，并双双搬居他乡。独秀的发妻晓岚，则一辈子苦守在安庆老家。晓岚生前，在城外叶家冲置了一块茔地。她嘱咐儿子松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墓旁留一块空地，将来你爸爸百年归天，务必要和我合葬。
哀哀此心，生不同林，死要同穴。松年谨遵母嘱。1930年，高晓岚在凄凉寂寞中谢世，葬于她预先买下的茔地。12年后，陈独秀在江津病故，就地安葬于康庄。又过了五年，松年扶先父灵柩回原籍，与先母合冢。
所谓合冢，也就是一丘黄土，外加半截石碑。为安全计，碑上不敢刻“陈独秀”的大名，用的是他科考时的用名“陈乾生”。从此，每年清明，松年都要带儿女上坟。当然是偷偷的，尽量避开熟人的耳目。到了六十年代初，连偷偷摸摸的祭祀也被迫停止。直到18年后的1979年，他才再次前往。那天，他在坟山上左找右找，整个茔地都不见了，更不用说祖坟，石碑。
斜阳衔着滴血的哀伤。恐惧荆棘般扎满松年的心。
幸亏遇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帮他在杂木林中找出祖坟。这回留个心眼，他选择了墓旁一株笔直的青杉，在齐眉的高度，剥去巴掌大的一溜树皮，作为记认。然而，当他下次再出现在茔地，甭说作了记号的那株青杉，整片树林都遭人砍伐，只剩下一截截残桩。
这样下去不行！松年啊，你要是连祖坟也保全不了，又如何对得起父母的在天之灵！
可是，不这么办又怎么办？谁会理睬脚下这一丘黄土？谁会理睬墓主陈乾生？
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从荒烟蔓草间腾起：何不干脆公开墓主的身份，争取政府的保护？
松年于是向安庆市有关部门写信，报告原委。这封信，写得正是时候，很快就有答复，很快就见行动。1979年10月，值陈独秀诞辰百年之际，安庆市政府拨款，协助陈松年重修祖坟。
尽管款额有限（统共才花了几百元，包括清理荒秽，平整墓地，挖土垒坟），行动却带有石破天惊的历史性，侧身荒废的陈独秀之墓，终于熬过了遮遮掩掩的日月，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公开。
修复是以延年、乔年、松年和鹤年四人的名义进行的。墓前嵌碑，上刻：
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经历了生前身后无数次的“大考”，“陈乾生”的科考名再度完成使命，退出草莽，“陈独秀”的大名又开始重见天日。
1981年，松年的小女儿长璞，为爷爷的若干历史遗留，径直上书中共中央。小平同志阅信后，就其中提到的坟墓一节，作出如下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这就引发了第二次修葺。鉴于小平同志的批示，没有涉及对墓主的任何评价，经办人员在设计方案时，着实费了一番苦心。结果，土丘改成水泥，四周铺以石板，围以石栏；碑高及人，上镌“陈独秀之墓”（注：既非同志，亦非先生）。而墓顶却维持裸露，一任黄土冲天，杂草疯长。人说，这是象征盖棺而未论定。不知这是出自哪一位天才的构思，或联想？
是说也有道理。一个大起大落、毁誉交加的复杂人物，常常要等时间老人剔伪存真、删繁就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完成最后的造型。
如是又经过了十多载夏雨秋风。此番，我迢迢千里前往拜谒，浮现在青烟绿霭中的，是新近又加以扩修了的墓园。墓为圆顶，高四米，直径七米，通体用汉白玉砌成。四周石板，石栏，石阶，用的也是上等白石。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石碑愈见高大，上面镌刻的，仍然是“陈独秀之墓”五个孤单单的大字。
“这只是首期工程，”陪同我的安徽省人大常委、诗人卞国福先生，指着四下里的山坡、林木，介绍说，“还有二期，三期。规划中，要修成一座很壮观的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