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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靓丽的初夏，一辆客车载着我们从海风习习的茂名来到号称“世界加工厂”东莞。车里躺满了那一届“科技中心”电子一班的同学，那时晕车的我躺在改装两层的车厢里把胃洗得一干二净。客车停在一个叫凤岗镇凤德岭的地方时，学员们活跃地从车上跳下，全班站成几排整齐的队列。来迎接我们的是电子厂的PE主管，校长高声地问：“同学们愿意留在这里吗？”队列里响起了落落寞寞的声音：“愿意！”就这样，我们二十多位学生成了“盈佳电子厂”的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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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不大不小的厂房，主楼顶上伫立着“盈佳”两个红色的大字，正时下午，太阳还没落山，那两个大字阳光里熠熠生辉，白色的厂房也在风中面向我们微笑，一切都是那么清新，犹如工业区中美丽的花卉风中笑声飞扬，从此，打工生活就会在我们的脚下展开，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那时，盈佳电子厂算是处于凤德岭的最后面吧，从宿舍的窗口住外望，只见一座推了一半的山坡，一边是黄土苍苍，一边是郁郁葱葱的荒草，延伸到我们厂区后面，风一吹，茅草摇动，掩在草丛上的树叶扑腾腾跳跃，厂的前面和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厂房。
在女人事主管那里登记，拿着厂服走回宿舍，把床铺弄好，大眼瞪小眼地发呆，不知是谁说了一声：“到吃饭的时间了吧？”我们几位同学拿着饭卡饭盒来到食堂前。
打饭的高峰期已过，只有五、六位姑娘站在窗口排队，她们零零散散地站着，那时大概是流行留马尾巴长发吧，我们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姑娘几乎都留着长发。平时在学校顽皮习惯了的我们插进她们的面前和中间，一位长发姑娘不满意地说：“有没有搞错？”站在那位嘟囔的姑娘后面的另一位姑娘，比她稍高一寸，也留着马尾巴长发，“哈哈”地笑了几声，人群都被感染，打饭的队列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就得上班，间隔一小时。这一小时里，排队下班打卡，排队打饭吃饭，排队打卡上班，这短短的一小时几乎没有停顿。
民以食为天下，盈佳电子厂每天扣二元五角钱的伙食费，但在工厂里打工，你丝毫感觉不到民以食为天下的感觉。一个小小的饭盘，饭和菜装在一起，还没有半碗，员工大都喊着吃不饱。
有一位资深员工，据说是退伍军人，来自SX，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三两口就吃完了，吃不饱啊！”有人在旁边打趣说：“这里只适合姑娘，减肥。”有人就笑，但笑得很无奈。早餐的稀饭照出人影，几点榨菜，常日如此，吃得肚皮发凉。
经常有人自动离辞，离辞的员工把饭卡交到我们手上说：“兄弟，饭卡给你，可以吃一餐饱饭。”该兄弟走后，打饭的时间我们把他的饭卡拿到饭堂窗口打饭。保安早就坐在打菜台前，拿着饭卡仔细地对着面前的纸张说：“有没有搞错？”把饭卡拿了去。想多吃一份饭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我和来自GD阳江的夏文青出去玩时，把饭卡交给黄子洋：“黄羊，帮我们打饭，如果下午二点还不回来，你就把饭干掉。”
在外玩够，下午五点回来时，黄子洋拍拍肚皮，“我吃了三份饭，还感觉不饱啊。”全场男男女女一片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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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厂里安排，我们刚来的二十几个人，只有三个维修工的名额，唯一的一位女同学作了QC，其余的全部是生产工。那时，同在流水线上，生产工人每小时一元一角，QC和维修工每小时一元二角。厂里生意不好，经常轮流上班，一组人休息一两天，又一组人休息一两天。赶货的时候，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夜宵，甚至安排一组人上通宵，上通宵的人下午又得上班。
刚来一个星期，我们那一班同学大部分打道回府，最后只剩下我们八位学员，六位GD电白籍，还有我和一位GX防城港的老乡。有树倒胡孙散的感觉，是去？是留？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最后还是选择留下。
第一天刚开始干活，笨手笨脚的，在电路板上插电子元器件，有时候插电阻器，有时候插电容，有时候插二极管和三极管，手忙脚乱中常常把正负极搞错，产品在面前越堆越多，流水线还是照常不误地转，忙得额头流汗时，几双纤纤小手伸了过来，堆在前面的那一堆产品瞬间又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望着前面左右帮忙我的姑娘们，感激地笑了笑。坐在我前面的是QC张雪莲，就是昨天刚来排队打饭时，我们插在她前面，她嘟着嘴不满的姑娘，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不管车间如何安排调动，科文总是安排她和我前后左右，要不然是她检查我的产品，要不然是她检查过的产品，下一道工序由我完成。还没熟手时，她几乎每次都帮我的忙。
“来，侯先生，我教你。”说话的是拉长助理吴群，来自GX桂林荔浦，知道我是GX人后，她几乎都来教我做每一道工序，看见我戴一幅眼镜，就称我为“侯先生”。吴群高挑的个子，比漂亮的张雪莲高出一寸，而且两人都留着长发，张雪莲有时把头发盘在头上。吴群没盘发，时时留着马尾巴样。刚来的员工见吴群她们手脚麻利，样样能干，以为是高校出来的，就问：“你们是电子中专毕业的还是大专？”吴群说：“别把我们想象得那么高，我才初中毕业。”新员工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刚在工厂上班，什么都感到新奇，话语也就特别多。我问吴群：“为什么叫我先生？”“你们是从电子学校分配来的，你又戴一幅眼镜，文质彬彬的，我当然叫你先生了。谁叫我们是老乡，我总不能象她们一样，叫你侯子。”姑娘们一声大笑。
拉长不在的时候，吴群顶替拉长的工作，拉长在的时候，她又得坐在拉上干活。有时候她在我们这条拉，有时候坐在隔壁的拉，我经常叫他“吴群”，她应了一句“嗯”，我又接着叫了一句“吴群”，隔一会儿又叫一句，她句句答应。我停了不叫时，哥们又怂恿我：“叫，侯子，叫一声给你两毛钱。”当然打的是空头支票，但我还是叫“吴群”，她还是应“嗯”。我说：“叫你一声两毛钱啊。”吴群满面笑容地说：“你好可怜啊侯先生，为了两毛钱竟听别人的指令。”
此后车间里小伙们想叫姑娘的名字就连连地叫，还说：“叫你一声两毛钱啊。”，这活跃的气氛，一直保留到我离开盈佳电子厂时，生产部又重新调进一位女拉长，她刚来的当天就不许拉上的员工说话，后来她上班的时候，每条拉都静悄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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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的工作是忙碌的，流水线在不停地转，人的双手也得飞快地转来动去。我们车间有六、七位拉长，全部是女性，三位男的，也只是拉长的助手。插件拉没有拉长，只有吴群和一位姓万的HN小伙当头，但他们也不是拉长，只管负责，穿的厂服也是员工的一个级别，灰色的。在盈佳电子厂，拉长以上级别的都穿着蓝色工衣，PE主管和总管可以穿便服。为什么吴群不是拉长？我心里纳闷，听说盈佳电子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是高中生以上的不能升拉长，这是一道坎，所以吴群也只能是员工级别。
吴群在低头干活，调皮的男员工把纸碎片插在她的头上，便躲藏了起来，吴群回头，见不到人，就到处找，双手叉腰：“出来，你是男人就给我出来。”
吃饭，员工一个级别，拉长以上又是一个级别。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等级之分。
我原先在插件拉，后来调到装配拉，再后来又调到附加拉。
夏天，头顶上的大风扇不转了，男助理拉长去开风扇，怎么也开不动，嘟囔道：“风扇坏了！”我走了过去，拿起长凳把扇页住反方面敲去，风扇又呼呼地转动了起来，有人竖起大母指。风扇全部开了起来，但依然感觉很热。我们那时喝水，很少有人带水杯，最多是一只纯净水瓶，喝光了，又重新把开水放进里面，开水太烫，把瓶子烫得扭扭曲曲，过几天又得换一只瓶子。我们打开水或上厕所时，叫拉长来顶位，拿了离位证才能离去。有时我看见QC拉长经常去打开水，她的男朋友是PE，她有时还给她的男朋友和几位PE打，她去打开水时路过我身边，我伸出空水瓶，叫她帮忙，她便抱着三四只水瓶而去，有时她装做不愿意的样子，我们装配拉长赵列列就望着她笑，她也笑。
赵列列是SX人，是位高大的姑娘，为人温和，留一头齐耳短发。厂里大部分是女生，但那时留短头发的，厂里好像没有几人。也许我戴一幅眼镜斯文的缘故吧，赵列列经常安排我做一些轻松的活儿，例如挑一些塑料小齿轮，拆一些弹簧，赵列列叫我慢慢干，说这个事情虽然不急，但也需要一个岗位，说干得快把活干完了，空坐在那里总管或厂长过来看见就不好看了。我坐在那里，把挑好了的东西又重新挑来挑去，当然，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多，科文过来时，又叫我到别处去帮忙。我到别处去帮忙的时候，赵列列又叫科文把我调回来，和她下仓库去领货，我抱两件上楼，她抱一件还没上来。有时候去仓库领一件小小的物件，她也叫我和她去领，我说：“拉长，一件小小的东西，你自己不能抱上来吗？”她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拉长吗？”我只能干瞪眼。
有时候我坐在装配收音机的位置上，坐在我面前的是张雪莲，她把检查好的机子放在纸板上，一只纸板上装着几只迷你收音机，我的任务是在面壳装上两粒按扭，然后把机子合起，一只只摆好在纸板上，放给后面打螺丝的黄子洋。我不到几下就把面前的机子消灭光，张雪莲有时跟我开玩笑，故意把验好的机子堆在她前面，满五、六个纸板时才放下，我忙得满头大汗，机子越堆越多，忙了好久才把它打完。我照着她的样子，堆积五、六张纸板时，才放给后面的黄子洋，黄子洋忙不过来，气得要拿螺丝批扎我，张雪莲和前后左右的姑娘哈哈大笑，赵列列走过来向我瞪眼，总管啊龙过来说：“不要开这种玩笑啊。”说完走了。
有时赵列列在那边忙，夏小琴过来巡视。夏小琴是SCD县人，盈佳电子厂最漂亮的姑娘，风满中透出苗条，她平时穿着那件连衣裙走过我们宿舍下面时，我们全宿舍的人都走出来：“拉长，我们想看你一眼。”她说着：“你们看吧。”夏小琴是包装拉的拉长，包装拉没事时，她就过装配拉和加工拉来帮忙，当然，她的那些手下员工，也插进各条拉去干活，待包装拉有事干的时候，她们又重回包装拉。
夏小琴和赵列列是一对死党，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两人一路。夏小琴经常“欺负”赵列列，见赵列列时就一跳而起，假装向赵列列伸去一拳，象个男孩的模样，赵列列当然就闪过一边。?????看见她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我故意检起台上的机子，放在我脚边不远处的地上，待她走近，我说道：“拉长，帮一下忙，机子掉到地上了，帮我检起来一下好吗？”她检起机子放到我的面前说：“侯志锋，你可真会讨别人的便宜啊。”她索性站在我身边看我干活，我一阵手忙脚乱，她说道：“你怎么了侯志锋？”我说：“我一看到美女心里就慌。”她咬着下唇不说话，我知道她的心里美滋滋的，挺骄傲。周围的姑娘都沉下脸来，不说话。
她每次来到我身边时，都说道：“侯志锋，我看你又不行了。”有一次她说：“侯志锋，喜欢拉长吗？”我说：“我当然爱你啊拉长。”她咬着嘴唇：“油嘴滑舌，我是说你们赵列列拉长。”
我调去付加拉，科文和QC主管也把张雪莲调了过去。付加拉整日都在做一种叫“脱毛机”的东西。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铁皮盒，里面装着主板，三条电花线从盒里伸出来，一头捍着一块小小的电路板，我们不知道这东西拿去作什么用途？只知道它就叫那个名字。我的任务是，把这个小东西装进一只小泡沫胶袋里，然后放进纸箱，一层摆好后，再隔一层纸皮，然后再放，直把纸箱摆满，一层摆多少只，一个纸箱放多少层都有规定，不能搞错。胶代刚好装得下“脱毛机”，不好装，刚开始，我和拉长两个人几乎都忙不过来，熟悉了，我自己都能搞定。我一手拿着胶袋，一手抓过“脱毛机”，好像那东西自己飞进袋中一样，一闪一闪的飞快。坐在我面前的是张雪莲和一个叫罗鲜爱的胖妹，她们俩QC检查，我一个人装，那时是我最忙的日子了，上班都得绷紧神经全神灌注。
有一天，科文叫我去仓库帮忙，拉长只得来顶我的位置。我和另一位员工来到仓库，原来是叫帮忙来装车，大小不一的四种纸箱，我们一种规格的堆在一处，直把堆在地上的纸箱装完。司机叫我点一下数，我以前在家赶集时，从一位过路演说客的手中买了一张“数学快速计算法”，我会数学快速计算，看了一眼就说：“104箱。”几秒钟时间，人们赞叹了起来，司机说：“还是你们厂的员工素质高。”车开走后，货仓主管廖水仙问我，你学过计算机是吗？我说没有。
第二天下午，科文通知我说廖水仙叫我去跟车出差，我和两位女仓管员跟车来到东坑，在一个叫群思电子厂里拉回需要的电路板，回来时已半夜，廖主管过意不去，掏了十元钱叫我去厂门外的饭店买来几盒炒粉。
第二天，科文对我说：“廖水仙说要调你去仓库，愿意吗？”那时，我不打算在盈佳电子厂，想奔潮阳投奔我的老乡，所以没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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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文叫王一平，GD连平人，高个子，是那种苗条式的人物，有时弯着一幅龙虾似的身子，上唇和鼻翼之间有一颗黑痣，健谈，属于那种夸夸而谈，语言掉进油缸里而没沾油之类的人。
他对有些人说他已结婚，说他老婆漂亮到如何地步，知道他的人说他没有结婚，他有没有结婚，我都将信将疑。但我知道，他喜欢QA组长啊青。啊青是GX钦州人，性格开朗，脸上挂着一对酒窝，说话满口笑容，似一阵春风。
王一平有一部自行车，啊青每次出去，都借他的自行车。当啊青走到楼下时，王一平见到，从三楼的宿舍走了出来叫道：“要不要单车？”啊青就站在楼下张开双掌，去接王一平丢下的单车钥匙。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王一平是不是追你当小老婆？”啊青哈哈地笑：“王一平的大老婆在什么地方？”这次到我张大嘴巴却哑口无言。
厂里有几位小姑娘，十一、二岁，有一位叫雷莉，十三、四岁左右，当QC，我知道她是啊青的老乡，是啊青介绍她进来的，要不然她小小的年纪，没有身份证，别人是不会要她作QC的。
我问啊青：“那几个小姑娘都是你的老乡？”啊青说：“雷莉和另一位是，别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小小的就出来打工了？”啊青说：“家里穷，她们都不愿读书了。她们家里的人叫我帮带出来挣点钱，邻里邻居的，拗不过面子，就帮忙带出来了。”
小雷莉也很喜欢说话，圆圆的脸面，小四方的身材，工友们给她起一个外号“皮蛋”，这当然大多时候是背对着她叫的，我们叫她的时候都学着啊青的那口白话叫她“泪泪”，她时时都嘟着圆圆的脸在笑。
人们常常说：“泪泪，把你送到老派去。”她知道人们在开玩笑，就说：“把你送到地狱去。”而另外几位稍小的姑娘就同了，人们这样跟她们开玩笑时，她们就说：“关你们什么事啊？”忐忑不安地奔上楼去。
小雷莉也学着那些大姑娘说：“侯子，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有人在一边插嘴说：“请你吃皮蛋瘦肉粥。”外号“皮蛋”的雷莉顿时鸦雀无声。
一次，雷莉在三楼的宿舍走廊向着二楼的宿舍高叫：“侯子！”我说：“什么事皮蛋？”她说：“今天王一平说你的坏话。”我说：“王一平说我什么坏话？”她吞吞吐吐的，我知道她在说谎。王一平听道就对啊青说：“你看雷莉在胡说八道，挑拨离间什么呀？”啊青马上出来制止道：“泪泪。”我们在二楼也高喊：“泪泪！”
有一天，王一平对我说：“侯志锋，你想不想下早班？”我以为他开玩笑，就顺口答了一句：“想啊，谁不想下早班。”他说：“那好，你可以打卡下班。”，他招手叫雷莉过来，原来雷莉在那条拉活干完了，啊青就叫王一平找工给雷莉干。每当雷莉和那几位小姑娘没活干的时候，我就得和几位员工提前打卡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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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不加班的时候，下午五点半下班，工友们吃过饭，四处鸟兽散，三五一群，或三三两两，很少有人老老实实地呆在宿舍里，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项目，爬坡。凤德岭后面有几座土坡，那时，有的坡刚刚植种水果树，不高的水果树苗从土坑里撑出稚嫩的树杆，一株一株在坡上笑语朗朗。从远处看，高坡上还有火烧的痕迹。在往里走，就可以绕到我们厂后面的那一座土坡，高大的土坡被推土机推平了一半，真感叹现代“愚公移山”的神奇。
也许第一次去爬凤德岭山坡吧，心里格外舒畅。被推平的半座坡的平地上，又重新长出些许新草来，平地的边缘，是低矮的草和树丛。美丽活跃的夏小琴，穿着连衣裙，挽起裙子，象一只蝴蝶一样树丛上跃来跳去，比男孩还野。赵列列检起地上的小沙石子向她砸去，夏小琴停止了跳跃，跑去追赶赵列列，两人绕来绕去，吸引我们开心大笑。
有一次，大概是鬼节前后吧，厂里没生意，放假，来自HB的何燕对我说：“侯子，我们去捡野果。”我说：“这里有野果吗？”何燕说：“有，山稔。”
我和何燕及几位姑娘小伙们，走进一条土路，直往里走，前面的一座山坡横在尽头，踩了一小段草路，爬上坡顶，我们欢呼雀跃，坡的那边，是茫茫的楼群，四周环望，还是茫茫的楼群。想不到楼海之中还留下一处我们攀爬的山坡，犹处于仙境。
山坡上果然有不少稔子树，稔树丛上挂着零零星星的稔子果，只是当时稔子还不太成熟，很难寻到成熟的稔子果。“侯子，过来。”何燕在那边叫我，我走了过去，何燕把几粒成熟的稔子放在我的掌上：“给你，好吃吧？”我把一粒放进嘴里：“好吃，犹如回到家乡的山坡上采吃山稔果。”何燕满面绚烂。
十八岁的何燕，此时穿一套裙子，长着一幅甜美像。她也是一位QC，有时安排在我前面或是后面干活，她喜欢说话，我和她说话时，周围经常响起笑声。她有男朋友，是她老乡，去年从茂名高州一所电子技校分配来的。那时的盈佳电子厂，一般很少对外招男工，厂里的男员工都是从电子学校里直接送来的。何燕的男朋友比何燕小几个月，长着一幅娃娃脸。何燕和我们说笑时有人问：“为什么看上那个小娃娃？”何燕笑着回答：“我喜欢他呗。”后来何燕的男友在外面找到了一份工作，自动离开盈佳电子厂，我问何燕他找了什么工？何燕说：“搞设计呗，听说是助理。”我们都羡慕那娃娃脸好命，才几天，听何燕说她男朋友不在那个厂了，又在四处找工，经常来找何燕。当然，她男朋友离开盈佳电子厂，不是现在，那是以后的事了。
上班时新来的男员工问何燕是什么地方的人？何燕说：“俺是HB的。”我抢着她的话回答：“不是，她和我是共一个村庄的。”何燕把头埋在台面上笑，“不是，讨厌。”我向围在我们身边的几位新员工编了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和何燕去河滩捡螺丝，何燕在鹅卵石上小便不会抽裤子，就哭着叫，侯子，过来帮我抽裤子。”何燕听到这里，一阵尖叫，人群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
坡上实在没有多少成熟稔子果可捡，我们几人就翻下坡往回走，坡下有一大群人，全部是我们厂的人，看到他们，何燕狠狠地剜了我一眼：“侯子，我恨你！”我莫名其妙，何燕急呼呼地走在前面：“回去我一定被男朋友误会了。”我双手抱胸在她后面狠狠地说：“我才怕别人误会我呢。”
夜晚，万家灯火闪烁，几个人也只能在大街上瞎逛。走进超市，目睹跃在眼前的各种商品，拍着空瘪瘪的口袋，胡乱穿行了一阵，步出商场大门。望着伫立公路边的野泰大酒店，霓虹灯在空中闪烁，似乎呼唤夜晚的诱惑。凭那时的收入，是不敢步入大酒店大门的，有时只是几个人看一场电影，或是到龙凤溜冰场大汗淋漓一场，便返回工厂。
每月扣出伙食费后，剩下一两百元的工资，买了一些日用品，如果再挥霍一下，这点可怜血汗钱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一群患难的工友就出去四处找工，谁都希望跳到一个好点的工厂。一天，我和程日洪来到一家电子厂门口，见招工牌上写着招维修工，我们问保安，保安说是修理收录机，招熟手，我们只好打退堂鼓而回。
我们走过沙岭，走过雁田，从雁田水库顺着东深河而下，来到平湖的一条大街上，走过一家大银行侧边，一位警察大喝“停下！”我们停下，警察看着其中两位小伙戴着歪歪扭扭的太阳帽，对我们很不放心，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找工的？”“有身份证吗？”我们说：“有。”有的递身份证，有的递厂牌，警察说：“有工作了还找什么工？快走快走。”
几个患难的兄弟说说笑笑又到一个地方，见有大兵持枪把守，我们问过路人：“这是什么地方？”回曰：“猪仔湾。”忽然对面走来一位衣着讲究的青年，向我们派发名片，一看，名片上印着“东南亚证件集团”，是专门代替办假证的名片。
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和夏文青出去游，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大概是朝深圳观澜的方向去吧，我们对地方不熟悉，所以不太清楚，感觉走了很远，回来时迷了路，正值中午，又饿又渴，太阳还在火辣辣地晒，见路边有种菜养猪的棚子，我们想讨口水喝，顺便问一下路。进了棚，两夫妻正在吃饭，对我们问话置之不理。夏文青见屋角的塑料桶上搁着一只瓢，立即抓瓢往桶里舀水喝，喝了一大口，便吐了出来，夏文青说：“侯子，是潲水，不要喝。”吃饭的女人“扑哧”地笑得喷饭，她笑的时候，我和她搭话，这时她才拿出放在桌下面的白塑料水箱，让我们喝了一顿干净水。
走出那个小屋棚，从夫妇俩的指引下，我们走出这一条小路，爬上了大路口，看到了尘土飞扬的车来车往，才松了一口气。直到下午五点，才回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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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时，员工们必须排成两队整齐的队列，男人一排，女人一排，所有的员工都要经过检查。一位女拉长，一位资深的男员工，早已站在车间的门口，对下班员工实行搜身检查。?????人事部经常带着几位保安来检查宿舍，保安拿着手电筒，照床底，照床上，照着宿舍的每一个角落，又打开窗户往外照，怕有人把东西扔出窗外。一般他们来检查，我们都走出宿舍门口，站在走廊回避，保安到别的宿舍检查时，我们才走进来。
“这样严啊，下班都对人搜身了，还时时到宿舍检查。”
“小心呐，以前有一个带来一把旨首，检查到了，马上赶出厂。”来久了的员工说道。
“这样的鸟厂，员工都不想做，还怕赶？”“问题是赶你出去了不给钱。”
那时盈佳厂押五十天的工资，每月二十号发，第三月才发第一月的工资。自动离辞的，押你五十天的工资不还，同意辞工走人的，押一个月的工资，违法乱纪走人的，一分钱不还，这叫无薪解雇。一个月旷工累计三次者，也被无薪解雇。
有几位被解雇的愤青，平时下班时都在一起玩。晚上在凤德岭街上逛时，还碰见他们，脸被晒得黑黑的，说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厂，跟我们谈他们今天找工、试工的经历。再几个晚上，出去玩时，看不到他们了，可能是进厂了吧，祝愿他们能找到一个好厂。虽然想辞工，但知道外面工也不那么好找，有时就暂时放下了这种念头。
虽然生意不好经常放假，但也有愤青和管理闹茅盾，员工被赶出厂的事时有发生。有一位FJ籍资深员工，同科文和总管的交情不错，出去逛街时经常和科文在一路。有一天他上班时，一条一寸多长的焊丝掉在地上，总管来检查，叫他把地上的焊丝捡起，他不捡，被总管带到人事部，炒了鱿鱼。人们都闷闷不解，怎么经常和他一起吃饭喝酒的人也被他炒鱿鱼？有人说，那是他和总管在演戏，他请总管吃饭，故意叫总管炒他鱿鱼，如果自动离职，则被押五十天的工资，总管请他走人，只扣一个月工资，他还赚了二十天的工钱。人们笑，也是将信将疑。???
虽然上下班检查，但还是有员工从车间把东西偷了出来。那位偷东西的员工，住203宿舍，保安从他的床上搜到两块收音机电路板，他被带到派出所，派出所放他出来时，保安不给他进厂，人事部叫保安把他的行李丢在厂大门外，叫他滚蛋。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三楼帮忙，待我回到二楼在我的位置坐下时，旁边的员工对我说，你那位好友夏文青被轰走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他故意把电路板的电线拉断。
此时我还看见科文摊开双手在车间和人们大声说话：“如果想走，就等到发工资了再走啊，用这种方式走，一分钱他也拿不到了。”
我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夏文青，平时他总对我说，他要找一个借口出去，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走到窗户边看出厂外，已没有夏文青的心影，心中一阵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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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秋，生意越来越好，每晚都加班到十一点半，下了班，没夜宵，肚子饿得咕咕地叫，无奈，只能喝一两口水。排队下班时，抢在前面的，早把澡堂占领，稍后一点的，拿只水桶在澡堂门口等，洗澡的人一出来就马上有人飞身挤了进去，如果不站在澡堂门口，一有人进去你就得再等了，澡堂里的人哼几声歌曲，外面的人等急了就把门“哐哐”地敲。有的人累了，不愿意等，满身臭汗躺在床上，三更半夜才爬起来洗澡。
一个夜晚，十一点半临时下班时，科文宣布：谁想下班的现在可以下班，也可以加到十二点半，加到十二点半的，有一个炒粉吃。
和我坐在一起的李广进对我说：“志锋，我们加到十二点半吃炒粉再下班。”
科文宣布完毕带头下班了，夏小琴下班，赵列列下班，我也站起来，被张雪莲和罗鲜爱推搡在她们中间也走了，李广进还坐在那里，大概他非常想吃那盒炒粉。留下来吃炒粉的人不多，男助理拉长被留下来看守继续加班的人。
次日上班，我问李广进：“昨晚有没有炒粉吃。”李广进低头不说话，旁边的人说：“有个鸟粉吃。”
有人找科文理论，科文说：“如果我不那样说，还会有人加班到十二点半吗？”车间又有几声笑声。
加工的订单越来越多，有一种产品，最难装配，长长的线，面壳又不好装，一用力，又怕里面的芽断，又怕面壳变形，装了许久都弄好一个。那几天，全部的流水线都在加工这种产品，刚来的几个女员工做不过来，她们把半成品抱过来堆放在我的前面和后面，身前和身后堆成一座山，摇摇晃晃的要垮了下来。空间那么窄，都不能转身，有人还抱来这里堆，还望着我笑嘻嘻的，看着她笑嘻嘻的脸面，我一生气，大吼：“都放不下了你还堆？”她一慌，把东西抱走，慌张之中两条连线的电路板掉到地上。
科文走了过来：“侯志锋，你为什么把产品扔在地上？”我说：“不是我扔的。”“我叫你捡起来。”他大吼，我也正在气头上，大声地回了他一句：“不是我扔的，我不捡。”
他气呼呼地跑下楼，从人事部拿来一张单：“侯志锋，我罚款你一百五十元，签字。”我拒绝签字，从他手中夺过罚款单，撕了两下，摔在地上。
我们在车间吵了起来，越吵越凶，科文暴跳如雷，大嚷：“无薪解雇，无薪解雇。”我说：“你把老板叫下来。”他走了。
没有罚款，也没有解雇，从此，我和科文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霜。我这几天一上班时，他就叫我打卡下班。后来，人事部女文员批评了他，这事才了了之。这是发生在中秋节以后的事情。
连续加班，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星期日也不休息，所有员工心里都倦怠。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本来想打卡上班，一位愤青在楼下喊：“兄弟姐妹们，这本来是我们法定的休息日啊，我们休息，到外面玩去。”这一声可真灵验，我和李广进和几个男工也走出厂门外，张雪莲和罗鲜爱他们几个女工也走了出来，竟有二三十人出去没有上班。第二天，厂里宣布，不罚款，员工们雀跃。
中秋节这天，不放假，但宣布，晚上不愿意加班的员工可以不加班。加班的员工很少，寥寥无几，几位拉长，拗不过脸面，只好进车间。
好友程日洪，电白人，和我一样爱散步，以前我和他在茂名科技中心时，两人几乎走遍了油城的大街小巷。听说可以自由不加班，他跳了起来：“志锋，晚上我们可以登坡赏月了。”。??????没有发礼物，五点半下班后，我们出去瞎逛了一阵回宿舍休息，直盼月亮早点升起我们好去登山赏月。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九八年中秋节的晚上，天空阴沉如墨，没有月亮，好像大雨欲来一般的天色。是不是天狗吃月亮，我们不懂。
我和程日洪来到山坡下，盼望月光照耀，月亮就是躲在幕后不出来，坡上只有黑黑的树影在风中晃动。程日洪说：“没有月光，不爬了。”
两人返回大街上，又毫无目的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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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进厂，不图厂里工资高，待遇好，就怕厂里的姑娘少，这也许是句实话吧！来自JX的李广进，也是从茂名某技校来的，在厂里他的头发最长，个子高，偏瘦，说话油嘴滑舌，他比我先来几个月，他说：“如果进厂没有女人，打死我也不在那个厂做。”
张雪莲和罗鲜爱邀我出去玩，她们说在厂外的路上等我，我洗凉穿好衣服出来，碰到李广进，问他有没有看到张雪莲她们，这坏小子说她俩在那边等我，想不到他故意指了反方向，我越走越远，晚上被罗鲜爱骂了一顿，骂我说话不守信用，李广进哈哈大笑。
李广进看上一个刚来不久的HN妹子，叫李欣。晚上，他叫我和他约李欣出去玩，我开玩笑说你开出什么条件，他说请吃蛋糕和鸡蛋。回来，他叫李欣到隔壁工厂前的花丛里石凳上聊天，李欣不敢去，我就说我们三人一起去坐一会呗，聊了几分钟，我就起身溜走了。李欣在后面喊：“你回去了不要乱说啊。”
邱秋玲，来自GX岑溪，有一次和她坐在一起干活，她问我：“程水生和你关系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以前一起在茂名接受过电子培训。”她说：“老乡，你最好叫程水生恨我。”
下了班我问李荣东，李荣东也是和我们一起从茂名来的，李荣东说：“水生看上了秋玲，叫月婷帮他作中间人。”月婷是李荣生的女朋友，是我们从茂名一起来的唯一一位女生，她和秋玲经常在一起干活。听了李荣生的话，我才知道了原因。第二天上班还是和邱秋玲在一起，我问秋玲：“给你介绍程水生怎么样？”秋玲说：“都告诉你了，叫程水生恨我。”我说：“为什么啊？”她说：“你以为我多大，我才十六岁啊。”这次到我说话苍白无力了，我说：“十六岁也不小了，都出门打工啦。”十六是花季，但是不是谈恋爱的季节，我不知道。
人，有时候只知道人生，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什么叫人生。那时，看了报纸上天花乱坠的广告，变卖了家里的东西，来到茂名学电子，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学到什么实际用处的东西。临毕业时每人交了四百元钱入厂介绍费，进了厂才知道，现实和梦真是相差太大。
从龙凤溜冰场里望着旋转的霓虹灯，听着震耳欲聋的乐曲，观赏在场中疯狂滑来滑去的男女，我又转了出来，走进一个小书店，买了一本价格低廉的书，打转回头，来到路上，看见夏小琴和赵列列站在那里。一看架势就知道，她们俩人是故意在那里堵我的，正想绕过她们，赵列列向我喊：“喟，你有没有礼貌啊？”
我向她们走了过去，看到赵列列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一只鞋摆在她的脚边，夏小琴在笑。
“我的鞋跟断了，能不能借给我两块钱？”赵列列说。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给她，要走回厂。
“就这样走啦？”夏小琴嗔怒到。
我停了下来。赵列列穿上那只鞋，把我给她的两元钱放在手掌上，我奇怪地望着她，鞋跟断了还能穿？
她把那张钱给我：“我的鞋修好了，钱还给你。还早，陪我们逛一下。”夏小琴脸上露出笑意：“当我们保镖好吗？”
无奈，我只能和她们转回头。来到一个小店前，小店面前摆几张桌子。一张桌子边坐着三个男人，赵列列走向他们身边。赵列列和他们向我和夏小琴招手，我们也走了过去。坐下，那位年长的男子叫来三支瓶装的七喜，打开，插上吸管，摆在我们三人面前。看来他们刚刚在吃，桌上，还摆着一盘西瓜，一盘炒田螺。
赵列列向我和夏小琴介绍说：“这是以前我厂里的同事。”
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出头的样子，一个稍微年长一些，大块头，一米八左右，一只皮包抱在怀中，一言不发。
三人当中，年老的很健谈，说他以前在香港，到东莞和深圳也才几年。最年轻的那位好奇地问：“你们共一个厂为什么穿的厂服不一样？”当时，我和夏小琴、赵列列都穿着厂服，我穿着是灰色的，她们两人的是蓝色的。
我正要回答，夏小琴抢在我面前说：“我们厂的普通员工穿蓝色的，技术人员穿灰色的。”?年老的问我：“原来你是技术员，在厂里干得很好吧？”我说：“我不是，干得不好，总管天天骂‘丢你老母’。”我对他们解释：“我们厂里的普通员工都是穿灰色工衣，拉长级以上管理人员穿蓝色工衣。”年轻的“哈哈”大笑。
年长的对把皮包搂在怀里的高个子说：“你今晚上怎么不开口说一句话？”他又拉开了腔：“以前我在香港，老板也骂我丢你老母，我就辞职了，不给他干，我生来不是给你骂我老妈的。”
“这是我老爸。”那个年轻的对我说。我摇头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你看我多少岁？”年长的说。我故意说道：“看起来才象三十多。”赵列列说：“不止啊，不止啊。”他们父子俩乐了一阵，做父亲的说道：“我五十多了。”
散后，三人走回厂，路两边的商店、小吃店已关门打烊。
隔两个晚上，我见那个高个子抱着他的皮包站在我们厂门前不远的路边，他向我招手，对我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啊，前晚上我们在一起吃呢。”高个子看着手表：“你们那两位拉长出来吗？”我说：“不知道，可能出吧。”他说：“那你先走，我再等等，我再等等。”
一九九八年，手机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普及，如果有手机，他们就能用手机联系了。
我走远了，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这时心里才明白前晚上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巧遇他们，而是我被两位拉长“挟持”陪她们去相亲。
那晚上不知道她俩出来约会不？再过几个晚上，我看见她们三人并排走在路上，夏小琴和赵列列手拉手走在一边，那高个子走在旁边。
再后来，没有看到那高个子来过，可能是谈崩了吧。
十二月，只干了几个月的我自动离职，那早上，我出得很早，但她们比我还早，可能是出来吃早餐，那早上，还有JX的熊爱妃。请她们在早餐店吃早餐后向她们告别，转了两次车风尘仆仆地赴向汕头方向。
我的两位美女拉长，你们可否找到如意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