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涉官场不长时间的几个年轻维新派官员仍然还对这件事儿抱有巨大的期望，好像并没有发现情况起了变化。而这一切的变化，在一些混迹官场数十载的帝党老臣看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虽然皇帝亲近维新派官员，冷落了老臣，但是当时也算是大清中兴的时代，还是有很多有责任的大臣的，很多老臣不忍看皇帝因为受这些毛头小儿牵连，闹出什么意外。赶忙想办法补救，几位帝党的老臣便设法上书了几道奏折，说是调集袁世凯的三镇新军，并非要到京城，而是到河南剿匪，以此来补救，希望可以蒙混过关。
维新派的几位年轻官员，虽然步入官场时间不长，官场的那一套明争暗斗的并不是十分精通，但是也都是聪明人，看到了几位老臣上书的这几份奏折，也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连忙呈上这几封奏折，当然是希望能尽快送到太后的面前，希望能及时补救，让这场风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慈禧老太后怎么会是那么容易糊弄的呢，早就看出了这是权宜之计，依然我行我素，派遣自己的势力，将皇帝名为邀请实为软禁在了***南海的瀛台之上。帝党大臣仍然在从中周旋，希望能通过跟老太后讲和，为皇帝争取到一些让步。维新派的大臣可是彻底抓瞎了，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的几个年轻人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如愿来京勤王，一举成就大事。
而一日前，接到皇帝圣旨的袁世凯，自然是不敢违抗皇帝的命令，虽然自己心里也明白，这是一场人生的豪赌，政变一旦成功了，自己就会是皇帝面前的第一功臣，朝廷的大红人，平步青云指日可待。而一旦失败了，这红顶子是绝对保不住了，弄不好还得落得千刀万剐，从此落入万劫不复之地。俗话讲，危险总是与机会同在，越是危险的时候，就越是充满了机会，这点儿袁世凯肯定是明白的，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就越是皇帝与太后都在争取的那股中坚力量。朝廷嘛，官场都是在找一个平衡，有的时候一克的筹码虽然不重，但是却能够让命运的天平发生倾斜，更不用说像此时袁世凯这样举足轻重的地步了。
虽然权衡了事情的利弊，揣测了一下事态的发展，但是毕竟皇命难违啊，如果不服从皇帝的调遣那可是重罪，无奈，只能将部队从天津卫拉上了火车，朝京城的方向开去，但是久经官场考验的袁宫保可是留了一手，本来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半天就可以到达了，但是却硬是磨磨蹭蹭得走了一天的时间。中途维新派跟后党的大臣，多次过来游说袁世凯，正如袁世凯之前所预料的那样，现在这买卖是自己说了算的，看看哪边开出的条件好，再作打算。而此时袁世凯的心底也有杆秤，这孰轻孰重，哪边炕热还是分得清楚的，虽然维新派大臣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但是却要冒很大的风险，老太后的势力可不是一年半载建立起来的。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了，这行军的速度就更是缓慢了，这种情况，拖得时间越长，对自己来说反而是越有利。
而此时被软禁在***瀛台之上的光绪皇帝也是看明白了，这袁世凯估计是不会来救自己了，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啊，看来大势已去了，自己这个皇帝这回彻底没权了，想要倚仗那些维新派的书生们把自己给救出去，那就更是没有可能了。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将事态尽量给控制住，只要不让事态因为自己继续扩大，朝廷上的一些老臣也会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给自己争取一下的。其实在宫中还是有不少人同情光绪皇帝的，毕竟皇帝在宫中的苦日子大家伙也是有目共睹的，光绪皇帝连夜写了一份密诏，委托自己信任的太监，偷偷帮自己带出了宫，交给了刘光弟、杨瑞等人，密诏上指明全权交与刘光弟、杨瑞、谭嗣同等人处理善后事宜，唯独没有再提康有为，这个时候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这份奏章康有为只是从学生口中得知，其中的内容并未真正知晓。而密诏中的另一个重要事宜，便是嘱咐袁世凯，新军原路返回，无需进京了，安排杨瑞讲密诏传予袁世凯。
这时袁世凯还是在路上一步步得挪动，突然接到军机章京杨瑞的拜访，此时还能遇到维新党人的拜访，着实是让袁世凯吃了一惊。反复思索之后还是接见了杨瑞，杨瑞示意袁世凯遣退了左右的仆人，便将密诏交与袁世凯，此时袁世凯还假模假式得跪拜接皇帝密诏，看过之后，杨瑞便又收了回去，袁世凯此时也是彻底松了口气，心里也有了底儿。袁世凯恭敬得把杨瑞送走，见杨瑞走远，冷冷一哼，接着就是一阵冷笑，身边的副官还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便问道，“这杨旭可是维新党人，此时前来拜见袁宫保，大人您可得小心啊。”
袁世凯笑着看了副官一眼，叹了口气，“看来皇帝真的是不行了，这四九城里此时恐怕已经是变天咯，若不是我按兵不动，恐怕也难逃干系啊。哎~”说着又叹了口气，说完扭头回去，随后便吩咐左右带兵回天津卫，自己带着几个随从进京求见慈禧太后。
而此时的京城，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早已经闹翻了天了，慈禧太后的势力稍稍稳定了局势，重新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临朝听政”，一早便开始着手全力抓捕维新派人士，这慈禧太后年轻的时候在深宫中一步步可谓惊心动魄，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才逐步走向权利的巅峰，这一辈子都是步步小心，谨小慎微，对于要害自己的人也向来是心狠手辣，此次维新派人士政变，虽然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但是却深深戳动了老佛爷敏感的神经。变法改革，只要不太过分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怎么闹都可以，可是想要政变，想要推翻自己，这可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违了，老佛爷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呢。首先就开始拿以四章京为首的维新党的一些骨干下手，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便被作为首领在菜市口当众被活剐了，身首异处，六人的首级被挂在城门楼子上示众。清朝的刑法中有剐首和斩首之分，虽然都是砍头，但是意义却是大不相同，斩首至少能给留个全尸，让苦主的家人可以将尸首带回家中，找皮匠将尸首缝好，至少能落个全尸，而这剐却要严重得多，这剐是将身首分离，头在一处，身子又在另一处，到死也落不到一个全尸。
这袁世凯进京面见太后，正巧遇上戊戌六君子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看到后，心底也是一惊，吓了一身子的冷汗。进宫觐见慈禧太后，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面对太后的训示也是谨慎应对，生怕哪句回答得不如老佛爷的意，在这节骨眼上，把自己的脑袋也给挂到了城门上。老佛爷见这袁世凯也是个可用之人，也便没有再追究，反而给了袁世凯赏赐。从紫禁城中出来，这秋高气爽得，袁宫保身上的衣服愣是湿透了，在外等候的随从见如此模样也是明白这个中事态的严重，“人生需步步谨慎，尤其官场、政治那更是步步惊心，稍有不慎便要落得身首异处，如若不是事前思前想后，恐怕这城门楼子上就要多一个姓袁的首级了。”袁世凯惊魂未定，对身边的随从说道。生逢乱世，人可能会有高尚与卑鄙之分，但是却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的分别，没有是不怕死的，为了生存，有的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违背良心、违背道义的事情，其实在能明哲保身的前提之下如果有选择的话，估计没有谁会选择去做历史罪人的。
就在六君子被处决的次日，天津港码头上，一名身着长衫马褂的老先生，嘴角留着一撮小胡子，头顶着一顶文明帽，手拿着一份《时报》，报纸的头条上赫然写着几个字“杨瑞、谭嗣同等人于正午十分在菜市口斩首……”，此人焦急得等着英国太古公司的客轮“重庆”号，待客船靠岸之后便匆匆得登上了客船。
这名先生带着自己的数位弟子，辗转上海、香港，通过各种关系，最后来到了日本神户。数月之后日本神户的街头便开始传开了，说是一位中国的维新党人手握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受光绪皇帝托付，主持营救大清朝光绪皇帝的相关事宜。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在国内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以张謇、詹天佑这些实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为首的一部分人企图通过实业、工程技术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逃亡国外之后，披着公知、革命家、大文豪的外衣，做着与自己所说背道而驰的事情。这部分逃亡海外的维新势力，极力鼓吹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维续实行维新改革，鼓吹在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下，让中国富强起来，借此在国外的华人圈子里掀起了一场保皇运动。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报纸、开办了学校，抨击慈禧太后的残酷统治以及当今朝政的腐败，宣传要动员大家齐心协力，来拯救光绪皇帝，由圣明的君主来推行维新救国。
康有为则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奔走，竟然想通过“借兵救国”，就是引进外国的军队。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蛊惑在国外不明真相的爱国华侨，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以自己身揣“衣带诏”为证据，鼓吹只有皇上最圣明，能够救中国。梁启超还专门写了篇《尊皇论》，配合自己的老师，来进一步得说名光绪皇帝的圣明，在文章中说是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圣君，因此，要保全中国，只有“尊皇”，能救中国的，只有皇帝。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潘秀山、陈逢石等在国外已经初具势力的侨商，创立了保商会，说是“保商即保国，保皇亦保国。”随后嫌这个保商会还不过体现出自己的意思，干脆就改成了“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康有为自封为会长，梁启超、潘秀山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性质、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有的时候越是表面上体现得大义凌然的人，做得事情就越是龌蹉、摆不上台面，说白了，都是为了一颗私心。
*衣带诏：藏在衣带间的秘密诏书。汉献帝时，曹操擅权，将篡夺帝位，献帝将秘密诏书缝在衣带里，托国舅董承带出宫外，后来这份秘密诏书辗转来到了刘备手中，成为刘备继承汉政权的政治依据，其实查无此事，全属坊间无稽之谈，这便是“衣带诏”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