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联：士农工商，下联：妖魔鬼怪。以下载自http://www.*****.com/?Article/Class18/201004/141634.html中国古代社会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这几类。最先出现这几个字汇的文献是《管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由此可以认为，士农工商的分类大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士农工商当中，士地位最高，商地位最低。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士大概就是德行不错的读书人和管理者，农大概就是咱们现在农民，工大概就是从事手工业的人，商大概就是商人了。缘何士的地位最高，而商的地位最低呢？好多人认为这是儒家腐朽思想所致，并以此为根据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最先在中国发生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大概就是认为儒家不是个好东西，士农工商也是糟粕，也是毒害中国人的。
我这里要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了。
“士农工商”字汇最早出现在《管子》书中，而《管子》一书并非儒家著作，非要说士农工商的排序是儒家所谓，大概有些牵强；且，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并非见得儒家有何“独尊”，儒家独尊，那也是几百年后汉武帝时期了，而“士农工商”排序的形成，也远远早于儒家独尊之后，因此，把士农工商的排序完全认定是儒家所谓，真是难于说服我。后世儒家推崇士农工商，那也应该不算是儒生们发明创造，也算是一种继承了，至于继承于谁？大概不能仅仅只说是儒家，可能诸子百家都有可能，或者继承的完全是两千多年之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习惯罢了。（本人才疏学浅，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士农工商是出自儒家之首的材料，如果有谁有，非常希望借我一看。）
“士农工商”的排序，在一两年前或许我会感觉确实非常贬低商人和工人，但是现在我有了一些不同的解读。
上文中我写到士农工商大概的解释。士作为德行不错的读书人，在古代社会理应社会地位比较高。古人重德行，更重视德才兼备的人，在重德的社会里，有德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好现象；如果在重视德行的古代社会有德者社会地位低下，这反倒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要生存，就必须要吃饭，而解决吃饭的不二途径，就是耕种或者捕获食物。“农”这个阶层，正好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也应该是一个理性社会对人类生存发展理性思考的结果；在这里，“农”必须要大于“工”和“商”，因为人类可以不要“工”生产的各种产品，也可以不要“商”从事交换得到产品，但是不能不要“农”生产的产品，否则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而“士”大于“农”的理由也在于，有德行的“士”从事适当的管理，可以使得农工商合理发展，没有理性管理的自由发展，势必会产生很多弊端，甚至严重者威胁人类的生存，而从人类整个的历史来看，从来就没有否定一个合理管理者的存在以及历史地位。
“工”排在第三，有些人认为“工”的地位不高，也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在这里不妄加评论了。如果“士”、“农”的社会地位得到肯定，那么“工”必定没有理由超越前两者而居最高。排在第三，高于“商”，这个排序似乎也只能这么排，否则，“工”的地位只能是最低了。
我们现在整个主流世界，都是商业在大力推动发展的。与此同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显得非常高。在美国，似乎在总统的背后，还有一个根本无法撼动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的国王就是大财阀，也就是所谓的巨商，控制美国乃至世界的，不仅仅是一些总统、首相，可能最根本的力量，就是这个隐藏的幕后的大商人。
在中国，商人的地位也是很高了。在拜金的社会里，谁有钱，社的社会地位就会高，而中国，似乎有两类人社会地位很高，除了“商”（做生意赚了大钱的人），还有“士”（姑且认为是社会管理者）。“商”的社会地位提高，在宋元之后就慢慢开始，但是到了现在，“商”的社会地位达到了空前；而“士”，确实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虽然这里“士”的内涵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说一点题外话，现在中国社会的腐败，大都是官商勾结，也就是“士”和“商”搅和在一起，“士农工商”这个链条首尾相接，“士”和“商”地位高了，很明显，“工”和“农”生活状况就会差一些，而现在整个社会的状况似乎就是这样。
站在人类长远发展的角度以及人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士农工商”的排序是正确，是古人大智慧的结晶（接受大家的砖头）。纵观整个世界，没有一个族群像中国古人那么负有责任心和长远眼光，既是现代社会最优秀的领导人也不见得有。在争名逐利的社会里，谁也不愿意去思考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欲望膨胀的时代，谁也不愿意静下心来反观欲望背后可怕的一面。似乎只有我们的先人，看透了这个世界，看透了人性，为了人类的发展，为了后代子孙延续的长久，为了社会和谐安康，把“工”和“商”排在最后，正是最智慧的决断。我们是要让自己的欲望带领自己尽快的走向毁灭，还是要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适当调整方向？有人预计，人类照这样发展很难度过本世纪，似乎不无道理。“工”和“商”，特别是“商”，似乎我们需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商排在最末尾，是最佳合理的选择。
我非常认同古人“士农工商”的排法，敬佩古人！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重农轻商”的理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多数的时间维系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才转变为社会的阻碍。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谈一谈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的原由和依据。
一、“士”这一阶层所代表的是读书人、文化人，读书识字并参与国家考核的称为“士子”。儒家将“士”列为第一阶层虽然有自抬身价的嫌疑，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儒士”几乎完全占有了知识份子阶层，其他阶层则基本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作为掌握知识和学问的唯一社会阶层，“士”成为第一阶层本身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作者和书友的普遍观点也是“吸引儒生、拉拢儒生、利用儒生、改造儒生”。
二、“农”凌驾于“工商”之上成为第二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广收诟病的一条，认为正是这一思想妨碍了工商的发展进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大环境，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才是历史的真实。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失去生存的大前提下，谈什么都是空洞和无用的。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作物品种原始，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低下，导致农作物单位产量低下，查一查历朝历代的农业数据，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或者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初期的亩产量和现在的亩产量也可以作为参考；2、单位农田面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工作量大——耕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加工（打谷、磨面）等等，劳动方式原始，基本依赖人力（少量使用畜力），对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需求高；3、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更为低下，旱灾、水灾、蝗灾对农业收成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4、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手段原始，丰年的余粮并不能长期积蓄起来以应对灾年的危机。
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存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谈呢？大灾之年，更是往往演变为动乱之年。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代表着农业人口可供养其他人口的比例和数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过度抢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速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许多并无实用价值的“淫巧之器”，出于中央之国“妄自尊大”的思想蓄意贬低，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结果这四个字的本意反而被遗忘掉了。
四、“商”成为了第四阶层，于是大家就以为儒家贬低商人，并将其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没有商业行为和社会产品的交换，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儒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将“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入到“士农工商”的行列中来。在“士农工商”以外，僧道尼、奴仆（尤其是太监）、盗贼、乞丐、娼妓、优伶、王八、吹鼓手（乐师）等等，才是儒家真正鄙视和反对，并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僧道尼、太监之流除外，因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往往受到帝王的重视，儒家只能偶尔地打击一下，多数时间只能以清高的鄙视和不屑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明清年代常常将犯了重罪的家族贬为贱民，改为贱性，只允许从事上述的一些贱业作为处罚，即可见一斑。
儒家的划分依据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事生产活动并产出实际的社会产品的地位高，任何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产出的地位低（当然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儒生士子等占据了统治阶层的是除外的）——他们的存在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供养，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是有其先进性和必然性的。
商业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产出任何社会产品，然而于社会又是必需的，所以儒家将“商”摆在了最后的一个社会必需阶层地位。一方面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发展。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商”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商”的发展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1、商业流通的基础是运输，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商业运输的成本是相当高的。陆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人吃马嚼，速度又慢，消耗巨大，更不要说越过复杂地理环境的运输了——以生活必须的盐为例，江苏（淮盐）和广东（粤盐）均有很高的产量，但是内地（两湖、河南）所用的基本是淮盐，粤盐则受阻于南岭。内河水运是古代唯一可以实现廉价大量运输的运输方式，古代的中心城市莫不临水而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水运也存在水道，自然气候和水情等制约因素。
至于说到海运，我认为几乎可以暂时忽略，航海技术到明清时代才算基本成熟，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没有现代的天气和海情预报、船只抵御风险的能力又低的条件下，航海的风险比内河水运大得太多，一旦将风险成本加到运输成本中，只会比陆路运输和内河水运高得多。航海贸易的商品只可能限制于和异国交换双方特有的高利润率商品，国内的普通商品交易是没有商家会选择采用海运的。
PS：航海技术到明清才基本成熟是个人意见，可能有误：虽然三国时代跨越了台湾海峡，宋代远航到了南洋诸岛，但是实践的成功离技术成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2、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必然会与农业和手工业争夺劳动力资源，导致农业和手工业产出的减少，危及社会稳定的基石，前文已经谈论过，在此就不再过多论述了。
3、商品交易的目的是获利，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问题之前，任何达不到足够的利润要求的商品都不可能实现社会化大流通。基于此原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基本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往往局限于狭小的区域面积，商业发展的空间小，而能够发展壮大实现全国性流通的商人，所经营的往往是“奢侈消费品”和特殊商品（如盐商）。这样的商业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实质性进步，所以儒家限制其发展并没有太大的错误。
以“明”一书的新产品为例，四轮马车、取暖设备作为奢侈品，加价的空间高，以北平为生产基地流通全国是非常可能的，当然消费群体只会限于富豪家庭；但是象引水灌溉用的水车、精钢打造的好工具，由于面向劳动生产阶层，那就必须考虑在增加了高昂的运输成本和商业利润后的价格，相比工具所能够产生的生产效益，是否比当地原有的生产工具还存在较大的优越性，是否存在流通全国的可能。另外，似乎还忽略了如水车、马车、取暖系统等复杂工业产品的维护问题和相应成本。
以“新宋”中石学士的先进纺织机为例，采用先进纺织机大量生产棉布并行销全国不是好的想法，因为运输成本会抵消高生产率和集约化生产带来的低成本，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棉花生产可不像丝那样太受地域的限制，丝绸之所以成为奢侈品就是因为受限于地、产量不高，再加上高昂的运输成本；倒是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到各个原料基地推销先进纺织机，由当地人自行组织棉布生产企业来得现实一些：产品制造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赚的就是技术转让费，即使价格比较高，但从棉布生产可预期的利润来看还是能够接受的。
4、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商业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在于促进了社会化分工合作的细化深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资源（包括人力、原材料、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等等）的优化整合，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功效。
深化社会分工，形成社会性的资源优化必须依赖商业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然而在长期的历史环境下，由于运输条件和运输能力的限制，商业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给商业运输带来困难的因素有很多，譬如连绵雨水导致道路泥泞难行，山洪和泥石流冲毁道路桥梁，冬季冰雪使商路断绝，河水湍急、风浪过大、冬季冰封使航船停运，这些还只是短期的或可预见性的障碍；若是遇到大灾，如黄河溃决造成千里黄泛区，遇到兵祸或割据势力实行物资禁运，造成影响的时间和规模就更大了。假使工商业的发达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化分工，任何一个环节的生产链断掉都将引起连锁反应，结果就演变成社会性的大灾难了。原材料生产基地的原料无法输出导致工业生产的停顿，工业生产的停顿导致生产工具的欠缺，生产工具的欠缺导致依赖生产工具的农业和生活必需品生产减产，粮食减产导致非粮食生产区的饥荒，饥荒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生产链的瓦解。
再举一个“曲线救国”书中的反例，李富贵告诉他的手下不必担心工商业发展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给出了向苏南、浙江粮食产区输入粮食的解决方案。那么一旦富贵军割据苏北和安徽，只要邻近的粮食产区实施粮食禁运，富贵军必将陷入绝境——河南、山东因黄河溃决不会有什么余粮，安徽江西（包括太平天国天京控制的地区）因长期战乱本身就是缺粮区，唯一的对象就只有武力征服浙江和两湖产粮区了，即使能够在战场上战胜敌人，但是万一对手给你来一手坚壁清野、玉石俱焚，我恐怕富贵军和其支持者就只有“饿着肚子数银子”了。至于说去求他的洋人朋友从海外输入粮食，一是富贵军能不能支撑到那个时候，二是输入的数量能不能满足要求（还要考虑富贵军控制区和占领区普通百姓的需求，若不考虑则民心尽失、狼烟四起），三是加上运输成本后的价格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还有就是李的洋人朋友实实在在卡住了富贵军的咽喉后会不会升级为洋人主子、洋人老子的问题。
所以说，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商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危害社会稳定的一面。让商业在依附于农工发展的基础上缓步前进才是正确的选择，盲目的扶植商业、发展商业实际上是“拔苗助长”，久后必遭其害。儒家将“商”置于第四位，既依赖又限制的态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是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