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在群众的不满和领导班子的迷惘中渡过的。
由于1万具产品的问题，使领导班子的威信急速下降。由于承包后的管理不善，又加深了干群之间的对立情绪。那些曾经被免职的人和袁近午搞在一起，四处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这期间田左錜逐渐露出了他本来面目。由于他一直在操纵着原来曾当过校长的技校，黎蔚然坚持把技校校长给更换了，这触及到了他的个人利益，于是经常能听到他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并在群众中讲的一些风凉话。只是碍于他当时的权力太小，所以还暂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
在这一年里，领导班子成员有了比较大的变动，先是提副总兼计划处处长肖建新担任副厂长，袁近午被免职，华洁被调走。黄龙海还提议调自己老厂计划处处长孟海泉和财务副总牛慎分别担任副厂长和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当时黎蔚然想，是不是黄龙海认为现在这几个助手都不可靠，所以才不敢放手干，如果从他的老厂调两个熟悉的人来兴许他会大胆干事，这样也许对工厂有好处。所以在黎蔚然的上下周旋下，孟海泉、牛慎二人调入。当时分工由肖建新负责经营，孟海泉负责分管财务、销售和三产。
在这一年，黄龙海始终被五件事所纠缠着。
第一件事是1万具产品被骗问题。为此事工厂先后派出无数次的人员出差去HB，但始终没有敢动法律武器保卫自己。记得事件不久，有一次职代会的团组长会上，大家就此事提的意见较多，但都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办法。当时，黎蔚然建议是否先起诉到法院，并请求资产保全，不管将来官司打的怎么样，先不要让这些东西给散失掉。可气的是，这个意见并未引起重视，直至此后不久1万具产品的大部分被对方法院以另一桩案子的问题强行拍卖。此后，案件自始至终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渠道伸张工厂自己的权利，只是异想天开的以托关系、找熟人的办法解决，最终不了了之，国家上百万财产化为乌有。1万具产品事件，虽然黎蔚然没有直接参与过此事的处理，顶多也是听听会上通报，但对当事人高舞云并没有受到处罚有看法，而且在他以及其他领导的一再提议下要罢免其人，可五年多的时间免不掉一个给工厂造成巨大损失的干部，实在是一桩笑话且又是5727厂无法解开的一个迷。
第二件事是争取国家经贸委“双加”项目。在黄龙海的头脑里，他始终认为这个厂除非有天上掉“陷饼”的好事才能翻身，否则小打小闹的搞不出什么名堂。这天上掉“陷饼”就是指上级给项目，他把宝都压在这上边去了。肖建新担任副厂长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跑“双加”项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取，项目经国家经贸委批准执行。应该说这件事是黄龙海来厂后唯一的一次努力办完的事，但此事并没有办成，原因是由于地方银行不给贷款承诺，只好留下一个大大遗憾，也成为黄龙海今后不抓工作的一种托词。
第三件事是与中州省的一个姓徐的人要合资搞汽车排气筒的项目。此事黎蔚然没有参与过，但通过几次通报和工厂所提出的看情况，黄龙海是下了血本了。详细情况不了解，仅姓徐的人借工厂的奥迪车就长达半年之久。给黎蔚然的印象这就是一个骗局，上这个项目根本就没有什么方案，甚至没有过一张图纸。差旅费不知道花了多少，最后也是一件不了了之的事。
第四件事是袁近午在任期间与中州省证券公司的债券问题。凭心而论，这件事黄龙海处理的还可以，甚至动用班子成员轮流去协调，但最终欠债还钱的铁的原则无法逾越，直至以后几年都在为此事东奔西跑而无济于事，造成工厂与美国一家合资的公司的股权被强行拍卖。
第五件事是合资公司的产品销售权问题也成了全厂职工关注的焦点。当时外方提出要包销公司产品。黎蔚然与郑峰山、肖建新虽然是合资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内部事务过问的不多，基本上由黄龙海直接过问公司事务。在1996年上半年的董事会前，黄龙海建议采纳外方意见并讲了许多由外方包销的好处，其中最大好处是产品销售价格并不低。当时大家认为，“宁让利润，不让市场”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厂长主张出让，并且中方还不吃亏，所以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事情过后职工中传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有黄龙海的大儿子，作为外方代表来工厂验收产品的事情。开始黎蔚然还以为是谣传，后来风声大了，作为班子成员总免不了担心。于是前去黄龙海家问此事。黄龙海承认有此事，黎蔚然明确对他讲“此事欠妥，对你的工作影响很大”。当时考虑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其认为自己在监督他，黎蔚然婉转地建议：“是否给外方讲一下，不要让孩子到厂里来，能否让去外方的广州分部工作”。当时黄龙海表态立刻让儿子写辞职报告。事隔不久，黎蔚然听合资公司的人讲黄龙海的儿子确实不来厂里了，但同时又听说有人出差去外方广州分部见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