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年9月2日，即道光十七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祖籍河北沧州南皮，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张之洞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颇有学识。
张之洞与曾志鸿、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张之洞没有曾志鸿那样走红，没有左宗棠那样牛气，也没有李鸿章那样位高权重。但令人称奇的是，在政局动荡、国势颓废、人心背离的晚清，他竟然一生都在升官，一生都没有被贬，甚至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并最终成为慈禧临终的托孤重臣。
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
资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评论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无产阶级革命家******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清朝道光年间，河北省南皮县举行秀才考试，不少书生都去赶考，才够十岁的张之洞也去了。
张之洞来到考场后，主考大人见他是个十几岁的毛孩子，有点看不起，指着他说：“你这个孩子几岁啦？来这里干什么呢？”张之洞一听说他是“孩子”，很不高兴，抬脸挺胸说：“我是来应考的儒童，不是与别人比年岁的孩子！”考试大人见张之洞眼里有神，说话干脆，话里有话，又说：“既是来应考的，我先给你出个上联，你要能对上，就准许你应考，要对不上早点走开，这里不是孩子玩的地方！”张之洞一听又说他是“孩子”，脸一沉说：“我对不上就自动离开，我要对上了，请老大人不要以貌取人！”主考大人被张之洞的小嘴说住了，想了想说：“南皮县童子十岁.。”张之洞听了不加思索地说：“北京城皇上万岁。”
主考大人见张之洞出口成章，内心佩服，又说：“小顽童内藏春色。”张之洞答道：“老大人明察秋毫。”张之洞对答如流，主考大人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孩子了，经过考试张之洞中了秀才。
13岁以前，张之洞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同治二年(1863年)，他参加殿试对策。当时，他掘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很得阅卷官赏识，欲点他为状元，后因慈僖干预，得了个第三名，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
南皮县城东三十公里的宣惠河畔，有一座建筑宏伟的焦山寺。
一日，南皮潞灌村的举人潘震乙游寺，主持殷勤上茶招待，并向潘举人求联，潘举人盛情难却，扫一眼大殿内供着的如来、老子、孔子像，大笔一挥写道：“三教同归浑天理，一尘不染去尘缘”，主持和尚连夸写得好，非让潘举人再撰一联，潘举人一时江郎才尽，望着孔圣人的像沉思，这一瞅一思潘举人生气起来，为啥？原来如来佛像居中，上悬“佛光普照”，老子像居左，上悬“紫虚真气”，孔子像居右，上悬“圣集大成”，潘举人想，儒家思想乃治国根本，孔子才是真圣人，这浑和尚却将孔圣人摆在末席，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潘举人便有了一联，想替孔子讨个说法，这联写的是“道自高者品自尊，谚语首称的是持平公论；德之邵世气弥下，位居末座庶乎曲体圣心”，写完将笔一扔。那和尚看完眼珠子乱翻，脸上乌云密布，扔下潘举人自回禅房。
潘举人揣着一肚子怒气回家，给同年张之洞写了一封信，尽告留联一事，此时张之洞已经擢升湖广总督，位高权重，他接到信后对潘举人表示赞赏，并复信潘举人，说不日乘进京之便亲临焦山寺察看。
是年底，张之洞进京奏湖北新政事，事毕归乡省亲，第二日就赶到焦山寺，来到三圣殿，果见孔子位居末座，殿内只悬挂有潘举人的第一幅对联，就装作不知，问主持和尚，“这联写得好，是谁的大手笔？”和尚忙回：“是潞灌潘举人亲题。”说完又对张之洞说，“张大人乃当今名士，才倾朝野，贫僧钦敬，烦大人也留下墨宝一副，以使寒寺生辉。”张之洞想，这臭和尚不过是想借自己之名望赚些骗财资本，真是可恨，真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于是就没有推辞，吩咐和尚笔墨伺候，张之洞深情地望一眼孔子，提笔悬腕，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治天下须用诗书，若论一经道德四本慈悲，因当时立言救世偶分宗派；最上乘莫若忠孝，便作羽士摄生桑门受戒，较流俗忘身狥利益判贤愚”，这副对联充分肯定了孔子儒家的显赫位置，同时对主持和尚进行了嘲讽，“狥”与“循”通用，张之洞故意将“循”改为“狥”，初看似“狗”，其用意不言而喻。
主持和尚得此联，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慑于张之洞的威望，不得不高悬大殿。
张之洞常年宫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这位布政使所为符合清代官场礼仪的。
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张之洞的《劝学篇·序》原文如下: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