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来人并不是他人，而是有袁世凯首席谋士之称的徐世昌。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河南卫辉府人士，生于咸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855年。二十四岁时在准宁县知事处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后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徐世光兄弟赴应天府应乡试同时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编修。而后袁世凯小站练兵，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
徐世昌佐理袁幕期间，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而且其翰林出身，在一群小站将领中间颇受敬重，皆称之为师。并且徐世昌在小站期间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帮助小站新军规范了操典操略，统筹了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在当时乃至于现在其在北洋一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袁世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光绪三十二年为东三省总督，署理东北事务。邱镡回国之时，徐世昌刚刚重新出山为国务卿，外人皆称呼他为“徐相国”。
邱镡恭敬地为徐世昌泡好茶端到面前说道：“菊人先生，请看茶！”
“项城，有何感觉？”徐世昌喝了口茶后朝着袁世凯说道，“我记得甲午年，我还在翰林院任编修，你从朝鲜仓皇回来在我住处，满腹悲怆，曾有言‘若有他时，必雪朝鲜之耻’，那是的袁项城也是一心为国而舍身的豪杰。而后，你上书朝廷言道‘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这才有了后来的小站练兵啊！”
袁世凯听后不发一语，缓了片刻后说道：“菊人兄，甲午战败之时，你又不是如我一般？你当年联合一班翰林弹劾李中堂，而后康梁维新，你也加入其中。可是菊人兄，当年戊戌之变时，你却对言道‘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恐怕也从那时起，朝鲜的袁项城已不在了，而翰林徐菊人也消失了，而留下的只是两个权衡利弊的政客。”
“哈哈，今听项城之言，痛快啊！来，你我以茶代酒，饮了此杯！”听完袁世凯的话语，徐世昌举起茶杯向袁世凯邀约到，而坐在一旁的邱镡只是傻愣愣的看着两个加起来都一百多岁的老人家在这里自黑，只觉得满头黑线密布。
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自黑完后，悠悠的自言道：“当年，朝鲜甲申兵变后，朝中对我颇多攻讦，日方更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中堂会商，期间伊藤博文屡次要求李中堂严办于我，可最后中堂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此事方了。而后，在朝鲜、在辽东、在小站、在山东，诸多事情若非中堂暗中庇护，恐也无今日之袁项城也！”
“项城，今日对李中堂可还有怨愤之心？”徐世昌听完袁世凯自述于是问道。
袁世凯喝了口茶，并没有回复徐世昌而是想着邱镡问道：“云济，你可知今日南北分离从何时而来？”
“老师何出此言？自那所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先生及一干革命党人皆流亡海外，今日南北无有割据之势啊！”邱镡回道。
徐世昌听后摇了摇头说道：“云济，只看到表面，却没看到深处。项城所言南北分离，不是裂土分疆，而是政治向左。云济，可愿听我一述？”
“还请菊人先生赐教！”邱镡恭敬说道。
徐世昌缓口说道：“前清辛酉政变（注：1861年）后，西太后和恭亲王把持朝政，开始洋务，于是设立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下分设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洋务和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大臣管理南方洋务。
同治四年（注：1866年），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而后又改为“南洋通商大臣”，先有江苏巡抚兼任，后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地也由上海移至江宁（注：南京），这是‘南洋’的由来。
同治九年（注：1870年），裁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后，原分属于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的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工业等事宜均归直隶总督，并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而当年李中堂便是这直隶总督，因此也便成了这首任的‘北洋大臣’。这便是我‘北洋’的由来。
本来两者职级相当，只是分别署理南北洋务事宜，只是直隶总督本就为天下第一督，清廷又命李中堂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与各国斡旋外交，因此在朝中渐渐压过南洋。起初，曾文正公督南洋，曾文正公去后何璟、张树声、李宗羲先后都督两江，因皆于李中堂交好，南北洋相安无事，直至刘坤一、张之洞先后都督两江，因与李中堂政见不睦，南北洋形势便愈发胶着。
甲午之时，我北洋苦战倭人，朝野内外多次提议南洋应速派兵北上共御倭寇，可南洋方面屡次推诿，致使我北洋水师全没。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后，南洋诸公加之朝野皆归罪于李中堂，言必称‘卖国’，可是若当时南洋诸公抛弃成见，共赴国难，以南洋水师之兵力巡弋倭国海域，甲午之战结局尚未可知。自此之后，我北洋与南洋便势成水火到如今。”
“两位老师，现今南北分离，归根结底还是南北之争？”邱镡听完之后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
其实历史上民国建立初期，一切平稳，可是‘宋案’之后的二次革命却打破了这种局面，邱镡前世在书中也看过国内外对于民国初年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关于‘宋案’，后世有部分评论文章也有说法“可能某后凶手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
再看看发动二次革命的可以说是南方的革命党人，可是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南洋新军，所以二次革命之后乃至于其后发生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都是南洋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对抗。只不过前清先是李鸿章对刘坤一、左宗棠；而后是袁世凯对张之洞，而到了民国则先是北洋政府对抗南方反对派；而后是国民政府与各地军阀的争斗，说白了，南北洋的争斗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军政之后才算结束。
“云济所言，也不尽然！”袁世凯听了邱镡的问话后说道，“除了南北洋之争，背后则是列强之争！你云济在西北虽只有一年半载，可是借助美国人之手，快速发展，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帮你，我想道理你很清楚！”
邱镡听后点了点头，这时就听袁世凯对着徐世昌说道：“菊人兄，可否在屋外稍待片刻？”
徐世昌听后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起身离去，待徐世昌将屋门紧闭袁世凯继续开口说道：“云济，今日你我相谈，不为其他，只为北洋！”
“当年庚子国变后，李中堂奉命与列国斡旋，而后签订和约，中堂卖国之名更甚。和约签订后，十月下旬我自山东来到京城，在那贤良寺内，如今日一般，只李中堂与我二人，你可知李中堂对我何说？”
邱镡摇头道：“学生不知！”袁世凯听后说道：“当时李中堂已是弥留之际，我与中堂交谈时间并不长久。中堂只对我说‘项城，你乃国之干才，今虽也为封疆大吏，督抚一方，但你性格尚不稳，磨炼亦不足。而后朝野行事、用人观人当思之再三，为官忍辱为要，个人荣辱不必过多计较，以国事为重。我当了一辈子这朝廷的裱糊匠，只可惜到头来全是一场空。汝莫要效我，若这清廷不可守，你自当有新谋划，这北洋上下我就交给你了！’”
听完袁世凯的诉说，邱镡很是震惊，这是历史书中不可能记载的事情，没想到李鸿章临死之前却有托付北洋之事，要知道在后世人史学家的眼中，李鸿章的北洋和袁世凯的北洋不是一回事，但是真是这样吗？
要知道李鸿章的北洋脱胎于他所创立的“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班底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皆出自淮军之中，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而当时学堂中任教的除了李鸿章延请的西洋教官，其他人等皆是淮军将领，包括袁世凯自己也有很深的淮军烙印，其起家于淮军吴长庆处，而其叔祖袁甲三、养父袁保庆皆与淮军上下有同袍之情，由此便可知道袁世凯的北洋与李鸿章的北洋到底是不是传承了。
